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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万里路:葛剑雄旅行自选集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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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56.00

  • 著者:3906 
  • 出版时间:2016年08月本印时间:2016年08月
  • 版次:1印次:1页数:327页
  • 开本:32册数:1 卷数:1
  • ISBN:978-7-100-12400-3
  • 读者对象:心社会和热爱历史的大众读者
  • 主题词:散文集中国当代
  • 人气: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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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深邃的目光探寻历史轨迹;以坚实的脚步丈量文化时空;以深切的忧思观察现在;以饱满的情怀烛照未来。

  国内著名学者葛剑雄最新力作,跨越世界的文化跋涉,一个知识人的行与思。

 

显示全部作者简介

  葛剑雄,当代著名学者,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移民史》《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等。

显示全部内容简介

  本书为国内著名学者葛剑雄从多年以来的著作中,首次精心遴选出的关乎行与思的佳作精选集。葛先生从事学术多年,著作等身,在专业研究领域可谓巨擘,但他并不仅仅是那种传统的纯书斋型学者,他关切现实,敢言敢怒,饱含善意和建设性,是特立独行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他又富有行动能力,足迹遍历神州大地和世界七大洲,善于捕捉体验生活中的美感和诗意,并将之行诸于文字。其文深入浅出,博古通今,高屋建瓴,真切生动。所有对读书和旅行感兴趣的读者,都不难从中汲取养分,获得共鸣。

显示全部目 录

世界史中的中国:中国与世界
地图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
从中国历史地理认识郑和航海的意义
移民与都市文化
告别夔门
千古钓鱼城
高山反应:从两千年前的“大头痛山”到我的体验
神秘的高原之夜
造化神工:土林
千年古刹托林寺
千古古格
废都之巅
重走青藏路
似曾相识“燕”归来:河内随感
顺化散记
名城乐水
有人则名:访格兰彻斯特果园茶座
寻访李约瑟
青井阁中好读书
感受时空:格林尼治天文台随想
邂逅霍金
重访英伦杂感
永远的庞贝
威尼斯,我没有失望
我到过的南极
孤独无法体验
天涯无处无春色
土的含义
地图的尴尬
北非谍影今何在
在伊本 •白图泰的故乡
君士坦丁的桥
马泉,古达梅斯生命之源
访开罗会议旧址
纸草纸的兴衰
千年奇迹的奥秘:访圣凯瑟琳修道院
溯尼罗河之旅:从阿斯旺到喀土穆
登乞力马扎罗山记

显示全部精彩试读

千古钓鱼城

 

  最早得知合川的地名,是文革前看小说《!红岩》,江雪琴乘船离开重庆去华蓥山,上岸后到达的县城就是合川。以后自己读历史书,方才知道合川就是古代的合州,南宋末年在合州筑钓鱼城抗击蒙元军队,坚守数十年,直到南宋亡后。了解了这段历史,自然很想考察一下钓鱼城的形势,亲身体会历史上这悲壮的一页,可惜一直没有机会。我第一次到重庆是在1969年4月,是为“清理阶级队伍”作外调。“革命任务”在身,又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同行的是“工宣队员”)出差,岂敢稍有怠慢?所以除了某日中午途经北温泉时进公园休息了一回,什么名胜古迹都没有去。1982年春随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自成都东下出川,因火车晚点误了船期,滞留重庆三天。其间与先师谈及钓鱼城。他告诉我,抗战时虽在重庆呆过三个月,却因交通不便而没有去成,因为去钓鱼城没有陆路可通,只能坐船。十多年后我到重庆开会,主办者安排的活动是去大足参观石刻,会后匆匆离开,又与钓鱼城无缘。直到1999年初到西南师大讲学,蓝勇教授特意陪我去钓鱼城,才使我如愿以偿。此时离我知道钓鱼城已有三十多年,几乎与当年宋军守城的时间差不多长了。

  从西南师大所在的北碚到合川距离并不太远,但由于沿途公路正的扩建,越野车走了三个小时。蓝勇给我找了一位最理想的向导——当过钓鱼城管理处主任的刘先生,他将我们领至涪江边的码头,很快招来一条摩托艇。这是去钓鱼城最便捷的交通工具,行程不到半个小时。钓鱼城如今还只有水路一条,汽车无法通行。

  离开码头不久,船就驶入嘉陵江,折过一个大湾后沿江飞速而下。虽已是隆冬,行船时风也很大,却还没有刺骨的感觉。暗绿的江水被船首犁开两道银波,也无水落石出的模样。两岸的近树远山还是一片葱茏,分明还是初秋景色。稍后,前方左侧就现出几座山峰,上面的古建筑依稀可见。还没有等我拍完一组照片,船已靠在山脚下的江边。据刘先生介绍,这就是当年的水军码头。

  由码头登岸,就开始拾级而上。石阶顺着山势,渐上渐陡,尽处就是一座城门,题着“护国门”三字。刘先生告诉我们,城墙虽是新修的,但门址还是宋时旧物。进门后,石阶与城墙都已贴着濒江的山崖,城墙上横亘着一道道石槽,显然正是宋军放置大炮的地方。从城雉下望,粼粼水波就在脚下荡漾,对岸似乎触手可及,嘉陵江上下尽收眼底。控制了这段城墙,就等于扼断了嘉陵江的咽喉,再配上密集的火力,敌船就插翅难飞。这样的控制点,山上还有好几处,它们利用山势,构成了一个立体的防御系统。

  再往上走了一段,山势渐趋平缓,接近山顶时更加开阔,形成一片台地,容得下大片建筑物。虽然遗存的建筑不多,且都已不是南宋原物,但从遗址看,当年的规模确实不小,不仅有内城、衙署、祠庙、指挥台、演武场、炮台、兵工场,还有水源不绝的古井、天池。我最感兴趣的,是兵工场和天池两处。兵工场的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但地下还留着一个个石坑,估计是用于制造火药和冶铁的。天池是汇聚泉水和雨水的蓄水池,据说终年不涸,是山上生活和生产用水的主要来源。

  来到这最高一层台地的边缘极目四望,但见钓鱼城所在的这片山岭就像一 座半岛,三面都被嘉陵江包围着,加上远处流入嘉陵江的渠江,这座半岛与周围的陆上联系只剩下狭窄的一段,这使钓鱼城成为一座由江水森严防卫的天然要塞。但这座要塞并非孤悬于江水之中,而是依托着一片幅员不小的山岭。钓鱼城的外城有20余公里,山上有不同的台地、谷地,有水源和土地可生产粮食,可产硝配制火药,驻守的军队也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我想起了历史上另一处有名的据点——仇池。据《宋书·氐胡传》记载:“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为盐。”仇池不仅易守难攻,而且有方圆二十余里的百顷土地,有水源和盐源,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和生产需要。所以早在东汉建安年间就成为氐人避难的场所,到西晋末年又有氐族首领杨茂搜率部落四千家迁入,成为难民的乐土。杨氏以此为据点周旋于乱世,并不时有所扩张,八十多年后才被苻坚攻克。显然,钓鱼城是另一个仇池,并且比仇池起过更大的作用。

  至此,我解开了第一个迷:钓鱼城何以能坚守36年?

  公元1236年(宋端平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八年)蒙古军破阳平关,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攻占成都。一月之间,宋朝在四川的四个路中,只剩下夔州路(今重庆市大部)和潼川路的顺庆府(今南充市一带)。此后,蒙古军时进时退,一度进占夔州路的大部分,再度攻下成都,而宋朝残余的州县既得不到支持,又缺乏统帅,纷纷割据自保。到1242年(宋淳祐二年)余玠被任命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整个四川已所剩无几,风雨飘摇,不可终日。

  由于余玠还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兼任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实际是四川的最高军政长官。但他既无多少兵可调,也没有什么财赋可征,到任后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招贤选才。他在帅府左面建了一座招贤馆,生活待遇与帅府相同。一直不愿与当局合作的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为余玠的诚意和耐心所感动,提出了在钓鱼山筑城,将合州治所迁入,积聚粮食,长期抵抗的战略。余玠完全赞同,为了争取时机,他直接上奏朝廷,任命冉琎、冉璞为合州地方官,全权负责建钓鱼城和迁治。

  消息传出,帅府上下一致反对,这是可想而知的。虽然蒙古军入侵已有十多年,但宋朝的文武官员并没有形成正确的对策,往往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固守城市。一些人悲观失望,除了不断逃亡就别无选择,要在山上筑城,无疑是断了他们的退路。另一些人则心存幻想,总以为蒙古军的进攻是最后一次,待蒙古军撤退后就万事大吉。而且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大小地方官都已成为一路诸侯,占着各自的地盘。现在要他们从城里迁到山上,放弃良田美宅和势力范围,一心抗敌,自然不会那么容易。但余玠不为所动,放手让冉氏兄弟动工,并宣布万一筑城失败,由他独立承担责任,与僚属无关。

  于是由冉氏兄弟主持,选择合适的地点,建成了钓鱼、青居、大获、云顶、天生等十余城。这些城都因山为垒,形势险要,又星列棋布,相互声援,城中屯兵聚粮,便于固守。余玠一面惩处溃将严肃军纪,一面下令将重要的行政和军事中心全部迁入这些城中,其中合州就迁入钓鱼城。基础巩固后,余玠又主动出击,北捣兴元(今陕西汉中),西战嘉定(今四川乐山),遏制了蒙古军进一步入侵的势头;又通过屯田恢复生产,减轻赋税使百姓休养生息,使四川局势得到稳定。

  钓鱼城等山城能够发挥如此大的效用,绝不是偶然的。蒙古军队以骑兵为主,以速战见长,在灭金和西征过程中已经积累了攻城掠地的经验,所以夺取一般处于平原、谷地的城市并不困难。但钓鱼城等都依山傍水,而山地战和水战恰恰是蒙古军的弱点。蒙古军远离基地,粮食和物资供应困难,战役和战线拖得越长,对蒙古军越不利。而宋军却是在本地作战,不仅可依靠山城中的储备,还能就近得到补充,必要时还能在山上生产。再则当时蒙古还没有全面灭宋的计划,不求稳定占据土地,往往在抢掠后就主动撤退。所以只要宋军能坚持一定的时间,蒙古就会撤围而去。而宋朝军民已无路可退,出于保家卫国的目的,只能殊死抵抗。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使钓鱼城在宋元之交的中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

  1253年(宋宝祐元年,蒙古蒙哥汗三年),余玠被召回临安,临行前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而蒙古方面却已经改变策略,在利州(今四川广元)和阆州(今阆中)筑城,且耕且守,一方面巩固战线,另一方面积谷屯粮,为大举进攻作准备。次年蒙古军就进军合州和广安军(今广安北),所幸合州守将王坚与张珏击退了蒙古军。

  1258年,蒙古蒙哥汗亲率大军,分几路向四川进攻,各州或陷或降,一年间四川大半失守。次年初(宋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蒙古军逼近合州,先派降人晋国宝劝降,被王坚所杀。蒙哥汗进抵合州城下,俘获了万余军民,指挥诸军形成合围。自二月至七月,王坚、张珏率领军民抗击了蒙古军一次次的猛烈进攻,钓鱼城巍然屹立。由于钓鱼城扼守着嘉陵江,宋将吕文德突破蒙古军的阻击,进入重庆。吕文德解救合州的船队由嘉陵江溯江而上,受到蒙将史天泽顺流而下的袭击,不得不退回。钓鱼城危在旦夕,蒙古前锋汪德臣趁夜攻入外城,王坚率军殊死搏斗。黎明时分,得意忘形的汪德臣骑着一匹马冲上前去,高呼:“王坚,我来救你们一城的军民了,还不快快投降!”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一块飞石击中,重伤而死。正好天降大雨,蒙军攻城的梯子或断或塌,后援无继,被宋军击退。与此同时,被西方称之为“上帝之鞭”、曾经横扫欧亚的蒙哥汗,折断于钓鱼城下。于是蒙古军被逼撤退,合州解围。关于蒙哥汗的死,至今说法不一,或说病死,或说被流矢击中而死。但无论如何,都是钓鱼城军民抗击的结果。

  1260年(宋景定元年、蒙古中统元年),王坚被征入朝,不久就由张珏继守合州。据《宋史》记载,这位18岁就来钓鱼山从军的后起之秀,“魁雄有谋,善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不贷,故人人用命”。当时,蒙古军占领了大良平城(今广安东北),又在虎相山(今武胜东南)筑城,他们以此两城为据点,不时袭击梁山(今梁平)和忠(今忠县)、万(今万州)、开(今开县)、达(今达州)等州,使百姓无法安心耕种,士兵只能随时警戒,疲于奔命。更严重的是,每次向渠州(今渠县)输送粮食给养时,都得出动各州兵力护送,在两城下苦战,才能突破封锁。1267年初(宋咸淳二年十二月),张珏派部将史炤、王立率50名敢死队劈开西门突入城中,一场血战,收复了大良平城,拔掉了蒙古军这根钉子。次年四月,蒙古平章赛典赤率军南下,破坏了重庆一带的麦田,途经合州时,张珏用船封锁嘉陵江,筑成水城,赛典赤的数万军队猛攻,还是无法突破,只能退兵。局势稍有稳定,张珏又出动军队保护百姓耕种,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增加生产,保证了粮食储备。

  钓鱼城成为重庆一道坚固的屏障,使重庆成为南宋在四川最后的据点,一直坚持到了1278年(宋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当年正月,重庆陷落,张珏巷战失利,自杀未遂被俘,两年后终于在北行途中自杀。元兵攻破合州外城,至1279年(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守将王立投降,钓鱼城36年的攻守战划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此时离宋廷在临安投降元朝已有整整三年,与南宋最后一支残余军队在海陵山(今广东阳江海陵岛)覆灭和陆秀夫怀抱小皇帝跳海身亡差不多同时。

  在元兵攻陷重庆时,曾让人给张珏写劝降书,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君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州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你张珏不过是宋朝的臣子,难道比皇室的子孙还亲吗?合州不过是一个州,难道比宋朝的江山还重要吗?)意思很明白,宋朝的子孙都已投降了,宋朝的天下都已归了元朝,你张珏还死守什么。想到这里,我不得不思索长期解不开的第二个谜:钓鱼城这样的死守究竟有什么意义?在这36年间,宋朝与蒙元双方损失了多少生命?耗费了多少财产?特别是在南宋国势江河日下,主庸臣奸,四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时候,张珏等在孤城固守完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值得吗?这其实是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记得几年前,孙道临先生筹拍文天祥的电影,我们也曾讨论过,文天祥抗元除了道义上的意义外,对历史的进步有没有作用?

  我们来到山顶的忠义祠和护国寺内,这里收藏着不少碑刻,最珍贵的一块是南宋乾道年间的。从另一面下山时,又经过一尊规模颇大的卧佛,也是唐宋时的旧物。看来当年的战争虽然持久而残酷,但在王立投降、元军最终占据钓鱼城时并没有进行彻底的破坏。从史料中看,城中的残余军民也没有被屠杀。而在蒙古军队侵入黄河流域和灭金的过程中,这些本来都是不可避免的。

  当蒙古骑兵刚由蒙古高原南下时,他们曾经以杀戮为乐,曾经大量掳掠人口,就像他们进入中亚、西亚和欧洲时一样。在蒙古占领华北之初,一位大臣还认为“汉人无补于国”,要求将他们全部杀光或赶走,腾出土地来放牧。但到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伐宋时,他已经明确规定了要保护宋境百姓的生命财产,要维护正常的农业和商业。是什么促使蒙元统治者由野蛮走向文明呢?一方面固然是中华文明本身的伟力,使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另一方面,则是宋朝军民的殊死抵抗,延长了蒙元的征服过程,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同时也逼使他们认识到,完全依靠军事征服必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南宋的军民从一开始就拱手投降,或者听任杀戮,尽管我们无法假设最终的结果,但可以肯定,蒙古军队绝不会自动减轻烧杀抢掠,破坏的过程还会更长,中华文明所受的创伤必定会更大。如果说蒙元统治者的转变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清朝入关的过程再一次证明了这一因果关系。

  这一意义上说,钓鱼城内外的鲜血没有白流,钓鱼城足以彪炳千秋。

  漫步下山,我们又经过一大片抗战期间的石刻。原来这里是当时举办军政训练班的场所,蒋介石和其他党政要人都曾题词纪念。在外敌压境,国难深重时,余玠、张珏那样惊天动地的英雄和钓鱼城那样坚不可摧的要塞自然成为民族的象征和榜样。这种价值是无法用物质来衡量的,却是永恒的。

  在摩托艇的飞驰中,钓鱼城很快消失在青山碧水之中。但经过这番考察和思索,钓鱼城在我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