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译丛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译丛”以欧美和日本学界的研究为主，探讨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的会党、帮会、民间宗教结社及其与社会政治变动的关系。该书为第一部，是著名汉学家裴宜理的成名作。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译丛》总序
　　所谓秘密结社，顾名思义，指的是那些源流、构成、信仰和仪式等鲜为外部所知的组织，或是因法律明令禁止而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产生和蔓延与中国社会结构内在的矛盾密切相关，其活动与社会变迁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因此，研究秘密结社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宗教与文化等问题的认识。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叙述里，秘密结社的“反社会”、“反体制”的历史形象早已越出中国学学科的范围，而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中国常识。在这种常识里，秘密结社亦被称为秘密社会、地下社会，或是冠以邪教、黑社会等名目。但是，如何认识与区分秘密结社?人们的回答则不尽相同。一般认为，秘密结社指的是由摹拟亲属关系而形成的兄弟结拜型组织和师徒相传型组织，或是可以称之为被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所排斥的民间组织。前者在清代有天地会、哥老会之类的会党(所谓会党，即‘结会树党’之意)，民国年间则以青帮、红帮等帮会闻名；师徒相传型结社主要指明清白莲教系统和罗教系统的宗教结社，民国后则有标榜道德拯救的新宗教结社红十字会、宗教性武装结社红枪会以及种种名目的会道门。
　　毋庸赘言，不要说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名目的秘密结社，即使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同一名目的秘密结社之间都可能存在根本差异。因此，把各种民间结社尽皆纳入秘密结社这一话语装置是否恰当，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而且，当与中国社会结构相关联的如此众多的民间结社被贴上秘密结社的标签后，接下来势必涉及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中国社会是什么?如何认识和叙述中国社会?以往的研究存在哪些缺陷?正是基于这些疑问，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往中国秘密结社研究进行全面梳理，而翻译和了解海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收入本译丛的著作，主要以欧美和日本学界的研究为主，上起明清两朝，下及民国年间；不但有会党、帮会、民间宗教结社，还旁及秘密结社与政治社会变动的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翻译著作，读者既能看到海外秘密结社研究的特点和趋势，从而从学术史上对中外秘密结社研究加以总结，亦可以秘密结社研究为切入口，进而拓展中国社会史研究。
　　是为序。

　　孙 江
　　2002年于日本名古屋

　　中文版序言
　　本书英文版面世至今已近三十年，其间，中国学领域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本书原型系我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1978年)，一年后，中美关系进入正常化轨道。在我完成博士论文之前，对美国学者来说，要在中国大陆开展学术研究实为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所以，该论文的完成完全依赖于台湾、日本和美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文献。    
　　我初次访问淮北地区的时间是在1980年春天，即这本书最初出版的时候。在那个学年里，作为中美学术交流正常化的一部分，我成为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在南大历史系蔡少卿教授的陪同下，我第一次进入了研究多年而从未涉足其地的皖北乡村；当时心情之激动，非笔墨所能形容。其间，蔡教授和我对阜阳地区、蒙城县、涡阳县的历史工作者及普通农民进行了访谈，主题集中于当地造反与革命的传统。对于我们的提问，他们的回答印证了我这本当时刚出版的著作的不少论断，使我感到轻松和满意。同时我也认识到，要是在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能够直接进入这一地区，我的看法无疑会有很大的不同。
　　通过1980年春天的淮北平原之行，我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是在一个地区之内，也存在此处与彼处的差异。在这本书里，淮北地区被视为一个相对同质的地区，而实际上，其内在多样性是十分明显的。我还从那次访问(以及随后几次对凤阳县的访问)中接触到很多淮北地区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料，从民歌、民间故事到日常信仰、习俗。对于这类资料，这本书无法像我后来所热衷的那样加以利用，主要是因为我在开展学位论文写作之时还无法获得足够的这类原始资料。
　　正是由于这种巨大差异——一个1970年代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研究生，所得资料有限，而今日情形大有改观，使人们意识到，与过去三十年里中美关系不断改善相伴而来的便是知识与学术交流的巨大利益。接踵而来的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动乱相关的研究，如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年)、孔飞力(Philip A．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年)，都获益于这种交流。近年有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著作，如韦思谛(Stephen C．Averill)的《大山里的革命——中国的井冈山根据地》(2007年)，以及我自己后来的著作——《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1993年)、《无产阶级政权——文革时期的上海》(1997年)、《保卫革命——工人纠察队、公民与现代中国政府》(2006年)等，都极大地依赖于在中国获得的档案、地方史与访谈录等资料。
　　无论这类研究有多大局限，我都希望中国读者应当对其生态学门径产生一些兴趣。至少在我看来，我们对政治事件遭受失败的原因的理解往往是从自然环境的充分影响开始的。同时我也希望本书对一个地区长达一个世纪的演变的研究能够激励中国学者针对引起地方冲突与合作的模式展开调查研究。美国学者业已起而回应这种挑战，例如，濮德培(Peter C．Perdue)的《榨干土地：湖南的政府与农民，1500—1800》(1987年)以及最近出版的罗威廉(William T．Rowe)的《红雨——一个中国县份与七个世纪的暴力》(2007年)等。熟稔多种多样地方传统的中国的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当然能够担负起这种颇具深度与难度的研究。
　　近年来，西方有关革命运动的学术研究趋向于强调其过程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萧邦齐(R．Keith Schoppa)的《血路——沈定一之谜与革命中国》(1995年)是这一门径的范例。个人性格与偶然的历史机遇——而非持久的结构性决定因素——因为成为研究革命起源与结局的焦点而受到关注。针对前辈学者那种过于强调决定论的态度，这一门径提供了一种受欢迎的矫正手段。还有，我们如果期望找到历史延续与变迁背后的真正原因，在探讨个人习性在不同事件中的表现时，就必须与更大的框架联系起来。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至今还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性质发挥着巨大影响。有鉴于此，研究其历史根源的重要意义与引人入胜的兴趣将会持续不断——就像人们欣赏其特性一样。本书乃作者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早期作品。中国有句成语，叫抛砖引玉。过去的三十年，美国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在我写作学位论文时无法企及的上乘佳作，我期望中国学者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写作出更为令人振奋的作品。

　　裴宜理
　　2007年新春于哈佛大学

　　作为一个准备学位论文的博士研究生，还在几年前我就试图大胆探索中国革命的起源。尽管学者们集中探讨农民的民族性、土地改革或者群众路线，以此来说明共产党人的成功，但是，在我看来，还有另外一种因素——古老的中国农民造反传统——也是不应该忽视的。的确，这些方面在许多学者的著作里是显而易见的，但传统的造反与现代革命之间的明确联系仍未加以详细说明。联系论者通常采用类推法：识别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特征，然后联系千百年来农民造反起义中的先例来加以证明。尽管这种方法具有启发性，但仍不能令人心悦诚服。揭示某些思想和习俗构成了中国农民反抗的组成部分，毕竟无法证实革命者直接因循或者依赖这些先例，要证实两者间的有机联系，需要另一种方法。
　　我决定通过对一个地区加以研究来考察造反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计划必须集中在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必须既有农民造反的传统，又是1949年前共产党的根据地。通过对这个地区一定时期的考察，我希望能寻找出一次造反与下一次造反之间的真正联系。我把这个地区选在淮北，该地区的造反积习由来已久，而且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一个根据地。更令人充满信心的是，淮北是著名的白莲教活动中心，这一松散的民间宗教组织曾在该地区发动过多次叛乱。的确，我曾推想，地方秘密结社一定是构成叛乱与革命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决定对淮北两起“传统”的叛乱——捻党和红枪会——以及该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个案研究。叛乱应该被理解为白莲教之乱，这有大量的第二手资料作为根据，我打算强化、发展这一解释，以探究共产党人是否介入教门组织并最终使之转向革命。当我到东亚实地考察时，我自信我所作的一切基础工作都是为了进行政治学家所谓的“理论证明”的研究——也就是把个人的分析论证放在一个圈定的框架中进行。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美好的既定计划难以顺利实施，从我在中国台湾和日本接触到的重要资料来看，困难要比原先预料的大得多。研究工作开始于台湾的调查局和情报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阅读了大量共产党党内刊物以及在淮北工作过的共产党干部的报告，我为该区肆行无忌的土匪活动和会门活动不断造成革命的巨大困难而感到吃惊。现在看来，叛乱传统的长期存在对革命者来说弊多利少。有了这些不确定的想法，我又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找清代有关捻党的档案，大量的奏折和后来的书籍记载表明，捻党是没有任何宗教色彩的匪徒。无奈，我把目标转向红枪会。令人欣慰的是，当时的报纸、满铁调查报告、国民党档案以及我在东京和台北对亲历者的访问，证实了白莲教传统对红枪会的影响。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宗教煽动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原因很简单，红枪会是乡村自卫的一种形式，它们由地方绅士名流发起和领导。红枪会运动根本不是那种意在颠覆国家的宗教异端，而主要是地方名流致力于保持他们遭受威胁的特权的保守事业。
　　这一系列的发现当然意味着我必须对传统叛乱背后的动力以及他们与现代革命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大加修正。我感到很失望，真想放弃这些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但在那阵沮丧之后，我最终从资料中理出了一些头绪，尽管与最初的假设相违背。农民当时的确用类似的方式加以动员，但现在看来，这种动员的连续性主要不是由于激进的白莲教，更重要的是基于淮北农村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
　　研究群体行动的理论家令人信服地证实，叛乱的发生建立在不断发展的群体行为模式之上。因此，我们自然而然会在世俗乡村活动中追寻农民动员的根源。带着这种想法，我开始浏览地方志以及中国人和日本人有关淮北地区的社会经济调查资料。只是在观察到更为清晰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农民生活的图像之后，我才可能对传统叛乱的发生及其对革命性变革的抗拒作出解释。
　　我在书中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解释——与论文开始阶段的设想颇不相同的解释。我的研究工作已从我曾期待的“理论证明”研究转向严格意义的“假说运用”研究——用通俗英语来说，就是在回答问题时又提出许多新问题的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也许提出了关于其他环境中农民行为方式的问题。例如，不同的环境怎样引起农民不同的行为方式，其他地区的农民与革命的关系较之淮北有何不同?遗憾的是，生态变迁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专题，坦率地说，直到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我还没能认识到此类事情的重要性。我希望其他学者能深入进行一些必要的比较研究，以便有一天我们可以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起源——尽管极其复杂。

　　……

　　该书运用社会生学态原理和人类学概念来分析华北平原的贫困地区100 年来的农民反抗运动，主要围绕三大事件展开论述——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作者裴宜理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中文版序言
前 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反抗序幕：淮北的环境
　　地理
　　人口密度
　　种植模式
　　农业产量
　　土地占有情况
　　商业
　　政府与税收
　　生活标准
　　淮北农民的心态
第三章 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
　　通常的治家策略
　　侵略性生存策略
　　掠夺性策略
　　防卫性策略
　　结论
第四章 从掠夺者到叛乱者：关于捻党的个案研究
　　捻党的起源
　　早期捻党的宗旨与活动
　　捻党与政府的关系
　　走向叛乱
　　捻党叛乱的组织
　　为生存而发起的叛乱
　　掠夺性叛乱的局限性
　　结论
第五章 从防卫者到叛乱者：关于红枪会的个案研究
　　红枪会的起源
　　早期红枪会的活动
　　走向叛乱
　　红枪会与政府的关系
　　信仰和仪式
　　组织
　　结论
第六章 叛乱者遭遇革命者：淮北的共产主义运动
　　淮北地区共产党活动概况
　　双方都要打击!
　　共产党发动群众的方式
　　结论
第七章 结语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参考书目
索 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