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阐释学的精彩演进 精装

中国本土阐释学——公羊学的精彩演进。 

“阐释学”这一领域近年来颇受国内学者关注，所涉及的大多是国外学者的观点。我们应形成阐释学的中国学派，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阐释学体系。为此，不但要深入研究西方阐释学的学术成果，同时必须深入发掘和总结本国的资源。就这个领域而言，儒家春秋公羊学这一“中国本土阐释学”恰恰不能缺席。作为今文学派主要代表，其学说体系上起先秦，上下推演长达两千年，以其抱持的历史进化和倡导变革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独树一帜，于西汉及晚清这两个中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大盛于世，对于社会进程和学术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构成史上之奇观。在本书中，作者首次界定春秋公羊学说是中国本土阐释学的优秀代表，掌握丰富史料，站在时代高度，逐次阐释理论问题，其论述视野开阔，议论酣畅，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本书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学术创新意义，而且能够激发民族创造力，增强文化自信，让中国学术精华走向世界。 


 

陈其泰，男，1939年10月出生，广东丰顺人。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陈其泰史学萃编》（九卷）、《中国史学史•近代卷》、《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历史学新视野——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百部经典•文史通义（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等著作十余种。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分获北京市第九届、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著《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五卷本，共240余万字，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所著《陈其泰史学萃编》荣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人民日报》、《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1篇。

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阐释学属当前学术热点，为此必须首先重视发掘和总结本国的学术资源，而春秋公羊学说是“中国本土阐释学”的优秀代表，它上下推演长达两千年，理论成果繁富，具卓越智慧和深邃哲理。在本书中，作者逐次阐释了春秋公羊学的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三大特征；历代公羊学名家结合不同的时代条件对“大一统”“三世说”“通三统”“夷夏可变论”等重要命题所作的理论阐释；公羊学说在西汉和晚清时期两次风靡于世的社会基础，以及在政治、文化领域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晚清公羊学双轨并进的哲理启示；公羊学变易观何以成为晚清接受西方近代进化论的桥梁；公羊学说的现代意义等重大理论问题。 

前言
今文公羊学说的独具风格和历史命运
阐释学视野下公羊学“三世说”的精彩演进
晚清公羊学盛行所传递的文化信息
晚清公羊学复兴的社会文化条件与演进特色
经学史上的独特景观：论晚清公羊学的理论创造活力
晚清公羊学双轨并进及其哲理启示
民族文化认同的内涵、渊源和演进
公羊学说与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传统历史阐释学激活当代学术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
创造性阐释司马迁杰出思想
西汉人心目中的《春秋》

今文公羊学说的独具风格和历史命运
一、理解公羊学说的钥匙
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公羊学说作为今文经学派的中坚，曾经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其历史命运之陡升陡降，近乎离奇。在西汉时代，今文公羊学说盛行于世，不但学者宗从，而且受到帝王的尊奉；到东汉末以后，它却消沉达一千余年。到了清朝中叶，才有学者重新提起，随之崛起，至嘉道年间，由于封建社会已到衰世和外侮的逼迫，今文公羊学说经过进步思想家的改造，成为批判专制、唤起人们危机意识的武器。晚清维新派人物更把它与西方政治学说相糅合，锻造成倡导维新改革的理论纲领，公羊学在社会上风靡一时；而晚清“新学”的传播，也得力于公羊学说对旧思想体系的冲决作用至巨。
今文公羊学说在19世纪末最后一次波涛涌起，距离今天时间并不算遥远。可是，近几十年来，对于这一在历史上曾两度成为“显学”、与中国历史进程和学术变迁曾经大有关系的学说，除有一二学者加以探讨、评论外，则绝少有人提起，甚至还使人感到陌生得很。产生这种情况，固然与时过境迁、往事容易淡忘有关，而远为深刻的原因是，公羊学说在理论上具有独特性，如果以长期流行的古文经学眼光对待，会感到不好理解甚至怪诞诡异。它的理论发端是极其古朴的，而经过长期的推演，却发展成复杂的体系；它具有进步的、富有哲理性的学说精华，却包含在“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外在形式之中，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独创性的命题。这就必须仔细地寻绎公羊学家的论著，深入地作具体分析，解开其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探究和诠释其独特的命题。
近代著名的今文学大师康有为对此曾有过很恰切的比喻：如同不懂四元、借根、括弧等就无法解开算学题一样，若对公羊学的“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无所知，就无法理解公羊学说。掌握其理论命题这把钥匙，结合不同时代条件的变迁，方能对这一联系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儒家学派之演进脉络，以及它所经历的戏剧性命运，作出一番清理和总结。 
二、公羊学主体的形成及其学术特色 
公羊学说的源头，在于《春秋》之“义”；而《公羊传》对《春秋》大义的解释，便构成了公羊学说的核心。《春秋》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又是我国最早的编年史，它记载自鲁隐公至鲁哀公共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只用了大约一万五千字，文字最少的一条只有一个字。传统的说法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册修成《春秋》，如司马迁所说，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历来绝大多数学者对此没有怀疑。记载如此简略的《春秋》，在两千多年中国学术史、政治史上却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原因在于，人们普遍认为《春秋》简略的文辞寓含着孔子的褒贬书法，孔子借此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这就是《春秋》重“义”的特点。如《史记》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公羊传》即以口说相传，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 
与公羊学派的认识相通的，是儒家巨擘孟子，他对《春秋》重“义”作了精辟绝伦的评价，认为《春秋》的“义”具有纲纪天下的作用，孔子修《春秋》是“行天子之事”。孟子将孔子修《春秋》的事业与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这些人物对中国统一之历史功绩相并列，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深刻地说明，《春秋》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因目睹王室衰微，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紊乱，恐惧日后情形将越发不可收拾，他要挽狂澜之既倒，于是采取修《春秋》的方式，以褒贬为手段，重整纲纪，匡正君臣上下关系，明是非，别善恶，要使社会恢复到他所希望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局面。孔子这样做，是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具有极大的政治威力，因此才使“乱臣贼子惧”。孟子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进一步说明修《春秋》的意义在于继承“王天下”、实现中国统一的大事业，在史事、史文、史义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史义”， 此乃行天子之事，为后世立法。 
《春秋》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但从其简略的文字难以理解），是依靠《春秋公羊传》专门解释其中的“微言大义”，凸现《春秋》纲纪天下的作用，并由此形成了公羊学说的核心，在儒学中独树一帜。《公羊传》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按古人所极言，“其旨数千”。举其最为关键者，有如下四项。 
首先是“大一统”观念，它被放在全书的首要地位，上升为儒家的重要理论，因而在历史上产生了难以比拟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