怀特海谈话录 精装

一代哲学大家以谈话的方式，娓娓讲述自古希腊以来的人类文明。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理论家，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和哈佛大学。他对20世纪的哲学、科学思想影响巨大。
自1932年起，《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卢西恩·普赖斯，把怀特海的谈话记录下来，形成这本包含四十三节谈话的谈话录。在轻松的交谈中，怀特海就哲学、文学、历史等议题发表了很多睿智的见解。
怀特海兴趣广泛、风趣幽默、思想充满了活力。他对日常事件总有新颖的想法，更大的聚会则引发了他思想的更多方面，揭示了他个性的更多方面。与他以往的学术著作不同，本书中大多数话题是新颖的，在他的书中并不多见。而且普通读者在他著作中感到难以理解的那些抽象观念，出现在随意的谈话中，就变得相当容易理解。
本书对理解20世纪的思想史，理解怀特海，具有重要意义。 这不是一部高头讲章， 而是哲学家与朋友的随意交谈。它犹如一缕亲切的阳光射入读者的心灵，使人恍然大悟：原来高深的哲思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
怀特海希望能让人明白这一认识：人面临着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选择、令人激动的实验的转机、一望无垠的远景。只要我们不断尝试，只要我们维持着这种进步的可能性，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就是鲜活的。
思想停滞是人类易犯的错误。仅把此书推荐给那些内心充满恐惧和不确定感的人，推荐给那些为了安全而放弃冒险的人。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即使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仍然觉得人生是一段漫长而激动人心的旅程。怀特海说：“思想的活力在于冒险，这是我一辈子一直都在说的话。”从剑桥到哈佛，他的思想的冒险从未停歇。　

相关评论：
我认为，对于所有与他有过接触的、有才干的青年人来说，他的启迪是非常实在的，且具有持续的感染力，正如他对我的启迪和感染力一样。
——﹝英﹞伯特兰·罗素 英国哲学家  
   
我之所以在20世纪的所有著作家和思想家中唯独选择怀特海，主要是因为他最接近于提供出一种综合性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是世界克服这个世纪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所普遍需要的。
——﹝美﹞小约翰·柯布 过程哲学家，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讲述怀特海其人，讲述一个兴趣广泛、谈话总显睿智、时而妙语连珠的怀特海，普赖斯先生此书，则无疑是大手笔！
——﹝英﹞大卫·罗斯爵士 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

怀特海是当代英美第一大哲，他的思想贯穿了科学、哲学与宗教，不仅博大圆融，而且迭创新境。
——傅佩荣

 

卢西恩•普赖斯（Lucien Price，1883-1964），190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波士顿环球报》记者、作家。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1861年生于英国，1884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10年以前在剑桥期间，一直是数学讲师。1911-1924年任教于伦敦大学。1924年受聘于哈佛大学哲学系。主要著作包括：《科学与近代世界》《教育的目的》《过程与实在》《观念的冒险》等。怀特海于1947年去世，享年86岁。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怀特海家的晚间聚会是个传奇。来的人中不仅有年轻的哈佛大学学生，还有一系列文化名人。卢西恩·普赖斯从1932年起，开始几乎一字不差地把聚会的谈话记录下来，一直持续到1947年。经怀特海阅读并授权，普赖斯将各次谈话结集成书，即为《怀特海谈话录》。
谈话涉及哲学、宗教、科学、政治、教育、文学、艺术、道德等议题，时空往返于怀特海的故土和异国，如肯特郡、伦敦、剑桥、哈佛等。这些对话录，由浅入深，引人入胜，仿佛一位世纪哲人娓娓道来，向我们讲述三千年来激发人类智慧的最伟大的思想。
本书不仅生动呈现了怀特海在四十三次谈话的现场画面，还融合了《柏拉图对话集》、包斯威尔《约翰逊传》，甚至霍姆斯的名作《早餐桌上的独裁者》的风味，被誉为“可与《歌德谈话录》媲美”。

1 前言　　
19 四十三节对话　　
394 收场白　　
395 怀特海著作一览　　
397 索引　　
434 译后记　

第二十八节（节选）
我们谈到了《观念的冒险》中的那一页，其中有个醒目的句子似乎与这一神秘有关：外部经验影响身体、脊柱和大脑，与外部经验再被表达出来，这两个时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句子是这样的：
过程本身便是实际。
我把这句话引用给他听，并说：“人们曾告诉我，外部经验一旦进入他们的头脑，就不会出来了。我自认为是懂这意思的；至少我知道，这对于我是什么意思。但你可否谈谈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
“哲学家花了很长的时间，事实上是数个世纪，才超越了静态物质观，”他说，“有些物质，比如水或火，人们可看到它们迅速变化；其他一些物质，比如岩石，却看起来是不变的。我们现在知道，一片花岗石是一块活动剧烈的物质，它以惊人的速度在变化着；然而在我们确实明白这一点以前，岩石照我们看来却是不具备生命的，或具备的生命很少，即便它看起来是永恒不变的。但是，由于周遭显然有许多精神存在，古代的哲学家就认为那是从外部来的。宇宙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似乎存在着分界线。但根据我们现在所知，无限大与无限小之间是不存在分界线的。时间的因素也影响它。我们人的身体日日变化；它们的有些外貌虽没有变，但变化是不断的，且有时是可见的。星座似乎根本没变化，虽然我们知道它们在变化，正如我们知道星云变成了现在的形式，而且还将变成另一种形式。这种变化是一分钟内发生的，抑或是数十亿年内发生的，这仅仅是人类测量的问题。变化这一事实，并不因为我们作为人类使用我们所具有的测量标准而 受影响。反倒是我们的测量标准，会因为我们自己生命的有限性而必然受到影响。我们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存在于此，我们必须在这些条件内发挥作用；这些条件，除非我们有所警惕，否则都会给我们的判断染上色彩。……我旁边的这张小桌子，”他用手指敲打它，“就处于变化的过程中。如果把它封闭在某处一万年然后回头去看它，那变化可能会如此之大，乃至你几乎不知道它曾经是一张桌子；尽管如此，导致那一如此明显变化的过程，当前就正在它内部发生，尽管因为人的各种目的，它仍是你上次来这儿时的那同一张桌子，也是我看了大约 40 年的那同一张桌子。变化是持续不断的，无论我们用分钟还是千年来测量它；我们自己也是变化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变化的诸过程， 我们才得以在宇宙的某一角落生存下来，因此我们并无理由认为，我们难以想象的其他类型的存在就没有在宇宙别的地方产生出来。那些其他类型的生命，照我们看来，其与我们之不同，难以超过我们目前所知的我们与我们祖先之不同。离我们更近的祖先会同我们很相似；然而，当你的祖先离你越来越远，他们就会是些我不相信你竟然会喜欢的生物。”（他一直在用简单的语言对我们说，我们的判断受到时空的严格限制，然而实际物是超然时空之外的。变化即过程，它本身就是实际。）

第二十九节（节选）
话题转向了英国和俄国小说家的对比。
“总的说来，”怀特海说，“小说似乎还是俄国人写得最好——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在那些人的笔下，社会面面都被 呈现出来了——家庭、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以及人格间、思想间的冲突。除了这些以外，其余的小说主要关心的是某时某地风行的社会习惯。这常常使得小说被限制为二流的艺术形式，没有跃升到伟大的希腊悲剧的那些宏大的普世主题。然而，你是否注意到，很多二流的艺术作品居然享有长久的生命，流传下来了——它们本不该像那些更优秀的作品那样享此荣幸——仅仅是因为它们体现了某个持续流行的主题？确实，一个广受欢迎的主题可能是个好主题，然而，若要流传，则必须吸引大量的人。”
“我们的世界多想知道，我们所熟知的 33 个希腊悲剧，是否就是三个伟大的悲剧诗人所写的 319 个悲剧中最优秀的。”我说，“吉尔伯特·默雷认为，流传下来的可能就是最好的。然而，如果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评判一部小说，那么我想读的那部作品（如果我想得到一幅关于 19 世纪中叶英国中产阶级的风情画），就是一位女士写的，它的名字是《米德尔马契》。”
“我要告诉你另一个小说家，”他说，“我认为他即便不是更接近也算是很接近现实的。那就是安东尼·特罗洛普 。”
“亲爱的，那只是对于你以及你的牧师家庭来说是如此。”他的妻子道，给他做了个滑稽的鬼脸，语气尽可能地甜。“我并不否认，”她顽皮地补充道，“他的描述很接近现实。”
“对话如何啊？”我问道，“书上的或舞台上的对话，有多少是接近人们实际上所说的呀？”
“哈！”怀特海夫人高声叫道，“我们又回来了，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
“那是‘奏鸣曲形式’——各种主题的反复。……实际生活中的对话，除非做一些加工润饰，否则鲜能照搬上书——通常相当少。它必须听起来像是人们在说话，然而，如果你一字一句地照搬他们的谈话， 你会发现它似乎不像它所应该的那样接近生活。”
“艺术，”怀特海走过来助我们将话题进行下去，“是把模式施加于经验，我们的审美快感则是对该模式的承认。人们的错误在于把语言当做了实体。语言的力量，以及它们的意义，取决于情感的联系和历史的含义，它们的大部分效果来自它们所在的整个作品的影响。脱离了上下文，它们就会被歪曲。我就曾为此烦恼不已：有的作者引用我 文章中的某一句子，或则脱离其上下文，或则与一些不协调的事物并列，歪曲了我的原意，或则与原意全然相悖。”
“那会是职业的哲学家可能干的事吗？”
“我不太看好作为一个阶层的哲学家，”他说，“人们理解为数不多 的第一流哲学家时，须结合他们生活于其中、思考于其中的那个时代， 而这，恰好就是人们没干的事。一个声名卓著影响巨大的哲学家，并非是在真空里思考。甚至他最抽象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所知的或未知的东西的限制。诸如：他周围的社会习惯是什么，人们的情感反应是什么，被人们视为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宗教和治国的主导思想是什么？比如说，笛卡尔就是个相对简单的人。我认为他忘记了 17 世纪。”
“我在此读本科时，那些教授笛卡尔的老师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教授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时也是这么做的。”
“亚里士多德更好地解释了我的观点，”怀特海说，“他建立了现代科学。他把观察到的现象划分成若干类，他认为那一划分是全部真理，但后来经证明，即便是真理，也不过是半真理。亚里士多德对种属的 划分在这个意义上是真实的：我们知道一只狗不同于狒狒，而且两者 都不同于人；然而，你和我，以及狗和狒狒，都来自活体物质的微细 颗粒，它们数百万年前或数十亿年前源自于海洋边缘和陆地的某个地方。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有了科学，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就正是我们该做的。在科学中，你必须有秩序，为此你必须挑选某些秩序来观察。然而，对待科学就像对待哲学一样，若不研究相关课题与它周围生活 的关系，就不会懂得该课题。我们本可能在阿基米德时代就迎来工业时代。工业时代所有必要的东西当时人们都知道了，唯一缺少的就是茶和咖啡。那一事实如此地影响了人们的习惯，乃至工业时代只好又 等了数个世纪，直到苏格兰的人们观察到他们的烧水壶在冒气，因而发明了蒸汽机。”
“有一个对自己的环境提出了社会学解读的哲学家，”他继续说， “那是西方至今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智者。那就是柏拉图。他以对话的形式写作，也就是说，写的是几个人的交谈。你听到了他们不同的观点，知道他们是何种人物，他们的思维受到了周围何种社会习惯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城邦、工业、经济制度、家庭生活，以及传统的风俗习惯。 我刚才说过，语言不能有把握地被视为脱离其语境的实体或思想。语言只有在文章上下文的发展中才能展现它们真正的意义。这正如星星之美不仅仅在于它的颜色和亮度，也在于它那广阔无垠的宏伟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