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平装

        吴景超是20世纪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他侧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第四种国家的出路》是其代表作。 

代序一
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
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

费孝通
　　就我所知，吴景超先生是我国第一辈的社会学家。1934年我进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吴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听过他的课，是他的正牌的学生。其实在我进清华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我们经常有来往。今天是学术讨论会，所以吴先生的为人，他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我们且不去谈论。从学术上讲，吴先生的治学精神是非常认真的。他读了书之后，就要做笔记、作卡片。他的卡片有许多箱，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当时我们要什么资料都会去找他。我要查历史知识找潘光旦先生，要查各国情况、社会统计就找吴先生。这种治学精神，我们这一代很少人能真正继承下来。
　　一个学科的发展要跟着社会的发展走。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当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评论当时的学术成就。吴先生是走在学科前面的人。他在学术上的一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他从实际的社会生活、社会现象中去找问题，而从当时能找到的资料综合起来，对于这问题发表意见。同时针对地提出了办法。当然，这办法你可以不同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对中国的发展能提出这么多的主张，他是占风气之先。这不是加一个什么主义能抹杀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我想谈谈我从他那里学到些什么?我与他有些什么不同?学术上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吴先生和我们上一代的社会学者都坚持了这条原则。我们大家可以发挥不同的学术见解。我们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老师身上学到东西。吴先生和潘光旦先生是好朋友，但他们学术上可以相差很大。陈达先生又是一个样子。各有特点。这真正是一个百花园。大家相互帮助、相互尊重，而从来没有相互排斥、相互扯皮过。所以，这种风气值得我们后一辈人学习，特别是最近的一辈。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造成了一种排斥百家争鸣的风气。
　　我从吴先生那里学到了东西，而不是完全照他那样做的。最大的区别是，他的研究是宏观的，用全世界各国的材料来做比较，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去理解中国社会。我没有走他的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走的路子，表面上讲是一条相反的路子。我是微观的，从中国内部实际情况去理解中国社会。可是，我就缺乏比较材料。我对世界其他各国的情况，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过不熟悉。各国的发展、各种不同社会的发展情况我也不熟悉，我所熟悉的是从早期原始社会开始的。我常是从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所看到的各种现象出发探索。在这一比较之下，我们两人的看法，可以有不同的结论。宏观与微观应当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可以错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的，但做学问的人很难一个人兼顾全面。从这个出发点，我从吴先生的学术里看到他的成就，同时也看到形势的变化，看到他不能达到的地方，而采取了一个新的办法去进行研究。
　　吴先生很欣赏我的作品，这是真话。他看了《生育制度》后说：“这真是一本好书!”第一个评论我的《生育制度》的就是吴景超先生。后来我写了《禄村农田》，又得到他的肯定、支持和欣赏。我们互相欣赏，他的“第四种国家”，我对他的这种分类，就是到现在还在用，这就是工农比例。现在讲小城镇，讲中国农村的发展，最后总要有一个比较，有个基础，就是工农比例。如苏北是三七开，到了扬州是五五开，过了长江是倒三七开。这样才能表示得清楚。实际上这个方法是我从他那里学来的。
　　其次，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各国社会要有一个基本的分类，不要一刀切，只有比较，才能出结论。所以我现在还使用这个方法，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耿车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等。各有各的特点。总之，我过去听了他的课，看了他的书，在我思想上潜移默化，在我思想里生了根，等到我再进行研究时，这些就起了作用。
　　我现在感到我的不足，就是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了解不多。特别是我们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假如对世界的经济的总的情况，宏观的认识不够，就很难真正抓住当前中国改革的出路。一方面要了解到我们原来的底子是什么，另一方面要了解到世界情况是什么，在这里边才能真的找到一条发展中国经济、生产力的道路。最近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我就更觉得自己这方面的不够了。
　　过去很早就有人要我去深圳。我没有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于国际金融不懂。我没有时间，我快八十岁了，没有时间去补这个课。如果对币制、金融、进出口、外贸这些方面没有知识，就不能了解这个地区发展的根本条件。但是现在躲不了。不仅是一个特区，而整个沿海都成了特区了。所以，我上次到香港找潘光旦先生的弟弟，潘光迥先生，他是学经济管理的。他帮助我们国家培训了许多企业家。他后天将开始在上海开一个班，叫做“上海经济区外向型企业管理学习班”，是汪道涵同志主持的。我自己报名，做学生。我要去学一学，补一点课。
　　吴先生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放眼世界，看到世界中的中国的地位。我一下子钻到土里面去，到乡土中国里面去，所以，尽管我现在七十八岁了，我还得要从土里钻出来。乡下人要上街、要进城。我的头脑要从乡土中国进入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的知识分子应当走在人家的前面，而现在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的知识分子反而落在农民的后面。农民中出了这么多的企业家，是从实践中出来的。我们还没有跟上去。假如我们不能跟上去，反而拖他们的后腿，那么我们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所以，我尽管年近八十，我觉得还应当补课。这就是说要同吴先生的学术思想结合起来，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乡土同当代国际相结合，这样逐步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学的一批概念。这些概念应当是从本土来的，如亦工亦农、乡村工业。这在吴先生的时代还没有。他说的工业化是都市工业化。我们却出了一个农村工业化，可是并不是说排斥都市的工业，并不是不要都市，中国都市应当是怎么样的，现在还需要有人去研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我们只有学习老一辈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精神，用我们的社会学知识，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88年5月14日)

　　吴景超，字北海，20世纪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901年3月5日出生于安徽歙县。1915至1923年就读于清华学堂。1923至1928年赴美留学，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8至1931年，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1929)、《社会组织》(1929)、及《社会的生物基础》(1930)。1930年组织成立中国社会学社，历任理事、副理事。1931至1935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务长，其间主编《清华学报》、《社会科学》、《独立评论》。
　　1936年，吴景超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其后两年，先后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和《中国工业化的途径》。抗日战争期间，吴景超历任工矿调整委员会、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秘书，1943年春与晏阳初赴美讲学。抗战胜利后任善后救济总署顾问。1948年5月，吴景超主编《新路》，旋被国民政府勒令停刊。
　　1949年后，吴景超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委员。1957年，吴景超和一同参加了民盟中央6月6日座谈会的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黄药眠、陶大镛等六位知识分子一起被划为“右派”。1968年5月7日，吴景超因肝癌病逝于北京。
　　198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指示报告》，正式决定给“六教授”政治摘帽平反。

在这部著名的社会学著作中，作者提出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理论。他根据人口密度和职业两个标准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四种，认为中国属于第四种国家，即人口密度颇高，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也比较高。出路在于：充分利用国内资源；改良生产技术；实行公平分配；节制人口，并提倡“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

代序一　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
　　　　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　　　　　　　　　　　　　费孝通
代序二　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
　　　　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　　　　　　　　　　　　　雷洁琼
上篇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1936年版自序

第一章　导言
一　世界上的四种国家
二　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

第二章　经济建设
三　农民生计与农村运动
四　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
五　从佃户到自耕农
六　地方财政与地方新政
七　近代都市化的背景
八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九　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十　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
十一　我们没有歧路
注释

第三章　人口政策
十二　多福多寿多男子
十三　土地分配与人口安排
十四　中国的人口问题

第四章　分配问题
十五　新税制与新社会
十六　阶级论
注释

下篇　社会与制度评论补编

十七　论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
十八　革命与建国
十九　中国的政制问题
二十　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
廿一　论经济自由——美苏经济制度述评
廿二　六十年来的中国经济
廿三　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是可以分开的
廿四　缩短贫富的距离
廿五　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
廿六　中国农村的两种类型
廿七　农业建设与农民组织
廿八　关于《论经济自由》的总答复
廿九　婚姻向何处去?——评费孝通《生育制度》
卅　　社会学观点的应用
卅一　民族学材料的利用及误用

后记　回忆我们的父亲吴景超　　　　　　　　　　　　　　　吴清可

附录　吴景超先生主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