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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永不忘却的记忆
我家老屋的西墙下，有一片空地，长满了杂草，面积不大，倒有个名字，叫“和尚园”。每到秋天，大人在这里种的南瓜就会丰收，那硕大的金黄色的南瓜，一个个在南瓜叶底下露出来，它就是我们一家秋天的粮食。
尽管我儿时的生活贫困到了极点，但我的精神生活却觉得非常丰富。我因抗战开始，小学五年级就失学，在家种地。当时我有个同伴，与我年纪一样大，小名叫“阿桐”。我们自己摸索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读书。起先我们读《三国》、《水浒》一类的书，后来像《唐诗三百首》、《古诗源》这类的书也读，而且我们还一起讨论，不懂的句子还一起揣摩，特别是唐诗。我们还一起背诵，连《古诗源》上的一些诗也背。这样的日子我们延续了有二三年，自觉其乐无穷。但有一天，阿桐却告诉我，他妈妈给他找到了工作，到很远的地方去当学徒，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依依分手了。临别时，我居然还写了一首五言古诗送给他，反正都是孩子，像不像诗也没有考虑，诗较长，我一直能背诵。后来，我读完农村初中，到无锡读高一，我还把这首诗抄给顾钦伯老师看，不料竟得到他大大的夸奖。我疑心是老师哄我，我给顾老师说，这是我好多年前小学五年级失学后在农村时瞎写的，不是现在写的。哪知顾老师反而更加夸奖，说我十多岁就写出这样的诗来，真了不起，他没有瞎夸奖；他特别指出诗中“簇上春蚕老，垄头麦油油”等好几处的诗句，说确是极好的古诗格调。我每想到儿时的这一段生活，总是要让我为之神往。所以至今我虽然86岁了，但我终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农民。
上初中时，丁约斋老师告诫我们，写好了作文自己必须读三遍到五遍，才许交上去，最好能背诵。每到交作文时，他都要问你读了几遍。这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是难事，因为我与阿桐一起读书时，就经常背诵古诗，自己学写了诗，也反复背诵，所以丁老师的这个要求，非但不难，我还很乐意这样做。由此养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无论写什么，写完后总要读好多遍，即使是后来写很长的论文，我也坚持反复读。我自己想，自己写的文章如果连自己都不想再读，那别人是一定不会感兴趣的。后来我读鲁迅的书，才得知鲁迅先生也是这样谆谆嘱咐青年们的。
1954年我到北京时是30岁，实在是知识贫乏得很，我感到北京是一个大学校，我要不到北京来，我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刚到北京时就担任了大一的国文，那时压力真大。生怕讲不好课，就拼命读书，认真备课，天天总要到深夜一二点甚至二三点才睡。我当时孤身一人到北京来，背着这么重的压力，真有些凄然的感觉。那时我在西郊人民大学，为赶头班校车进城上课，早上5点必须起来。上校车时天还黑着，深秋的北京已经很凉了，头顶上的月亮却很亮。我有一首诗说：
一别故乡三万里，归心常逐白云飞。
酒酣始觉旧朋少，梦冷正怜骨肉微。
月上高城添瘦影，风来塞北薄秋衣。
茫茫南国秋风起， 日暮高堂望子归。
这首诗，正是我当时孤凄心情的写照。
在重重的课程压力下，我克服了凄清的心情，勤奋读书，每天到深夜，数十年如一日。1959年国庆节，我写的剧评在《戏剧报》发表，得到了田汉老的赞赏，为此而请我吃饭，还有吴晗、翦伯赞等几位老专家同席，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之后，我主编的《历代文选》又得到毛主席的赞扬，吴玉章校长为此而专门找我谈话，把他的书送给我，给我鼓励，更使我觉得要自觉的奋勉谨慎。后来，郭沫若院长因为讨论《再生缘》作者陈云贞的事，约我见面，我直说了我的疑点，他反而签名送给我书。还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了我，特别是“文革”最艰危的时刻，郭老让人带信向我问好。他是知道了我已在受批斗的消息后才让人带话给我的，这当然含着很深的厚意。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周扬有一次召集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与会的有张光年、何其芳、蔡仪、王朝闻和我，还有一位我记不起了，连周扬一共只有七个人。会议是讨论文风问题，他批评了当时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引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话而没有自己的意见，说这种文风要改革。说着说着，他却转过身来指着我说：你的文章好，写得畅快。这使我非常紧张，觉得当着这么多大家的面，怎么好这么说呢?会议是一次轻松的座谈，与会专家也各抒己见，都是赞成他改革文风的意见的。
我最难忘的是“文革”后期，社科院的李新、黎澍两位老人下决心要把我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去，而且终于调成了，我也去上班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人大被“四人帮”解散的事，又把我扯了回去，但两位老人对我的拳拳爱护之心，我是永远铭记在心头的。
所以，我每到夜深不寐的时候，想想前尘往事，觉得当时重大的课程压力和社会上许多专家领导的爱护关怀，是使我奋发努力的一种巨大力量。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敢懈怠。
几十年来，我还有一种乐趣，是与学界的好友论学，早些时候是杨廷福、江辛眉、祝肇年等几位，还有戏曲界的不少朋友，稍后又得到启功、周绍良、许麐庐、周怀民、刘海粟、朱屺瞻、唐云、谢雅柳、徐邦达、杨仁恺诸老的交游，特别是启先生还专程到我家里来聊天作客，在学问和艺事上不断给我鼓励，使我在生活中，又展开了另一个领域，我至今还仍旧乐此不疲。
上世纪80年代中，我开始了中国大西部的考察，从1986年到2005年，20年间，我十次去新疆，三次上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和明铁盖达坂，其海拔高度是4900米和4700米。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并积数年之功，绕塔里木盆地走了一圈。还穿过原始胡杨林到了塔里木河边，同去的人还在塔里木河里洗澡。特别是2005年我已83岁，我于8月15日到明铁盖达坂，为玄奘立东归之路的碑记，并且终于到了玄奘记载的公主堡，弄清了玄奘下明铁盖后确切的路线。同年9月27日，我又从米兰进入罗布泊，穿过罗布泊到达了楼兰，然后又从楼兰再穿罗布泊到龙城、土垠、LE遗址，再到白龙堆、三陇沙，入玉门关到敦煌。全程历时17天。在罗布泊、楼兰、龙城宿营7天。这是我最为快意的一次考察，也是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察。这20年，在我的学术领域里，真正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我对《红楼梦》的研究，从1975年开始至今已历30多年，始终没有间断，这当然有更多的学术知友和同好，因为这个领域可说的人和事太多了，不是短短的篇幅可以尽其大概的，所以这里只好暂时不谈。
总之，我30岁到北京，今年86岁，在北京半个多世纪，是北京培育了我，是北京老一代的和同代的学者们教育了我，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云激荡了我，风雨洗涤了我，我收在这本书里的一些人和事，应该说都是助我成长的力量，当然还有更多的无法收进书里的人和事，有的已在另外的书里铭记了，有的是永远藏在我的心头，譬如我幼年的书伴阿桐，我那长满南瓜的和尚园，我的好多位启蒙老师，这一切，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2008年9月13日于瓜饭楼
——永不忘却的记忆
我家老屋的西墙下，有一片空地，长满了杂草，面积不大，倒有个名字，叫“和尚园”。每到秋天，大人在这里种的南瓜就会丰收，那硕大的金黄色的南瓜，一个个在南瓜叶底下露出来，它就是我们一家秋天的粮食。
尽管我儿时的生活贫困到了极点，但我的精神生活却觉得非常丰富。我因抗战开始，小学五年级就失学，在家种地。当时我有个同伴，与我年纪一样大，小名叫“阿桐”。我们自己摸索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读书。起先我们读《三国》、《水浒》一类的书，后来像《唐诗三百首》、《古诗源》这类的书也读，而且我们还一起讨论，不懂的句子还一起揣摩，特别是唐诗。我们还一起背诵，连《古诗源》上的一些诗也背。这样的日子我们延续了有二三年，自觉其乐无穷。但有一天，阿桐却告诉我，他妈妈给他找到了工作，到很远的地方去当学徒，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依依分手了。临别时，我居然还写了一首五言古诗送给他，反正都是孩子，像不像诗也没有考虑，诗较长，我一直能背诵。后来，我读完农村初中，到无锡读高一，我还把这首诗抄给顾钦伯老师看，不料竟得到他大大的夸奖。我疑心是老师哄我，我给顾老师说，这是我好多年前小学五年级失学后在农村时瞎写的，不是现在写的。哪知顾老师反而更加夸奖，说我十多岁就写出这样的诗来，真了不起，他没有瞎夸奖；他特别指出诗中“簇上春蚕老，垄头麦油油”等好几处的诗句，说确是极好的古诗格调。我每想到儿时的这一段生活，总是要让我为之神往。所以至今我虽然86岁了，但我终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农民。
上初中时，丁约斋老师告诫我们，写好了作文自己必须读三遍到五遍，才许交上去，最好能背诵。每到交作文时，他都要问你读了几遍。这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是难事，因为我与阿桐一起读书时，就经常背诵古诗，自己学写了诗，也反复背诵，所以丁老师的这个要求，非但不难，我还很乐意这样做。由此养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无论写什么，写完后总要读好多遍，即使是后来写很长的论文，我也坚持反复读。我自己想，自己写的文章如果连自己都不想再读，那别人是一定不会感兴趣的。后来我读鲁迅的书，才得知鲁迅先生也是这样谆谆嘱咐青年们的。
1954年我到北京时是30岁，实在是知识贫乏得很，我感到北京是一个大学校，我要不到北京来，我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刚到北京时就担任了大一的国文，那时压力真大。生怕讲不好课，就拼命读书，认真备课，天天总要到深夜一二点甚至二三点才睡。我当时孤身一人到北京来，背着这么重的压力，真有些凄然的感觉。那时我在西郊人民大学，为赶头班校车进城上课，早上5点必须起来。上校车时天还黑着，深秋的北京已经很凉了，头顶上的月亮却很亮。我有一首诗说：
一别故乡三万里，归心常逐白云飞。
酒酣始觉旧朋少，梦冷正怜骨肉微。
月上高城添瘦影，风来塞北薄秋衣。
茫茫南国秋风起， 日暮高堂望子归。
这首诗，正是我当时孤凄心情的写照。
在重重的课程压力下，我克服了凄清的心情，勤奋读书，每天到深夜，数十年如一日。1959年国庆节，我写的剧评在《戏剧报》发表，得到了田汉老的赞赏，为此而请我吃饭，还有吴晗、翦伯赞等几位老专家同席，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之后，我主编的《历代文选》又得到毛主席的赞扬，吴玉章校长为此而专门找我谈话，把他的书送给我，给我鼓励，更使我觉得要自觉的奋勉谨慎。后来，郭沫若院长因为讨论《再生缘》作者陈云贞的事，约我见面，我直说了我的疑点，他反而签名送给我书。还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了我，特别是“文革”最艰危的时刻，郭老让人带信向我问好。他是知道了我已在受批斗的消息后才让人带话给我的，这当然含着很深的厚意。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周扬有一次召集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与会的有张光年、何其芳、蔡仪、王朝闻和我，还有一位我记不起了，连周扬一共只有七个人。会议是讨论文风问题，他批评了当时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引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话而没有自己的意见，说这种文风要改革。说着说着，他却转过身来指着我说：你的文章好，写得畅快。这使我非常紧张，觉得当着这么多大家的面，怎么好这么说呢?会议是一次轻松的座谈，与会专家也各抒己见，都是赞成他改革文风的意见的。
我最难忘的是“文革”后期，社科院的李新、黎澍两位老人下决心要把我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去，而且终于调成了，我也去上班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人大被“四人帮”解散的事，又把我扯了回去，但两位老人对我的拳拳爱护之心，我是永远铭记在心头的。
所以，我每到夜深不寐的时候，想想前尘往事，觉得当时重大的课程压力和社会上许多专家领导的爱护关怀，是使我奋发努力的一种巨大力量。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敢懈怠。
几十年来，我还有一种乐趣，是与学界的好友论学，早些时候是杨廷福、江辛眉、祝肇年等几位，还有戏曲界的不少朋友，稍后又得到启功、周绍良、许麐庐、周怀民、刘海粟、朱屺瞻、唐云、谢雅柳、徐邦达、杨仁恺诸老的交游，特别是启先生还专程到我家里来聊天作客，在学问和艺事上不断给我鼓励，使我在生活中，又展开了另一个领域，我至今还仍旧乐此不疲。
上世纪80年代中，我开始了中国大西部的考察，从1986年到2005年，20年间，我十次去新疆，三次上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和明铁盖达坂，其海拔高度是4900米和4700米。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并积数年之功，绕塔里木盆地走了一圈。还穿过原始胡杨林到了塔里木河边，同去的人还在塔里木河里洗澡。特别是2005年我已83岁，我于8月15日到明铁盖达坂，为玄奘立东归之路的碑记，并且终于到了玄奘记载的公主堡，弄清了玄奘下明铁盖后确切的路线。同年9月27日，我又从米兰进入罗布泊，穿过罗布泊到达了楼兰，然后又从楼兰再穿罗布泊到龙城、土垠、LE遗址，再到白龙堆、三陇沙，入玉门关到敦煌。全程历时17天。在罗布泊、楼兰、龙城宿营7天。这是我最为快意的一次考察，也是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察。这20年，在我的学术领域里，真正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我对《红楼梦》的研究，从1975年开始至今已历30多年，始终没有间断，这当然有更多的学术知友和同好，因为这个领域可说的人和事太多了，不是短短的篇幅可以尽其大概的，所以这里只好暂时不谈。
总之，我30岁到北京，今年86岁，在北京半个多世纪，是北京培育了我，是北京老一代的和同代的学者们教育了我，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云激荡了我，风雨洗涤了我，我收在这本书里的一些人和事，应该说都是助我成长的力量，当然还有更多的无法收进书里的人和事，有的已在另外的书里铭记了，有的是永远藏在我的心头，譬如我幼年的书伴阿桐，我那长满南瓜的和尚园，我的好多位启蒙老师，这一切，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2008年9月13日于瓜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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