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礼交融：丧服制度与魏晋南北朝社会 平装

一部全面探讨魏晋南北朝时代丧服制度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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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服》自古难读，本书在准确解读《丧服》的基础上，更能展开比较研究，展现丧服制度在不同时代的意义，殊为难得。
——桥本秀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广泛借鉴前人成果，而能独辟蹊径，将丧服、礼学的探讨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探究其与其他学术思想、政治、法律、宗族之关系，揭示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彭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丧礼是儒家礼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家的仁义、孝道等观念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关注。由于宗族、法律等制度上对儒家礼制的倚重，以及丧服制度中承载的儒家价值观念具有的合理性，丧服制度得以保持其生命力，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因此历久不衰。本书通过作为经典文本的《丧服》与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丧服制度，以及丧服制度与同时段社会其他制度两个维度的比较，对魏晋南北朝丧服制度进行了论述。其中，前者较为突出经学上的辨析，后者则重在史学考察。书中作者对“三年之丧”“心丧制度”“尊降与厌降”“出继与养子”“名服与加服”等内容的考察论述，充分显示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丧服制度的典型性及重要作用，既有“以情制服”的鲜明特征，又能遵守“以礼裁之”的规则。鉴于丧服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性以及它广泛的联系性，本书的分析对深入理解其他制度乃至魏晋社会的特征，也就显得必不可少。

 

张焕君，山西灵丘人，负箧京城十二年，先后受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眼界既开，濡染也深，慕志士仁人之风骨，存天地位育之探求。尘网不耐俗谛，丘山原本自由。现供职于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友朋作伴，兼任于晋之源壁画艺术博物馆、晋之才蒙学文化研究院，爱嵇叔夜之为人，以为寻章摘句不足贵，立地做人，心智独立，始得根本。

乱世往往思想活跃。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三四百年间，兵连祸结，人若飘蓬。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固然是人间至痛，新亭对泣，大江茫茫，也让人格外忧伤。乱世之中，天地失序，尊卑易位，一切价值皆须重新估量。两汉儒者对世界的解释无法祛除新生的疑惑，于是玄学兴起，佛教弘扬，或脱俗谛于清谈，或觅解脱于来生。然而尘世虽然卑微，仍需竭力经营，个人由此成长，家族得以昌炽。礼学家应时而起，缘情制礼，损益调适，传统与现实兼顾，秩序与自由并存，乱世求生之际，人类的灵性与坚韧，也因此得以昭彰。

引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文献综述
第三节 《丧服》与丧服制度概述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第一章 三年之丧
第一节 郑、王丧期之争的理论依据
第二节 从宗王到宗郑
第三节 纵情与节文
第四节 小结
第二章 心丧制度
第一节 西晋的变礼
第二节 心丧的制度化
第三节 公除与心丧
第四节 小结
第三章 尊降与厌降
第一节 降服的意义：尊尊与重宗
第二节 尊降无尊：亲亲的张扬
第三节 厌降不厌：亲情的力量
第四节 小结
第四章 岀继与养子
第一节 礼书中的大宗
第二节 姓氏与宗族
第三节 宗族观念的变化
第四节 异姓为后与养子
第五节 小结
第五章 名服与加服
第一节 加服以名：母名对情的掩盖
第二节 姨与外族：从亲情到家族
第三节 嫂叔之间：亲情与门风
第四节 小结
第六章 前母、二嫡与时代
第一节 王昌的难题
第二节 二嫡现象
第三节 继母与嫁母：女性角色的变化
第四节 乖离论
第五节 小结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后记

丧服制度与魏晋南北朝社会
张焕君

正是由于宗族、法律等制度上对儒家礼制的倚重，以及丧服制度中承载的儒家价值观念具有的合理性，丧服制度得以保持其生命力，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因此历久不衰。这是它“不变”的方面。但与此同时，礼天然具有的实用性又使它必须与时俱进，通过寻求对社会变化的适应来保证它的合理性，所以它又有“变”的一面。这种变化，就丧服制度而言，既体现在服丧时的衣饰、居丧场所、丧服的变除仪节等外在形制上，也体现在制服原则等内在观念上。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更重视“亲亲”的原则，并以此对整个丧服制度形成新的解释，新的服制体系由此确立。这样的变化虽然产生在丧服内部，却并不孤立，而是与宗族、门阀、玄学等因素交织缠绕。可以说，无论是“变”还是“不变”，丧服制度都与它裹挟其中的社会交互影响，社会现状及需求决定着经典的存亡与阐释，反过来，经典又因为其切中人心、适应社会的功能而对社会现状、需求有所指导。或许，经典与社会之间所谓的互动，正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
通过以上关于丧服制度“变”与“不变”的介绍，本文研究的重点及意义也大致有所体现。虽然限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在具体论证时不得不侧重于对丧服制度本身特点的分析，并由此对其产生的变化加以比较，以致关注的范围显得比较狭窄，制度史的成分较为浓厚。但是，鉴于丧服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性以及它广泛的联系性，这样的分析对深入理解其他制度乃至魏晋社会的特征，也就显得必不可少。如果将丧服制度放入经学或儒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背景，那么这样的研究就有了更多的说明意义。无论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儒学不振的说法，还是纠正以往态度上虽然重视经学但因为缺乏深入研究往往表现为抒发空泛之论的做法，都有着一定的纠偏或充实作用，可以为日后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写作的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