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与书写：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家群体研究(1937～1945) 平装

留守与南迁：抗战时期中国史家的心态与书写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战火纷飞、民族危难，但名家辈出、大师云集。
陈垣、余嘉锡、洪业、邓之诚、孙次舟、侯外庐……在世变日亟的抗战时期，他们或砥砺志节，潜心著述；或自比孤臣，茕茕孑立；共同创造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本书从地域视角分析“留守”与“南迁”两大史家群体，探讨学术与世变的关系，进而反思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话语下史家心态与书写的转变，力求展示战时史学的多重面向。



 

 

郑善庆，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中共党史研究。编纂出版《翁心惠日记》《浙东革命根据地口述史》等。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省哲社规划课题项目等。在《南开学报》《史学月刊》《清史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20余篇。

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在战火频仍、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中国史家群体在留守与南迁的抉择上，既有政治环境的潜在影响也有生存压力的现实考量。本书以抗战时期史家因不同地域、不同学术倾向而形成的“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留守”与“南迁”两大史家群体的组织、思想、学术活动及史学成就。地域抉择的矛盾心态影响了史家书写方式的转变，作者以此为视角探究史家当时幽微心态与日后卓越成就之间的细密联系，重塑抗战时期中国史学发展与流变的整体场景。

绪论
第一章 留守与南迁视野下的史家们
第一节 战前中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第二节 战争之下的史家南迁与留守
第二章 留守北平的史家群体
第一节 何以自处:留守者的心态与境遇
第二节 战时辅仁大学史家——陈垣
第三节 战时辅仁大学史家——余嘉锡
第四节 战时燕京大学的史家
第五节 遗老们的文史之学——以古学院为例
第三章 南迁者:以重庆、昆明为中心的官方史家群体
第一节 战时的官方史学编纂机构与正统性塑造
第二节 战时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其业绩
第三节 战争年代傅斯年与史语所的转变
第四章 战时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认识与分歧
第二节 战时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撰述环境
第三节 以《中苏文化》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
第四节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撰述特色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转向与论争
第五章 抗战时期史学作品的学术评价与争议
第一节 “学审会”的成立与运作
第二节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评审
第三节 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的评审
第四节 史学获奖作品的统计与分析
第六章 高校文科研究所与战时中国史学的发展
第一节 文科研究所创设的背景
第二节 战时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第三节 辅仁大学文科研究所
第四节 其他高校的文科研究所
第五节 战时文科研究所的本土化转向
第七章 爱国主义、群体争竞与政治纠葛下的战时史学场景
第一节 战时中国史家民族观与节操观的重新审视
第二节 战时史学机构间的竞争——以顾颉刚的遭遇为个案
第三节 学术整合与政治分野
第四节 战时中国史学的场景及其可能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对战时中国史学的把握，何以客观而公允，是一个诚可思之的问题。既有的探讨主要是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视角，对当时史家及其著述中所体现的精神，予以彰显。借学术以救国,成为当时史家的潜在共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需要而进行历史撰述，成为重要的书写方式。具体到当时的中国史家，其“学术的使命，已不单单是皓首穷经，传承文化，它同时意味着中国学者必须在纷乱的时局形势下，承担起以学术的绵力对一个濒临崩塌的民族精神的拯救，承担起对中国文明独立自尊的社会信仰的一种保证和许诺。”在此背景下，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成为抗战时期史学著述与义理阐发的重要方式。
毋庸置疑，抗战时期史家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结，是至为浓厚的。因为，“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那些本身就是接触地带产物的知识分子的生产结果，无论他们是在中国的中国人，在国外读书、作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是海外华人。”作为社会精英分子的史家群体，成为民族危难之际重塑国家意识、激励民族士气的重要力量。然而,后世史家对此不免作了过分“凸显”的诠释。因此，回到当时的学术语境，对此问题进行细致和理性的分析，显得尤为必要。具体而言，史家从事史学撰述具体情形如何？其治学旨趣、政治倾向的转变受到哪些因素的掣肘？对史家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情结何以把握而不致偏失？诸多问题，皆有待于重新加以审视。
另外，我们对战时史学的探讨，无论是以民族与爱国主义为视角，还是以学术流派为划分标准，皆是以宏大的历史叙述为主轴，对当时中国史学的整体场景予以建构。在此背景下，对史家因政治环境不同、爱国压力有别、生存环境相异而形成的爱国泛化与压力问题；对史家与社会政治环境的互动，史家个人、社群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问题；对不同地域下史家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政治抉择等问题，加以关注，就显得尤为必要。
再则，既有对民国史家群体的划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衡量标准多有别异，少有较为一致性的观瞻。后世学者，有按照相近的学术观点、史学观念而分者；亦有按史学专业期刊、史学机构而归类者；更有以政治理念、师承渊源来区别者；这不免使得我们对战时中国史学的体认多有困惑之感。
那么，我们对战时史学的整体性论断，能否客观反映当时史学的情形而不致走向偏颇呢？政论性色彩的史学论争与纯粹的学理性探讨之间，可否混为一谈而不加以别择呢？对战时的史学著述，是以当时的评价为依据，还是以后世的建构和追认为标准？诸如此类问题，正是本书论述的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