禳灾与救劫——宝卷叙述的人类学研究 精装

读者对象：中国社会史研究者，人类学研究者，中国民间宗教史研究者
宣传语：禳灾祈福——宝卷的主要功能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广泛阅读宝卷文献的基础上，对无锡、靖江、张掖、酒泉存在的宣卷做会活动进行田野考察，结合田野作业，从禳灾救劫与天书传统，禳灾的诗学特征、藏卷、抄卷动机、宝卷仪式的神圣场域，功德修炼与苦修救助，宣卷禳灾与社会秩序守阈六个方面深入分析回答在“如此广阔的地域，民间编创、抄写、刊印、宣讲、收藏如此卷帙浩繁的宝卷，其社会功能和群体动力是什么？”的问题。以文学禳灾功能切入，以文化大传统中的问题为导向，在材料使用上打破了文学、文献、神话、宗教等学科界限，有利于贯通口语文化与书写文化，寻找叙述传统背后的动力机制，这对探讨民间信仰的观念渊源和驱动力，促进本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李永平，陕西彬县人，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波士顿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陕西关陇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有俗文学、文学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近年来在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禳灾救劫与天书传统：宝卷文类的人类学解读
一、创世神话与民间“神谕”叙述
二、“佛头”与早期文化传统中的“萨满”
三、禳灾度厄与《香山宝卷》：“神授”与禳解传统
第二章 禳灾叙述的神话观念与文类传统
一、宝卷做会禳灾的神话观念
二、神圣言说与宝卷的禳灾文类
三、沟通天人的神圣言说与七言禳灾传统
第三章 宝卷信仰中的禳灾叙述结构
一、修炼飞升与度脱成仙叙述结构
二、游离冥府与审判：镇魂、超幽与洗冤叙述模式
三、“大闹”与“伏魔”：《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的禳灾结构
第四章 斋供、斋醮仪式与天时—人事禳灾
一、“天时”、循环时间与禳灾仪式
二、“人事”禳灾：庚申会、明路会、破血湖仪式
三、宝卷做会中的“度关”“安宅”与“荐亡”
第五章 禳灾与救劫：宝卷仪式叙述与神圣场域
一、仪式的功能理论
二、禳灾与救劫：宝卷宣卷仪式
三、藏卷、宣卷仪式之神圣空间
第六章 功德修炼与苦修救助：宣卷禳灾与社会秩序守阈
一、宣卷、抄卷、助刻：祈愿、分享与修炼救助仪式
二、宗教的循环时间与修身归正的秩序守阈
三、记忆共同体、宝卷的功德信仰与集体禳灾仪式
参考文献
后记

试读：


 

宝卷是什么？
宝卷是中古以后受佛教俗讲影响，历经宋代谈经、说参请、说诨、讲史等文类形式，融汇了话本小说、诸宫调、道教科仪、戏曲等成果的文化文本，是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明清以来，宝卷流行于甘肃河西、洮岷地区，青海河湟谷地，陕西北部，山西介休，江苏常熟、靖江等吴方言区。部分地区的宝卷先后被确定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归入“民间文学”和“曲艺”之中。
早期收藏研究宝卷的学者，以文学史家居多。早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郑振铎二位先生在歌谣运动的背景中，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对他们收藏的宝卷进行了整理研究，并将其成果公诸于世。郑振铎先生认为宝卷是“讲唱文学”。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第7章“巨著的发现”中，他首次把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民间戏曲等列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在第8章“ 中国文学的整理”中，他称佛曲、弹词、鼓词“不类小说，亦不类剧本，乃有似于印度的《拉马耶那》、希腊的《伊里亚特》《奥特赛》诸大史诗”。仔细揣摩宝卷及宣卷做会仪式，宝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它涉及民间故事、民间信仰、宗教教派、民间曲艺、绘画等不同学科的内容。笔者认为，宝卷是以祈福禳灾为主要功能的文化文本。民间故事虽然体现了宝卷的文学性，但是大多数宝卷叙述的核心在于社会功能，而社会功能的实现，是通过叙述达成信仰生活中的请神、降神、超度亡灵，并仪式性地禳灾。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类叙述涉及的文类是古老中国本土文体的核心，对今天的学人来说，这些文类既熟悉又陌生。
宝卷研究内容的首要问题是回答什么是宝卷。我们以往局限于西方的“本体论文艺观”，尤其是局限于西方文艺观，基本聚焦于书写文本，对中国文学主体性认识不到位，对本土文学的功能思考并不充分。以帕里和洛德为代表的“口头诗学”理论，对口传文本诗学的内在把握，可以说中国早期文学从《诗经》的大部分，《楚辞·九歌》《论语》《左传》，宋元话本和明清章回说书体小说，都离不开口头传统。中国文学的言文分离问题，背后同样是口头传统的影响。正因此，限于宝卷文学故事本身，对宝卷的口头传统的声音诗学禳灾特性的把握是有局限的。
展开这一思考前，我们先看看本土文学《水浒传》的开篇。《水浒传》开篇，引首诗这样写道：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从后面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我们逐渐明朗清晰起来：亘古流年中，天命恒久远，天人相感应，赵宋王朝第一位“明君”横空出世。这一切背后都是天道循环、天命使然，这就引出了中国民间叙述传统：“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
如果说上面的叙述有些老套，《儒林外史》第一回，“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书写一代文人遭科举厄运，则有点趣味：
此时正是初夏，天时乍热，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两人小饮。须臾，东方月上，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那些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儒林外史》的开篇和《水浒传》背后共同的口头传统：人事运行背后有“大道运行”的“天机”。先知们能“参天地”，占得先机，顺天命者昌，逆天机者亡。
再回到《水浒传》引首，“那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帝主”，小说借道高有德之人西岳华山陈抟处士之口，说出“天下从此定矣”的话，正应和了口头传统中高人不经意间泄露“天机”的民族心理。至仁宗朝瘟疫盛行，文武百官商议如何禳解瘟疫，都向待漏院中聚会，趁早朝奏闻天子。本是遣洪太尉“赍捧御书丹诏，亲奉龙香，来请天师，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以禳天灾，救济万民”，却引出洪太尉鬼使神差，打开了“伏魔殿”，放走了“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金圣叹评论《水浒传》谈到楔子时议论道：
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谓正楔也。中间又以康节、希夷二先生，楔出劫运定数；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星辰名字；以山中一虎一蛇，楔出陈达、杨春；以洪信骄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以道童猥獕难认，直楔出第七十回皇甫相马作结尾，此所谓奇楔也。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不过是贯穿全书的神话结构。换句话说，小说把冥冥之中注定的“天命”神话通过巧妙的叙述变成了小说结构本身，进一步在宇宙观上强化了“气数已尽”“天命难违”“天罡地煞出世”的社会观念。西方学者反省文学的普遍性与地方性，强调在社会情境中把握文学存在。“我们正在把某种‘文学’作为一个普遍定义，但事实上它却具有历史的特定性。”“ 文学”和“杂草”都不是本体论（ontological）意义上的词，而是功能（functional）意义上的词：它们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事物的确定存在。谁都知道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s）是极为可变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本身即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或传统。正像格雷戈里·纳吉研究荷马，认为荷马是复数，不单指一个人那样，被建构的“中国文学”也是复数的文学，各民族文学彼此不同。经历了“本体论文学观”“多民族文学观”，文学的“人类学转向”中出现的“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在反思批判西方中心论、中原中心论、汉族中心论、文本中心论的基础上，中国文学建立了整合活态/ 固态文学、口传/ 书写文学、多民族文学/ 单一民族文学之间关系的大文学观念。以“民俗学—人类学—文学”作为认知框架，彰显出现象学意义上的文学的“多元一体”精神指向的整合性文学观。

离开田野调查，便不能从文化大传统的民间土壤—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解释中国宝卷、戏剧的形成及历史。如果消除学科思维定势和认识偏见，淡化了学科壁垒，把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文化文本—宝卷，还原到生产、流通、消费的每一个环节，再来审视被视为“民间文学”“曲艺”的宝卷，我们就会有一些疑问：
（1）宝卷这种文类文化传统从何而来？
（2）让底层百姓深度迷恋，编写、传抄如此卷帙浩繁的文类，它的文化大传统源于何处？
（3）仅仅从文本角度观察的宝卷，是佛教变文或者俗讲等文化小传统的余脉，这个认识可靠吗？
综合李世瑜、车锡伦、濮文起各家有关宝卷发展趋势的说法，大致都认为宝卷有一个由宗教向世俗发展的过程，只不过诸家对这个转折的时间点认识不同。这种看起来顺理成章的趋势却蕴含着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即：如果宝卷在清代已经成为民众而非信徒的活动，甚至完全“发展为民间说唱技艺之一”，为何清末还会出现宗教神秘色彩极其浓厚的、通过扶鸾降神而得的“鸾书宝卷”（坛训）？
笔者认为，宝卷等各类经卷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文化传统。禳灾的观念源于信仰时代，人类通过祭祀活动，不定期地进入神圣空间/ 阈限状态，完成祈福禳灾的愿景。为禳解瘟疫等灾异，原始宗教、古代民俗以及民间杂剧、宝卷说唱演述都存在一个禳灾结构，禳灾仪式（替身替罪、红色、说唱、抄写、图像/ 版画、角色扮演）有转移、祓除、禳解“天谴”的作用，它的文化机制，是人类学的净化仪式。
从田野调查和刻本、抄本阅读考察，笔者发现：一方面，现有宝卷百分之十五是宗教教派的经卷，这些经卷宣卷时“必须焚香请佛，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一部分是民间故事卷，“这一类故事，有的还带些‘劝化’色彩”；还有一部分是仪式卷。完整的、典型形态的宝卷有图像、有音乐、有程式、有宣卷活动，与民俗仪式相关联。因为如此，研究俗文学的学者、研究宗教教派的学者和研究社会结构变迁的学者，对宝卷的归属容易各执一端，把宝卷割裂开来，刻意强调某一方面。
此外，宝卷分布广泛，宣卷使用各地方言，地域特色明显。所以近年来，宝卷研究以地域特色划分，强调地域特点而忽视了社会功能等整体特性。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宝卷是中国口头传统在中古以后，受佛教俗讲影响，融汇了话本小说、诸宫调、道教科仪、戏曲、曲艺等体裁，以儒、佛、道三教合一思想为背景，用通俗的韵白、诗、偈子、曲牌、十字佛（亦称攒十字）等凑集成文，并仿照佛经设置品，划分篇章，劝人向善，以期实现禳灾祈福或阐明某种神话观念的一种文化文本。

宝卷中的文化大传统
宝卷及其相关民俗仪式活动背后有更为久远的支配性传统，它表现为一种禳灾祭祀的口头叙述传统及其禳灾仪式，因为远早于书写传统，因之称为大传统。底层民众对天灾、疾病、战争等灾异的恐惧，对人丁兴旺、风调雨顺的渴望，成就了他们对待他人、社会的以“善”相劝，并自我修炼的道德宗教。这些道德宗教以各式各样的叙述传统表现出来，它们对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秩序建构至关重要。
宝卷中有“超度”叙述和“审判”叙述。剖析超度宝卷的深层结构，其中的度脱禳灾仪式和“过渡礼仪”一样，都有一个经历区隔、禁忌、阈限阶段，涤除污染禳解灾异的象征仪式。禳灾仪式有转移、祓除、禳解“天谴”的作用，其文化机制与人类学的净化仪式相类似。为禳解瘟疫和灾异，原始宗教、古代民俗，以及民间杂剧、说唱文学都存在一个禳灾叙述。最早以“宝卷”命名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就凸显了禳灾、救赎的母题。《香山宝卷》就是一个关于观世音菩萨化身为妙善公主，以身献祭，化度王室与国民皈依佛法，以禳解灾异，解民倒悬的典型故事。
如果要追溯禳解仪式的文化大传统，修禊失范、失序、失祀等混乱引起的“污染”，禳解天谴导致的灾异是宝卷禳灾的宗教生活与做会仪式发生的神话观念基础。
对污染和罪恶的感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为污染意识阶段，第二阶段称为负罪感阶段。相应地，罪恶感是个人道德，而污染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个人自我意识不成熟的史前时期。通过确认文明社会中的罪恶来诊断疾病和灾难的原因，是人类灾难行为发生的神话概念的基础，也是各种灾难文学问世的思想史背景。从早期人类学家弗雷泽（Frazer）的不断探索到韦尔南（Vernant）、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和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等当代学者的判断，禳灾文学的核心是普遍存在的，即人类社会许多族群中存在的“替罪羊”机制。

“替罪羊”机制构成了仪式行为，以及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无穷来源。通过使用超自然的神力诊断来动员宇宙的无形的力量，宗教仪式行为在重复性的力量表演中也增强了其自身的神圣感和社会凝聚力。最终目标是克服并超越社会危机爆发，恢复到和谐生存秩序的原始状态。
宝卷宣卷仪式中的“拜寿”“度关”“安宅”“破血湖”“禳顺星”“醮殿”“解结”等禳灾除祟、祈福延寿仪式，都是范热内普所谓的过渡礼仪。民众通过不定期举办的“度关”过渡礼仪，象征性地进入神圣场域，模仿旧我的死亡，过错的勾销，修禊“污秽”，表演新我的再生，使罪恶得以涤除，活着的修行者获得“度脱”，生前修行者得以超度。其固定的模式是禳灾—洁净模式。该模式通过“前阈限—阈限—后阈限”仪式场域，象征性地“赎罪”，预防“天谴”。
宝卷语言、音乐、图像、做会程式同样具有禳灾解结的功能。宝卷韵文以七言、十言（七言发展而来）为主。不同于文人的七言诗，七言的渊源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神祇祭祷仪式中的祝语或祝嘏辞（神回答的语言）。它的内容和仪式包含禳灾和祈福两个方面。另外，配合“水陆画”的宣卷，目的在于为超度亡灵、祓救幽冥、普济水陆一切鬼魂而举行的一种法事活动，其主要内容为设斋诵经，礼忏施食，成为明清“三教合一”大背景下形成的民俗现象。
宣卷和抄卷活动，让民众有了道德礼仪、美德标准、节日农事、摆灯还愿、草药功效、命理知识、写信格式、民间禁忌等方面的共同知识，形成“记忆共同体”。宝卷的内容成为中国民间日常生活的内容和表征，具有明显的民族志性质。宝卷更能贴近乡民的心灵图景，其表达也是即时的、熟悉的，人际互动和参与式的。作为民族过去的精神表征和集体记忆，宝卷建构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和我们道德的出发点，让我们的生活有了自己一部分道德特性。根据德国学者阿斯曼的观点，社会集团记忆形成的关键环节在于文本与仪式的经典化。文化记忆的媒体有口头宣卷、文字抄写、印刷、祝祷、祓禊仪式等，宝卷就是拥有这些记忆类型的民族志，建构的是“想象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