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第四辑） 法国哲学

汇聚当代法国哲学最新、最具创见的研究成果

本书汇集了国内一流法国哲学研究学者的最新论述。对于当代法国哲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本书可助益把握当代法国哲学最新研究动向、获取当代法国哲学最新研究成果，是一本必不可少的参考著作。
 

冯俊，哲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个人专著有《笛卡尔第一哲学研究》《法国近代哲学》《当代法国伦理思想概论》《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 》等；译著有《笛卡尔》《马勒伯朗士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和《法国哲学史》等，主持翻译《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等哲学著作和教材20余种；主编《西方哲学史》《东西方公民道德研究》等；在国内外发表中外文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和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10余项。

《法国哲学》辑刊的主办单位为中国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冯俊教授任主编。第四辑主题为“生命、理论与实践”，包含四个栏目十二篇论文。 “古典与现代”栏目四篇：《一种新文字的可能性 ——从德里达《论文字学》谈起》（尚杰），《论列维纳斯对笛卡尔“我思”的新解 ——以〈总体与无限〉为中心》（李志龙），《布朗肖的萨德 ——一种新尼采主义背景下的考察》（成家桢），《论埃克哈特的泰然任之对米歇•昂利现象学视域的启发》（李宜）； “文学与实践”栏目三篇：《疯狂：作品缺席的悲剧性意义》（赵雄峰），《“文学”的现象学和“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再读〈写作的零度〉》（庄威），《布尔迪厄类比的实践模型及其优化逻辑》（鲍建竹）； “德法现象学”栏目两篇：《超越“明见性”——论马里翁给予概念的源初性》（黄金龙），《身体是如何让意识不透明的？》（唐戎昊）； 翻译三篇：《哲学家的“跌倒”》（阿兰•布洛萨），《萨特与梅洛-庞蒂的美学对话》（马乔里•格雷恩），《福柯与中国错开的会面》（阿兰•布洛萨）。

古典与现代
一种新文字的可能性——从德里达《论文字学》谈起?  尚杰
论列维纳斯对笛卡尔“我思”的新解——以《总体与无限》为中心? 李志龙
布朗肖的萨德——一种新尼采主义背景下的考察? 成家桢
论埃克哈特的泰然任之对米歇•昂利现象学视域的启发  李宜
文学与实践
疯狂：作品缺席的悲剧性意义?  赵雄峰
“文学”的现象学和“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再读《写作的零度》 庄威
布尔迪厄类比的实践模型及其优化逻辑 鲍建竹
德法现象学
超越“明见性”——论马里翁给予概念的源初性  黄金龙
身体是如何让意识不透明的？ 唐戎
翻译
哲学家的“跌倒” 阿兰•布洛萨
福柯与中国错开的交会 阿兰•布洛萨
萨特与梅洛-庞蒂的美学对话 马乔里•格雷恩

据威廉姆·拉奇（William Large）考证，连同柏拉图，笛卡尔是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重复引用最多的哲学家。可以说，“列维纳斯通过笛卡尔《沉思》的论证重复了《总体与无限》的论证。”然而，相对于列氏与柏拉图、现象学之间的关系，笛卡尔思想的介入，在学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威廉姆·拉奇（William Large），还是博特威尼克（Aryreh Botwinick），都只是略微提及，并没有详细说明。虽然列维纳斯赞赏笛卡尔之上帝存在证明，但他并未沿用此证明，因为“他者并不需要被证明。”列氏试图将笛卡尔从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总体”体系中抽离出来，他断定斯宾诺莎至黑格尔的理性传统，就是“在一个总体（totalité）中寻求被把握”。不错，无论是斯宾诺莎还是黑格尔，都试图借助概念的演进来达到绝对或神之总体。但在黑格尔看来，这一总体不过是绝对精神之自我开显，人类精神不过是这一活动的一个环节罢了。列氏明显反对黑格尔的“思有”之有差异的统一，因为“统一”（unité）作为“绝对”实际上消解了一切有限者的独立性，即扬弃他者对绝对之无限性的限制。如何超越黑格尔对无限的总体化处理，列氏从笛卡尔的《沉思》中找到了出路，即“Cogito”所衍生出的上帝之无限与自我之有限之间的“暧昧”（ambiguïté）。孙向晨教授认为，“在他（列维纳斯，引者注）看来，‘无限’是比‘自我’更为重要的问题，也是笛卡尔在哲学史上更为重要的贡献。”孙向晨教授断定列氏从柏拉图引进了作为“太一”（un）的“至善”，从笛卡尔则引入了作为上帝的“无限”，将二者结合以沉思“超越”。如上所言，笛卡尔实则已经将“完善”与“无限”联系起来了，上帝之无限完满即是上帝之绝对至善。虽然黑格尔把“无限”分为“坏的无限”和“好的无限”，并认定其概念辩证法是一种“好的无限”。诚然，“无限之否定”并不可取，但列氏断定黑格尔之无限仍旧是对有限的否定，即排除“复多性”（multiplicité）以回到“一”。如此，黑格尔又陷入了自身所反对的“坏无限”。其实，列氏混淆了黑格尔的“否定”和“扬弃”，从而取消了“扬弃”之肯定性，继而有限性之肯定沦为了无限性之自我肯定，最终作为他者的有限被消灭了。姑且不论列氏对黑格尔的误解，但他确实试图“回到笛卡尔式的无限概念——借由无限而置于分离的存在者（l’être séparé）中的‘无限观念’（idéé de l’infini），我们保持了无限观念的确定性，保持了它对于所有有限的思想（toute pensés finie）、关于有限的思想（toute pensée du fini）而言的优先性，保持了它关于有限的外在性。”显然，列氏借用了“笛卡尔在《第三沉思》中发现了一种前起源的起源（pre-originary origin）——无限者”，即上帝之无限存在，抑或完善。如此，列氏就摒弃了胡塞尔对笛卡尔之Cogito的主观化处理——纯粹自我之绝对确定性，那么列氏是否就否认了Cogito之确定性？如此为之，必将瓦解经验世界之普遍必然性，陷入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相反，列氏不仅肯定Cogito之确定性，而且称其为“第一确定性”（certitude première）。然而，“确定性”仅仅树立起了知识之有效性根据，即自我之明见性；而这一明见性虽是自足的，却禀受自无限观念，即上帝这一明见性之始基。列氏认定：“笛卡尔之第一明间性的暧昧性（l’ambiguïté de l’évidence première），依次且无混淆地揭示了自我和上帝，将二者揭示为明见性的相互融合的两个环节。”这一明见性即是作为难以逾越的“深渊”（abîme）的“有”（il y a），有某物，但某物却并不明现；这就是自我的不断悬搁和上帝的不断显临，从而相互交织，但二者并不是黑格尔式的相互对待，而是一种相互承认的关系。相对于上帝之绝对无限性而言，Cogito之明见性就只能是有限的；然而，这种有限性并不是有待被超越的环节，而是Cogito之不可被还原的本性。如此，自我和上帝之间就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深渊”或“距离”（di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