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商务印书馆,返回首页
图书搜索: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 精装

分享到:

定价:¥39.00

  • 著者:162287 
  •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本印时间:2021年10月
  • 版次:1印次:1页数:201页
  • 开本:32 卷数:1
  • ISBN:978-7-100-20388-3
  • 读者对象:历史研究者和普通读者
  • 主题词:中国历史辛亥
  • 人气:91

显示全部编辑推荐

《中华读书报》月榜上榜好书(2021年11月)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罗志田教授的重磅新著,是对“辛亥巨变”的重新阐释。

严复曾言:“革命之世,不必皆暴君。” 辛亥革命这一“五千年之大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大转折。然而旧制度崩溃之迅猛,大革命兴起之骤然,出乎当时人的预想,也为后来者所深思。当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之时,革命却能较为轻易地速成,那么“改革”与“革命”,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竞争关系?

本书的设问方式,与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颇有相通之处,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或可视为中国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但晚清政治结构要比18世纪末的法国远为复杂,也蕴含了更多中国自身的政治命题,需要从更长的时段来观察和理解。在这一点上,本书对这一历史转折点的深入阐释,也给我们理解现代中国带来了启迪。

显示全部作者简介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历任四川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著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和《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等。

显示全部内容简介

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却恰于此时爆发了革命。这一历史大变局,留下了诸多疑问:

在朝廷没有并无太多暴戾苛政的情形下,为何会发生革命?清朝何以骤然崩溃,革命何以轻易速成?

改革开启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体制或结构及政治伦理是否改变、怎样改变及以何种速度改变。正是由于制度的困境,使自上而下的新政带有了“自毁”的意味,并最终不得不让位于自下而上的革命。

显示全部目 录

自序
一、近代权势结构的转变
二、庚子后清廷的失道形象和士人心态
三、制度困境下的新政
1. 小政府遇到了大问题
2.从民富国强到政府理财
3.新政繁兴导致纸张天下
4.小政府和大政府的紧张
四、自上而下的立宪
   1.意在富强的立宪国策
2.自下而上的立宪先路
3.立宪的自上而下特征
4.谁想立宪
5.附和声中的质疑
6.“别开四千年来一世界”
五、官制改革的困窘
六、转向自下而上:“筹备清单”带来的转折
附录  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读《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

显示全部精彩试读

自 序
 

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 周年。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大转折。其“大”的程度,当事人的认知显有不足,后世亦然。
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至少出现了五六种要用“千年”来做计量单位的重大变化。第一就是废除科举制,改变了施行一千多年的考试制度,被严复视为“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其重要性等同于古代的“废封建、开阡陌”。稍后的立宪尝试,也被梁启超认为是“开数千年未有之创局”。再以后的共和取代帝制,更是至少三四千年的转折。与这三项显著的根本性巨变相伴随的,是一些相对隐性的变化,如经典的淡出、四民社会的解体,以及迄今仍在影响我们的白话书写方式,皆是以千年计的划时代大转变。
这些根本性转变发生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应当不是偶然的。辛亥鼎革虽仅是其中之一,却也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或不妨适当扩大研究视野,把辛亥前十年和后十年,约即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的二十来年,作为观察对象,而将发生在辛亥年的政权鼎革视作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通过这样的考察,可以更充分地认识辛亥革命本身及其历史意义。
如果把观察的时段再稍往前延伸,可以说外力入侵造成的权势结构巨变或是辛亥鼎革的远因。这里所说的“权势结构”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也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是众多因素合力所结之构。其间最关键的变化,就是王国维后来概括的“道出于二”。传统中国政教体系本互相依存,当政不尽如人意时,士人多尝试在教的一面做出调整。近代士人虽也借助西来的思想资源,但大体仍是在传统中求变。戊戌维新时,康有为欲借西法以重构经学,不啻在拆毁自己的大本营。而对立的一面在卫教的同时,其实也改变了道。重要的是,由于教的调整溢出传统轨道,政的评判标准也与此前大相径庭。
李大钊曾说:“平心论之,清室非有凶暴之君。”若按中国传统的标准,清廷在最后一段时间的作为,似尚未达到历代亡国之君所表现的荒谬程度。但在指导性的“道”大变的语境下,“失道”不一定明显地落实在横征暴敛等具体的政治行为之上。近代中外竞争常以中国一方的失利结束,依据以战争“胜负决文野”为代表的西式“新道”标准,每一次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挫败,都是体制已出问题的象征。这样一次次的失败,因“证据”的不断重复而达到不证自明的“失道”效果,任何政权都很难承受。所以在连续受挫后,朝廷特别需要“证明”自己可以在近期改善局面,故试图推动更有力更有效的变革,以“说服”世人仍对其寄予希望。
然而清季主政者需要面对的大多是名副其实的“新问题”——新政处处要求一个大政府的作为,实非既存小政府治理模式所能应对,朝廷的确是心有余而力所不能及。由于不善因应这类新问题而致事倍功半,难负民间期望的朝廷又不得不接受新的“失败”,意味着进一步的“失道”。可以说,小政府的无能为力和执政者被构建出的“失道”作为,共同刺激了士人和民众的不满,最终促成了革命,并让革命相对容易地获得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