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经济和城镇化已步人快速发展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除了农村的产业和人口迅速向各级城镇转移和集聚之外,还伴随着大量农地转化为各类建设用地。根据我国人多地少、耕地紧缺的国情,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人口和产业的转移和集聚,同时还要加强研究城乡土地的转换和合理利用。因此,该书探索的内容,对进一步拓展我国城镇化研究的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初读之后,发现内中有许多亮点和启示,完全可供读者欣赏、借鉴。
根据城镇化的机理,城镇化阶段城乡建设用地的变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大量的农民进城,必然导致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建设用地数量的增加;与此同时,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乡村建设用地的数量相应下降。鉴于城镇建设用地比乡村建设用地更为集约,总体上看,城镇化过程中虽然城市占用了部分农地,但如果考虑到有更多的乡村居民点建设用地在减少或转换为城镇建设用地,我国城乡建设用地的总量应该减少而不是大幅度增加。因此,研究建设用地规模的变化规律,必须包含城乡两大部分。如果我们撇开乡村建设用地,孤立地只研究城市用地的规模和增减,就无法正确判断我国城乡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和当前城乡土地利用出现的种种问题:该书将城与乡的建设用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值得充分肯定。
在研究城乡建设用地数量增长时,为了有效控制城市发展规模,遏制城市无限蔓延,分析城镇用地数量和人均占地面积的变化是我国近年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仅仅局限于这部分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国地域辽阔,无论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以及南北之间,城乡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和人均用地水平都有很大差别。因此,为了揭示土地使用的地域差异,本书作者以县区为统计单元,较全面地分析了城乡建设用地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的分布状况,发现多密度中心的分布格局,这对于因地制宜而不是“一刀切”去制定区域土地供应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者借鉴索罗模型等方式研究发现,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在城乡建设用地快速扩张过程中,由于这段时期全国上下都在大搞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工矿用地的数量和比重迅速上升,成为我国当前城乡建设用地增长的主要因素。要遏制城乡建设用地过快的增长势头,贯彻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方针,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调整用地结构,挖掘现有的工矿用地的使用潜力,并对新的工矿建设项目和土地供应更要严加控制。作者针对上述分析结果提出的对策措施,实际上已体现在相关部门制定的土地政策中。
在中国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的动因研究中,发现交通建设成为推动城乡建设用地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闪光点”。众所周知,土地的开发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的区位,其中,交通通达度是区位条件的核心。从宏观层面看,我国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经济、城镇化差异实质上是由区位条件的差别造成的。要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项目投资和土地开发的吸引力,必须交通先行。同样,在城市的空间发展过程中,交通对土地利用和房地产开发亦具有引导的作用,这一点作者在对北京的案例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验证。在“若要富,先修路”的思想支配下,近年我国交通建设突飞猛进,成为推动城乡建设用地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在用地结构中,交通用地的比重迅速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土地供应政策对交通设施、道路建设的用地需求予以支持和保障,但目前部分地区也出现过度的、超越现实条件的交通建设,其结果不仅会降低道路的使用效率,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及合理利用。在今后的土地利用中,如何科学地掌握交通用地的“度”,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此外,该书也非常关注城乡建设用地内部结构变化以及土地城镇化的问题。书中的分析结果表明,表征城乡建设用地结构状况以及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城镇工矿用地比重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对数分布关系,和人口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自身也有“S”形曲线的演变趋势,这些结论对未来优化我国城乡建设用地结构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当然,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仍然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城乡建设用地统一的分类和统计口径,乡村建设用地的合理转换,低效利用的工矿用地如何挖潜改造,如何从用地的角度控制大城市无序蔓延,都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在这本著作出版之后,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著作继续问世。
董黎明
2009年2月18日于北大
根据城镇化的机理,城镇化阶段城乡建设用地的变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大量的农民进城,必然导致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建设用地数量的增加;与此同时,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乡村建设用地的数量相应下降。鉴于城镇建设用地比乡村建设用地更为集约,总体上看,城镇化过程中虽然城市占用了部分农地,但如果考虑到有更多的乡村居民点建设用地在减少或转换为城镇建设用地,我国城乡建设用地的总量应该减少而不是大幅度增加。因此,研究建设用地规模的变化规律,必须包含城乡两大部分。如果我们撇开乡村建设用地,孤立地只研究城市用地的规模和增减,就无法正确判断我国城乡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和当前城乡土地利用出现的种种问题:该书将城与乡的建设用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值得充分肯定。
在研究城乡建设用地数量增长时,为了有效控制城市发展规模,遏制城市无限蔓延,分析城镇用地数量和人均占地面积的变化是我国近年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仅仅局限于这部分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国地域辽阔,无论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以及南北之间,城乡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和人均用地水平都有很大差别。因此,为了揭示土地使用的地域差异,本书作者以县区为统计单元,较全面地分析了城乡建设用地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的分布状况,发现多密度中心的分布格局,这对于因地制宜而不是“一刀切”去制定区域土地供应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者借鉴索罗模型等方式研究发现,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在城乡建设用地快速扩张过程中,由于这段时期全国上下都在大搞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工矿用地的数量和比重迅速上升,成为我国当前城乡建设用地增长的主要因素。要遏制城乡建设用地过快的增长势头,贯彻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方针,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调整用地结构,挖掘现有的工矿用地的使用潜力,并对新的工矿建设项目和土地供应更要严加控制。作者针对上述分析结果提出的对策措施,实际上已体现在相关部门制定的土地政策中。
在中国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的动因研究中,发现交通建设成为推动城乡建设用地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闪光点”。众所周知,土地的开发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的区位,其中,交通通达度是区位条件的核心。从宏观层面看,我国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经济、城镇化差异实质上是由区位条件的差别造成的。要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项目投资和土地开发的吸引力,必须交通先行。同样,在城市的空间发展过程中,交通对土地利用和房地产开发亦具有引导的作用,这一点作者在对北京的案例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验证。在“若要富,先修路”的思想支配下,近年我国交通建设突飞猛进,成为推动城乡建设用地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在用地结构中,交通用地的比重迅速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土地供应政策对交通设施、道路建设的用地需求予以支持和保障,但目前部分地区也出现过度的、超越现实条件的交通建设,其结果不仅会降低道路的使用效率,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及合理利用。在今后的土地利用中,如何科学地掌握交通用地的“度”,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此外,该书也非常关注城乡建设用地内部结构变化以及土地城镇化的问题。书中的分析结果表明,表征城乡建设用地结构状况以及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城镇工矿用地比重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对数分布关系,和人口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自身也有“S”形曲线的演变趋势,这些结论对未来优化我国城乡建设用地结构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当然,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仍然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城乡建设用地统一的分类和统计口径,乡村建设用地的合理转换,低效利用的工矿用地如何挖潜改造,如何从用地的角度控制大城市无序蔓延,都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在这本著作出版之后,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著作继续问世。
董黎明
2009年2月18日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