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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司马迁与《史记》当下研究现状的前沿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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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司马迁与《史记》当下研究现状的前沿之作
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一直是史学领域的重点,每年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出现。为了便于研究者了解每年的相关学术动态,位于司马迁故里的渭南师范学院组织人手编写《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该书为2015年卷。该书分“学术前沿”、“研究综述”、“考古发现与研究”、“版本整理与研究”、“著作简介与论文摘要”、“港台地区及海外研究”、“论文著作与索引”、“研究动态”等栏目。这些栏目从多种专题或视角,介绍和概述2015年度相关研究的动态,具有较强的前沿性,展示了相关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的学术前景。
沈长云《关于夏代国家产生的若干理论与实证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5 年第1期)认为,夏代国家的产生路径符合恩格斯有关古代社会“统治与奴役关系”产生的理论论述。尽管尚未有夏代文字的出现,但可靠文献资料以及濮阳高城遗址的发掘,为夏代并非后人杜撰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古河济地区的考古遗址和考古发现为考察夏的疆域及其所在位置提供了证明,具有王都气象的二里头遗址是夏后期夏人的都邑,而古河济一带则是夏人自始至终居住于其上的夏的本土。禹时洪水并非是一场遍及天下九州的大洪水,它只发生在古兖州及其附近地势低洼的地区,禹治洪水亦不过是其时人们为发展低地农业而对本地经常发生的洪涝灾害进行的治理。张春海《〈夏史〉出版引发质疑:夏代是否存在仍待确证》(《中国文物报》2015 年1 月7 日)称,“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出版,曾任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编辑的郭泳所著的《夏史》引发了一些质疑。有人提出:“对于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的夏朝,真的能写出一部历史?还能写这么多?”郭泳回应:“这些年,夏代都城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有了长足进步;夏商周断代工程厘清了许多问题;而且,学者发现经过整理后的历代典籍对于夏有大量的记载。因此,我们对于夏代的认识有了更多的材料和机会。”郭泳表示,研究夏代的历史,需要将考古材料、传世文献和神话传说结合起来,其实,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其他历史朝代的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邹逸麟认为,《夏史》一书能将考古、传说与文献相结合,很不容易。尽管有人对具体问题提出质疑,但无法完全否定作者的叙述。确证夏朝存在的瓶颈之一在于目前尚未出土文字依据。已故考古学家张光直曾断定,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而不是商朝早期文化。不过,他还认为,只有等到那种能将二里头文化鉴定为文献所载的某个朝代或民族的文字被发现之时,二里头文化与夏朝的关系才能迎刃而解。郭泳也认为,二里头文化昭示出夏代文明,也证明了夏代历史的真实性,对其中包含的礼仪文明等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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