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答客问：为学四十年 精装

从八十年代“文化热”到当代法律多元主义，从“法辨”到“洪范”，梁治平以三百答问回溯四十年学术生涯。个人问学与时代思潮交织，以个体亲历与细节讲述补白学术史，坚持在边缘思考，真诚也睿智。
精装首版，见证学者淡泊致远的精神底色。
编辑推荐：
1. 当代重要学人回顾四十年学术生涯，既是个人治学史，也是当代学术史的侧写。  
   作者梁治平是改革开放之后重要的学者，学术生涯跨越四十年，研究领域涵盖法律史、法律文化及社会变迁，著作等身，其代表作如《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法辨》等已成为社科研究经典，影响超越法学学科。
2. 独特的内容形式与个体视角  
   全书以问答形式呈现，以时间为经，借300组问答，梳理作者治学心路，兼具个人回忆与学术史价值。 以个体视角和个人经历还原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学术思潮的变迁，补白学术史细节，撕去标签化叙事，展现真实的思想交锋与时代变迁。
3. 跨学科价值与时代意义  
   不仅聚焦法学，还涉及八十年代文化热、学科建设、学人互动等议题，对法政学人、社科研究者及文化史爱好者均有启发。通过个人经历折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知识生态，为当代青年提供历史参照与学术方法借鉴。
4.兼具学术启发与人文关怀
   作者语言平实，充满自省与坦诚，文字平易、淡泊而睿智。对人对事均抱持平之论，谦抑而客观，温文亦不失诚恳。
 
5. 布面装帧，多帧手稿首次呈现  
 布面烫印，32开精装，文前彩色插页高清呈现重要手稿，随文附多帧学人通信手稿等珍贵资料。

 

自 序
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由两种机缘共同促成的。
去年 2 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汪晖教授来信，说他们主办的一份刊物《区域》想组织一期专号，“邀请一些代表性的人文学者谈他们的治学道路和思想变化”，因为“这一代经历过‘文革’、改革和此后变迁的学人的道路或许对于新一代人会有启发”。这是促使我动笔的直接契机。而我之所以爽快地接受了汪晖教授的邀约，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那就是在过去许多年里，在一些公开（主要是访谈）和私下场合，总有人（多是一些年轻朋友）问起一些与我学术经历和思想变化有关的问题，一些我身在其中自觉平常但在外人、后人看来值得记取却无由得知或知之不详的大小事项，其中有些还涉及当下的某些学术史记述，这让我觉得，有机会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或许对后来者会有一点参考价值。事实上，读者在这里看到的对话，有许多就是当初聊天的内容。本书最后采取答问形式，自然也与此有关。
不久前与一些年轻朋友闲话，有人提到扬之水的《〈读书〉十年》，对书中记述的人与事不胜艳羡，觉得那个时代的种种“统统只有不可思议”。我们这代人便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经历了许多后来者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正在退出历史的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在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看来，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充满戏剧性，这为他们后来的表现，尤其是其中佼佼者的那些不凡的成就，增加了一些传奇甚至神秘的色彩。其实，对于亲历那段历史（首先是《读书》前史）的人来说，当时的生活并无浪漫可言。单从教育角度讲，这一代人先天不足，年长一点的学业中断，年少者则干脆无所学，青春尽付蹉跎，尽管后来有少数幸运者抓住了重新受教育的宝贵机遇，但在那个劫后余生、百废待兴的年代，即便上了大学，也谈不上有何种正规的学术训练。在那种情况下，有志于学者，若非天赋异禀，聪明过人，或幸遇名师，学有传承，便只能各自摸索，靠刻苦勤奋，也靠偶然机遇，或能有所成就。我既不属于前两种人，亦非特别勤奋者，为学只凭兴趣，既不固守某个领域，也不勉强去做自视为辛苦的事情，故难为专精之学，亦不以此为追求。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人最后也能做出一点为读者所认可的成绩，除了幸运，可能只是因为自己还保有一点自知之明，尚能诚实对己，做事也不失认真的缘故吧。
谈“治学道路和思想变化”，在我这不是第一次，但以这一次时间跨度最大，内容也最完整。我不敢说这些记述究竟有什么价值，或对后来者会有什么启发，我只能说，通过讲述自己数十年的所学、所思、所为，它确实记录了一个“经历过‘文革’、改革和此后变迁的学人 [ 走过 ] 的道路”。不过这条为学之路，即使放在当时，更不用说现在，并不典型。就在最近，一位年轻学人问我：“您八十年代就已成名，当时您对自己的未来有怎样的抱负和规划？”坦白说，这问题让我有点困窘，因为他带有歉意的问话方式表明，如果我回答说当时没什么想法，似乎就有故作清高之嫌。但事实上我确实没有那种称得上抱负的人生规划或学术规划。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大概自从过早地发现并且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种书斋式的生活方式之后，我的“人生规划”也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跟着自己的兴趣，循着问题，读书、做研究。这时的“规划”，也无非是下一个研究。若这下一个研究不是在二三年之内，而是在几年之后，那也就是个想法，最后能不能实现，并无一定。在此过程中，一切行止，进退取舍，只要无害于个人的独立与自主，也都是随机缘而定。总之，我在这条路上就像一个独行的旅人，没有同众人一道，沿惯常的路线，跟随导览行走观光，而是为这里或那里不知名的风景所吸引，兴之所至，走上一条又一条僻静小路。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我在这里或那里的经历，也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当我把途中所见向旁人讲述，也会引发他们的兴趣。
有朋友读了《答客问》初稿，对书中涉及他人时着墨太少感到不满足，他希望我能像德鲁克作《旁观者》那样，多写一点我认识和接触的新、老学人，他觉得那一定很精彩。但我不是德鲁克，没有他那样的经历，也没有他观察与刻画人物的本领。事实上，我不但不擅社交之事，对于学术交往也缺少热情。因为这个缘故，过去数十年里，我虽不乏结识硕学前辈的机会，却没有去利用，而于已相识者，也总是疏于问候。同辈之间也大抵如此。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要写的并不是《旁观者》那样的书。德鲁克说他写那本书的目的是要刻画一些特别的人，我却相反，有意把讲述范围限制于个人的为学经历，涉及所参与的事业或机构，也限于与己有关的部分；提及他人，则能简就简，以叙述合乎自然为满足。有意思的是，在做了这样的说明之后，我发现，尽管《答客问》与《旁观者》的写作策略相反，但其立意却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它们都反对集权之下的整齐划一，都推重多样性和多元化。德鲁克强调“第三部门”的重要性，我讲求“民间机构”的意义，二者具体指向不同，表达的却是同一种关切。
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还想提到一位前辈学人，他就是几年前故去的何兆武先生。我知道何先生的大名很早，念大学时读何先生与李约瑟二人合译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对其深厚的学养印象深刻。以后自己也走上学术一途，又身在北京，对他了解更多，也略知其行止，下意识里感觉与他相去不远，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我从未想到要去结识他。钱锺书先生曾有一个妙喻，说有那样一种人，吃了鸡蛋觉得味美，就想知道下蛋的母鸡长什么样子。我显然不属于这一类人。不过，写这本小书的时候，我却不止一次想到何先生，想到他的两本书，《上学记》和《上班记》，以及那里所讲述的他的人生遭际与态度。还记得我读此二书时甚为感慨，竟有一种冲动，想要写写这个与世无争的一介书生所经历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特别是令他感觉困惑的这二者间的悖谬关系。但是此刻，我想到的是《上班记》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他说：
我不是一个建功立业的人，一生满足于旁观者的角色，不过是浮生中一个匆匆的过客。这就像演戏一样，何必人人都上台表演，做个观众不也很好？正如《浮士德》中灯塔守望者一边唱一边说的两句话：“To see I was born, to look is my call.”（我的一生就是来观看的。）
如果能够做一个纯粹的观者，能够在思想里找到安慰，我以为，就足够了。
我以为，我们是真正的同道。
2023 年 9 月 29 日写于燕山忘言庐
10 月 15 日改定于之江月轮山

梁治平，男，1959年生于湖北孝感。著名法学家。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曾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现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与高研院双聘教授。以读书、教书、著书为务凡四十年。研究多围绕法律史、法律文化以及当代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展开。2002年，参与创办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主编《洪范评论》十余年。著有《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1991）、《法辨》（1992）、《法律的文化解释》（1994）、《清代习惯法》（1996）、《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2013）等，并有两卷本自选集：《法律史的视界》（2013）和《法律何为》（2013），译有《法律与宗教》，并主编多种丛书。

《壬寅答客问：为学四十年》是当代著名法学家梁治平教授于2022年（也即壬寅年）对自己四十年（自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读书治学生涯的回首与整理。书稿以问答形式展开，以时间为序，针对治学生涯不同阶段有重要影响的经历与事件细论原由，重思得失。此种回溯，以作者个人治学理路为线索，但思考与回应则不局限于个人经历与专业，更涉及对近四十年来人文社科学科建设、学人互动、学术思潮与社会文化兴替的洞察。作者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有重要影响的法政学人，其学术研究与实践，发端早、起步高、涉猎广，这一回溯从个体视角展开，撕去若干大而无当的标签，补白诸多学术史的细节，名为问答录，实则一部学人心史，相当具有可读性，也适足启发。

自序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第三个十年
晚近十年
附录
  法律、社会变迁与文明再造
  法律文化与法律多元
  “地方性知识”：一个概念的传播和运用——从个人经验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