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承蒙中国同行之不弃，得以译成中文出版，这对于从事中国明清史研究的日本学者来说，实可谓不胜荣幸之事。
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四年后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其后，在日中邦交尚未实现正常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学术代表团于1955年和1963年先后两次访问日本，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两国的学术交流还十分有限。1972年日中邦交恢复后，中国政府于1979年设立奖学金制度，开始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由此，日中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始趋活跃，并很快呈现快速发展之势。回顾这段历史，特别值得一述的是: 即使是在1979年以前日中两国学术界缺乏交流的情况下，在日本，研究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等在内的“中国学”的学者们，仍通过中国学者发表的著作和论文，积极吸收新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其中，尤其是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学者们，十分关注该领域中国同行们的研究，对其成果认真加以吸收。究其原因，盖为日本学者有关商品生产的研究和中国学者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名称虽异，而彼此所关心的问题却不期而一致之故。
1955年12月，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团长的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其间，考察团一行中的历史学者和日本的中国史学者进行了座谈。在此次座谈的基础上，铃木俊先生和西嶋定生先生主编了《中国历史的时代区分》一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该书收录了翦伯赞先生在日本所作的题为《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的性质—— 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5年第2期]的报告的全文翻译。另外，还有田中正俊先生的《中国历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一文。日本的中国明清史学界对中国同行们的研究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1961年，傅衣凌先生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一书由生活• 新知•读书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使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文献资料，从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考察了华中和华南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该书对日本学界影响甚大。其后，6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的《历史研究》杂志上先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很大关注。其中，涉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文有李文治先生的《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1963年第5期）、从翰香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1963年第6期）。除此之外，王毓铨先生关于军户和军屯的研究，王守义、刘重日两位先生关于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均田”口号的研究，以及魏金玉先生关于佃农身份的研究等论文,在日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不久的50年代起，日本学者在从事作为外国历史一部分的中国明清史研究时，即已通过中文著作和论文等，汲取着中国学者在研究作为其本国历史一部分的明清史时所取得的成果。日中两国明清史学界的学术交流迄今已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进人80年代后，日中明清史学界的交流跨人了一个新的阶段。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十分活跃，历史学杂志相继创刊，史学著作不断问世，明清史方面的大量著作和论文被介绍到日本。第二，两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空前频繁。一方面，大批日本学者以各种形式访问中国，有的作为学术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有的参加中国方面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也有的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文部省或民间奖学金的资助，在中国从事长期的访问研究，由此他们得以同中国学者交换看法，或收集文献史料，进行学术调查。另一方面，中国学者接受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也得以来日本作长期或短期的访问，与日本学者相互切磋，或收集日本保存的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进人90年代后，日中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日本学者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学者合作，在中国实地进行文献调查和社会调査。同时，日本学者邀请中国学者访日，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解读文献资料，进而从事共同研究的实例也时有所见。这些既标志着一种新潮流的出现,又意味着双方学术交流的加深。
然而，应该指出，日中两国间学术交流虽有持续发展之势，就明清史学界而言，则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两国学者对于彼此出于何种目的选择研究课题，使用何种方法展开研究等似乎漠不关心。比如就鱼鳞图册、里甲制、一条鞭法、市镇、身份制以及民间宗教等方面的研究而言，目前双方学者对于谁在研究哪个课题，彼此都有相当的了解。但具体某个学者为何选择该课题，以何种方法开展研究，则相知甚少。
毋庸赘言，日中两国虽然同处21世纪之前夜，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则各不相同。自然，两国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上出现差异亦是不难理解的。对中国学者来说，明清史是其本国历史的一部分，并且与当今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中国学者在对各个具体历史史实的认识上，有着日本学者无法比拟的深湛的造诣。相比之下，明清史对日本学者来说是外国历史的一部分，这决定了在研究明清史时，日本学者在诸多方面远逊于他们的中国同行。这种差距,大则表现在对整个历史史实的掌握上，小则反映在对楷书以外的文献的解读以及进行实地调查时的汉语水平上。因而可以说，中国学者可向日本同行所学者甚少，日本学者应向中国同行所学者甚多。
日中两国的明清史学者的交流虽然不断深化，而彼此间仍存在上述隔阂，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当今世界各国在迈向21 世纪之际，在环境、资源、人口以及教育等方面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而地理上同处亚洲、历史上渊源颇深的日中两国之间，更有着不少需要相互合作之处。为此，我深感作为共处于今日之世界、今日之亚洲的友人，日中两国明清史学界的同行,在从事与各自国家的当代社会具有密切关联的明清历史的研究时,双方在研究课题的选定、研究方法的采用上,实有增进交流、加深理解之必要。就这个意义而言，在日中两国学术界几无往来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日本学者关注中国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的课题选定和方法，这可以说时至今曰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实际上，目前在日本，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们埋头致力于各自的实证研究,彼此在研究目的和方法上也互不关心。研究宋代史的学者佐竹靖彦先生率先呼吁改变这一现状，为此,近年汲古书院出版了“中国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丛书。其中由滨岛敦俊、岸本美绪、野口铁郎、佐竹靖彦和森正夫主编的《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于1997年10月出版。本书将当今日本的明清史研究分为21个专题，分别由目前在该专题的研究中最为活跃的学者执笔。森正夫的《总论》在对战败后日本明清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和方法作一历史回顾之后，根据本书内容将21个专题整理成“商品市场、物价和货币、商人与财政”、“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社会和都市社会”、“明代的专制国家、王府、军队”、“身份感觉和秩序意识”、“徽州文书的世界”等12个主题，分别加以简单介绍，并提出笔者个人的看法。
本书最大的不足之处是，除了有关徽州文书的部分之外，涉及的范围仅为日本的明清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未能涵盖中国学者在明清史研究方面的大量成果，因而也就无法全面地介绍日中两国明清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尽管如此，本书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明清史学者出于何种目的选择研究课题、以何种方法展开研究，应该说是不无裨益的。如果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能有助于加深日中两国明清史学界的相互理解的话，亦当有益于两国人民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最后，谨代表日本方面的有关学者，向参与本书翻译出版的各位先生,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周绍泉先生致以诚挚的感谢。
森正夫
1999年8月7日于日本爱知县立大学
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四年后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其后，在日中邦交尚未实现正常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学术代表团于1955年和1963年先后两次访问日本，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两国的学术交流还十分有限。1972年日中邦交恢复后，中国政府于1979年设立奖学金制度，开始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由此，日中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始趋活跃，并很快呈现快速发展之势。回顾这段历史，特别值得一述的是: 即使是在1979年以前日中两国学术界缺乏交流的情况下，在日本，研究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等在内的“中国学”的学者们，仍通过中国学者发表的著作和论文，积极吸收新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其中，尤其是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学者们，十分关注该领域中国同行们的研究，对其成果认真加以吸收。究其原因，盖为日本学者有关商品生产的研究和中国学者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名称虽异，而彼此所关心的问题却不期而一致之故。
1955年12月，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团长的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其间，考察团一行中的历史学者和日本的中国史学者进行了座谈。在此次座谈的基础上，铃木俊先生和西嶋定生先生主编了《中国历史的时代区分》一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该书收录了翦伯赞先生在日本所作的题为《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的性质—— 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5年第2期]的报告的全文翻译。另外，还有田中正俊先生的《中国历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一文。日本的中国明清史学界对中国同行们的研究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1961年，傅衣凌先生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一书由生活• 新知•读书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使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文献资料，从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考察了华中和华南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该书对日本学界影响甚大。其后，6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的《历史研究》杂志上先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很大关注。其中，涉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文有李文治先生的《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1963年第5期）、从翰香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1963年第6期）。除此之外，王毓铨先生关于军户和军屯的研究，王守义、刘重日两位先生关于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均田”口号的研究，以及魏金玉先生关于佃农身份的研究等论文,在日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不久的50年代起，日本学者在从事作为外国历史一部分的中国明清史研究时，即已通过中文著作和论文等，汲取着中国学者在研究作为其本国历史一部分的明清史时所取得的成果。日中两国明清史学界的学术交流迄今已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进人80年代后，日中明清史学界的交流跨人了一个新的阶段。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十分活跃，历史学杂志相继创刊，史学著作不断问世，明清史方面的大量著作和论文被介绍到日本。第二，两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空前频繁。一方面，大批日本学者以各种形式访问中国，有的作为学术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有的参加中国方面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也有的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文部省或民间奖学金的资助，在中国从事长期的访问研究，由此他们得以同中国学者交换看法，或收集文献史料，进行学术调查。另一方面，中国学者接受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也得以来日本作长期或短期的访问，与日本学者相互切磋，或收集日本保存的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进人90年代后，日中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日本学者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学者合作，在中国实地进行文献调查和社会调査。同时，日本学者邀请中国学者访日，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解读文献资料，进而从事共同研究的实例也时有所见。这些既标志着一种新潮流的出现,又意味着双方学术交流的加深。
然而，应该指出，日中两国间学术交流虽有持续发展之势，就明清史学界而言，则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两国学者对于彼此出于何种目的选择研究课题，使用何种方法展开研究等似乎漠不关心。比如就鱼鳞图册、里甲制、一条鞭法、市镇、身份制以及民间宗教等方面的研究而言，目前双方学者对于谁在研究哪个课题，彼此都有相当的了解。但具体某个学者为何选择该课题，以何种方法开展研究，则相知甚少。
毋庸赘言，日中两国虽然同处21世纪之前夜，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则各不相同。自然，两国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上出现差异亦是不难理解的。对中国学者来说，明清史是其本国历史的一部分，并且与当今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中国学者在对各个具体历史史实的认识上，有着日本学者无法比拟的深湛的造诣。相比之下，明清史对日本学者来说是外国历史的一部分，这决定了在研究明清史时，日本学者在诸多方面远逊于他们的中国同行。这种差距,大则表现在对整个历史史实的掌握上，小则反映在对楷书以外的文献的解读以及进行实地调查时的汉语水平上。因而可以说，中国学者可向日本同行所学者甚少，日本学者应向中国同行所学者甚多。
日中两国的明清史学者的交流虽然不断深化，而彼此间仍存在上述隔阂，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当今世界各国在迈向21 世纪之际，在环境、资源、人口以及教育等方面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而地理上同处亚洲、历史上渊源颇深的日中两国之间，更有着不少需要相互合作之处。为此，我深感作为共处于今日之世界、今日之亚洲的友人，日中两国明清史学界的同行,在从事与各自国家的当代社会具有密切关联的明清历史的研究时,双方在研究课题的选定、研究方法的采用上,实有增进交流、加深理解之必要。就这个意义而言，在日中两国学术界几无往来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日本学者关注中国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的课题选定和方法，这可以说时至今曰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实际上，目前在日本，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们埋头致力于各自的实证研究,彼此在研究目的和方法上也互不关心。研究宋代史的学者佐竹靖彦先生率先呼吁改变这一现状，为此,近年汲古书院出版了“中国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丛书。其中由滨岛敦俊、岸本美绪、野口铁郎、佐竹靖彦和森正夫主编的《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于1997年10月出版。本书将当今日本的明清史研究分为21个专题，分别由目前在该专题的研究中最为活跃的学者执笔。森正夫的《总论》在对战败后日本明清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和方法作一历史回顾之后，根据本书内容将21个专题整理成“商品市场、物价和货币、商人与财政”、“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社会和都市社会”、“明代的专制国家、王府、军队”、“身份感觉和秩序意识”、“徽州文书的世界”等12个主题，分别加以简单介绍，并提出笔者个人的看法。
本书最大的不足之处是，除了有关徽州文书的部分之外，涉及的范围仅为日本的明清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未能涵盖中国学者在明清史研究方面的大量成果，因而也就无法全面地介绍日中两国明清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尽管如此，本书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明清史学者出于何种目的选择研究课题、以何种方法展开研究，应该说是不无裨益的。如果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能有助于加深日中两国明清史学界的相互理解的话，亦当有益于两国人民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最后，谨代表日本方面的有关学者，向参与本书翻译出版的各位先生,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周绍泉先生致以诚挚的感谢。
森正夫
1999年8月7日于日本爱知县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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