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一词(包括中文、英文及其他语言)在创造并使用的早期,不同民族的人们使用“文明”或者赋予“文明”的含义时,所指代的是较先进步的族群相对于较落后或未开化族群的优越感。几千年前,在东西方出现“文明”概念或词语之初,其所指代的寓意都是与“野蛮”相对立的状态。
在中国,汉字“文明”一词最早见诸《尚书》,有“经天纬地,照临四方”之意,意为改造自然,驱走愚昧。后赋予启蒙、教化之意,如严复《天演论》所讲:“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庞,多为游猎之世。游,故散而无大群;猎,则戕杀而鲜食,凡此皆无化之民也。迨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文者言其条理也,明者异于草昧也。出草昧,入条理,非有化者不能。”
考古学界认为,夏王朝是中国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朝代,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祖先开启了文明的进程。夏即夏族,又称华夏族,是以上古的炎黄部落联盟为核心,逐渐融汇许多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族体。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民族。华夏族将周边少数民族概称为“夷”,从形意字来看,“大、弓”为“夷”,字面含义为背着弓箭的健壮之人,引申为“野蛮的、未开化的”民族。“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在春秋时期曾经是诸侯国相互攻击或联合的舆论武器。齐、晋两国提出“尊王攘夷”以号召诸侯,齐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创建霸业,即基于“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春秋》以“礼”作为判别夷狄与中国的标准,所谓礼,就是以“周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夷夏之辨既是一种民族身份认同,也是文明野蛮之辨,它内中国外夷狄,贵中国贱夷狄。这个中华世界体系的核心观念的基础是强大的物质与军事力量,对周边族群用华夏礼仪来实现同化和管制。当然,历经数千年的征伐与交融,如今的中华民族已经是多民族融合的总称,甚至包括了当时所谓的“四夷”。
方维规指出,从概念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夷夏之分,其思维框架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即如康有为所言:“夷夏之分,即文明野蛮之别。”夷夏之辨影响甚远,随着数千年朝代更替和民族交融,所谓“夷”的所指也发生了悄然变化。如16世纪晚期,在华传教达28年(1582—1610)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其中国札记就记述道:“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直至1895年,谭嗣同在寻求变法以图拯救衰落的清王朝时,仍在哀叹:“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他所说的“夷狄”显然是指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考察西方文明或文化观念的演化,与东方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早在公元前5世纪,作为古代欧洲文明最高成就的希腊,同样把不能用希腊语交谈、无法融入希腊社会的外国人,如波斯人、埃及人等非希腊人称作野蛮人、蛮族,“亚细亚”一词就带有贬义,带有独裁和野蛮的色彩。英语中的词根 barbar- 即源自希腊语,为拟声词,模拟外国人讲话含糊不清,后引申为“不会讲希腊语的,外国的,其他民族的”。现代英语词汇barbarous、barbarian 意即野蛮的、未开化的,作为名词则指野蛮人、蛮族。18世纪中晚期,欧洲就极为盛行文明或文化等级观念,这源于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欧洲人将世界分为“进步的文明国家”和“落后的野蛮国家”。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都把欧洲文明看作世界所有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用文明、半开化和野蛮来描述世界各地的差异。达尔文认为,任何民族都有经历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1818—1881)也在其著名的《古代社会》中,以进化论观点将人类发展过程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递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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