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俞孔坚教授根据他多年来对风水问题的研究以及在景观设计方面的实践，最近出版其重要成果：《理想景观探源》。其实，这本书在5年前他就已写成，因故推迟至今日才得以出版。
在1997年的年底，俞孔坚教授要我为其大作写篇序，我十分高兴。借此机会，我阅读了该著作。拿到了稿子后，我当晚就开始阅读，很快，其内容就吸引了我，令我爱不释手，一直读下去，当夜就看了大半。第二天清晨醒来，在床上继续借灯光读起，好在书稿不太长，一直把稿读完了才起床。可以说，书稿是一口气读完的。读完后，心里十分舒畅，犹如多年困惑的问题，突然得以解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于风水问题，我也有大体类似俞孔坚的一点感受。在抗日战争前，祖母去世，家里请了风水先生来看祖坟地。一时间，坟地成为家里及众亲友间的热门话题，我也从人们的言谈话语中了解到风水的内容，对风水产生一种神秘感。
后来，抗日战争中，看到民族战争的残酷性，同时，家庭也因战争之难而走向衰落。知识的增加，现实的教育，使我认识到，没有科学和技术，没有组织和力量，国家就要受难，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和人民都是这样，家庭亦难逃脱这种灾难，风水又有什么用，它既保不了家，也救不了命。这种想法，到40年代末以后，更有加强。在50年代，土改、公社化，使坟地渐渐从地面上消失了，建房也多是公家与集体行为。几千年封建思想统治的衰落国家开始复兴，走上现代化道路，人民生活也有很大改善，这并未请一位风水先生来选阴宅，勘定阳宅，当然也不能将社会大变动归功于它。这时，没有人谈论风水。
在1983年夏，我到加拿大去进修。6月间，应邀参加加拿大地理学会在温尼伯举行的地理年会，在一个小组讨论会上，一位华裔学者提出一篇关于风水方面的论文，是探讨其科学的内涵。这件事对我产生一种新的启示，就是风水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种较流行的思想与行为，应当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进行总结。
从加拿大回来后，我开始对文化地理学感兴趣，便在系内边学边教这门课程。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人类的文化思想总是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中的生活实践的认识与经验相联系的。我从宗教产生原因的科学解释中认识到人类在原始时期，其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时，缺乏科学认识，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归宿。这种超越现实世界之外的超自然的力量与实体就是宗教上的上帝、天神、鬼灵，人们认为它能左右人的命运和祸福，因而对它们产生敬畏和崇拜。
对于风水问题，我想亦和原始宗教相类似，它是原始文化的延续，其中既包括有朴素的合理的内涵，但亦混杂有非科学的、神秘的内容和外衣。因此，对待风水问题，关键是在于从文化的历史发展观点，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本世纪80年代以来，出了不少有关著作对风水这一传统文化从科学的、唯物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其内容反映人类根据气候、地貌、水文、土质、植被等自然条件的特点及其地域的组合来寻求其理想的生活环境与居住区位。同时，人们又将这种对理想环境的追求推延到对死者的墓地的选择。其中的大多数作者也指出，风水中那种认为其对人的凶吉祸福、家庭兴衰、死生寿夭、货殖营利、科场中举的影响则是附加在其身上的神秘外衣。但是，对这种理想景观寻求的根源往往缺乏深入探索。俞孔坚的著作则是从生物与文化基因上的图式来解开风水与理想景观之间的深层意义。在阅读该书稿后，我认为俞孔坚教授的著作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认为理想风水原型是从原始人的寻求满意的栖息地模式开始的。
俞孔坚教授认为原始人从森林中的树上走下来，进入到森林草原环境，这个环境充满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人类要改变原来的食物习惯，猎采新的资源，但是又要逃避新敌手(主要是猛兽)的袭击。在这种环境中，他既要接近作为其重要的食物来源的动物，又要避开威胁其生命的猛兽的攻击。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其在体质上的奔跑、跳跃、牙咬、手抓和力气方面一般来说都不如动物。为了生存，人类所能考虑的智力措施是依赖工具、集体协作和利用环境。利用环境可以隐蔽自身，当接近动物时，突然进攻，致敌于死地；当情况不利时，也可以借地物以躲藏，上树攀岩以离开险境。人类就是在这种凶吉祸福并存的条件下，在庇护、狩猎、捍域等活动中认识环境，辨析环境和利用环境，最终形成原始人类满意的栖息地模式，即理想风水的原型。这说明俞孔坚教授对理想风水原型的探索从一般著作中始于农业社会而推向到原始人的狩猎阶段，在时间上大大提前了。同时，该书用土拨鼠选择合适地点打洞的例子说明动物在选择和适应环境过程中通过基因形成遗传本能。作为生物中一员的人类，照例亦应有此择居天赋。这点在其后有关元谋人到山顶洞人的栖息地遗址分析中得到印证。
第二，总结出农耕文化的盆地经验对风水模式的强化作用。
人类由于从狩猎转入农耕，其栖息地也从山岭与平原交接处走向农田集中的河谷平原。在狩猎中，捕捉野兽、躲避野兽进攻，只能利用自然景观中的地形地物。在平原大川之中，尽管与狩猎时代的环境特点不同，但在原始人时代所形成的庇护与捍域的意识则由对付动物转向对付其他人群。其采取的适应手段则主要是在自然的基础上的人为手段，为群体则筑城，对家庭则出现盒子形的四合院。俞孔坚教授在这里将这种人为的庇护、捍域的产物与出现于我国关中盆地特殊地形内所产生的文化定型联系起来，科学地解释了这种风水模式的强化过程以及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联系。
第三，对“风水说”的哲学思考与风水的深层含意的探索。
经风水原型的形成与风水模式强化的论述，俞孔坚教授的著作进入到风水的关键，即对其进行哲学的思考与深层含意探索。该书中，作者对作为风水论据的哲学“唯气论”作了分析，从“唯气论”的“化始”(即天地万物皆始于阴阳之气)起，经“化机”(即“气之聚时，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到“化成”(即设法使阴阳冲和而得生气，有生气则福禄永贞)的过程的论述，指出：“风水说”利用其所谓“气感相应，鬼福及人”，来推理祖辈墓葬风水好坏可以决定子孙福祸，是缺乏任何依据的。最重要的是，作者与众多风水之作的不同之点在于他既不是借继承传统文化之名以“唯气论”来增加风水说的“神秘光彩”，也不是“客观地”介绍哲学理论，而是正确指出：
“不是风水说导出了中国人的理想模式(景观模式)，相反，是中国人内心深处和文化深处的那种理想景观模式，引发了风水说关于风水理论的直观思辨，进而附会了一整套基于中国哲学的解释体系。”最后，作者的结论是，“风水之理论本身没有多大意义，而其深层的景观理想才真正值得我们重视。这也正是本书的出发点。”
从以上粗略介绍可以看出该书的特点及与众不同之处，在今风水说“流行”之际是很值得一读的著作。该书篇幅不大，语言简洁，图文并茂。据我了解，作者的研究，不单是探索风水之说的深层意义，而且欲在其从事的景观规划与设计实践中体现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真谛。我已见到作者在这方面的许多创新作品，我希望在该书出版不久之际，再出版其理想景观的创新之作。
北京大学教授 王恩涌
1998年1月5日
在1997年的年底，俞孔坚教授要我为其大作写篇序，我十分高兴。借此机会，我阅读了该著作。拿到了稿子后，我当晚就开始阅读，很快，其内容就吸引了我，令我爱不释手，一直读下去，当夜就看了大半。第二天清晨醒来，在床上继续借灯光读起，好在书稿不太长，一直把稿读完了才起床。可以说，书稿是一口气读完的。读完后，心里十分舒畅，犹如多年困惑的问题，突然得以解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于风水问题，我也有大体类似俞孔坚的一点感受。在抗日战争前，祖母去世，家里请了风水先生来看祖坟地。一时间，坟地成为家里及众亲友间的热门话题，我也从人们的言谈话语中了解到风水的内容，对风水产生一种神秘感。
后来，抗日战争中，看到民族战争的残酷性，同时，家庭也因战争之难而走向衰落。知识的增加，现实的教育，使我认识到，没有科学和技术，没有组织和力量，国家就要受难，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和人民都是这样，家庭亦难逃脱这种灾难，风水又有什么用，它既保不了家，也救不了命。这种想法，到40年代末以后，更有加强。在50年代，土改、公社化，使坟地渐渐从地面上消失了，建房也多是公家与集体行为。几千年封建思想统治的衰落国家开始复兴，走上现代化道路，人民生活也有很大改善，这并未请一位风水先生来选阴宅，勘定阳宅，当然也不能将社会大变动归功于它。这时，没有人谈论风水。
在1983年夏，我到加拿大去进修。6月间，应邀参加加拿大地理学会在温尼伯举行的地理年会，在一个小组讨论会上，一位华裔学者提出一篇关于风水方面的论文，是探讨其科学的内涵。这件事对我产生一种新的启示，就是风水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种较流行的思想与行为，应当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进行总结。
从加拿大回来后，我开始对文化地理学感兴趣，便在系内边学边教这门课程。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人类的文化思想总是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中的生活实践的认识与经验相联系的。我从宗教产生原因的科学解释中认识到人类在原始时期，其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时，缺乏科学认识，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归宿。这种超越现实世界之外的超自然的力量与实体就是宗教上的上帝、天神、鬼灵，人们认为它能左右人的命运和祸福，因而对它们产生敬畏和崇拜。
对于风水问题，我想亦和原始宗教相类似，它是原始文化的延续，其中既包括有朴素的合理的内涵，但亦混杂有非科学的、神秘的内容和外衣。因此，对待风水问题，关键是在于从文化的历史发展观点，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本世纪80年代以来，出了不少有关著作对风水这一传统文化从科学的、唯物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其内容反映人类根据气候、地貌、水文、土质、植被等自然条件的特点及其地域的组合来寻求其理想的生活环境与居住区位。同时，人们又将这种对理想环境的追求推延到对死者的墓地的选择。其中的大多数作者也指出，风水中那种认为其对人的凶吉祸福、家庭兴衰、死生寿夭、货殖营利、科场中举的影响则是附加在其身上的神秘外衣。但是，对这种理想景观寻求的根源往往缺乏深入探索。俞孔坚的著作则是从生物与文化基因上的图式来解开风水与理想景观之间的深层意义。在阅读该书稿后，我认为俞孔坚教授的著作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认为理想风水原型是从原始人的寻求满意的栖息地模式开始的。
俞孔坚教授认为原始人从森林中的树上走下来，进入到森林草原环境，这个环境充满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人类要改变原来的食物习惯，猎采新的资源，但是又要逃避新敌手(主要是猛兽)的袭击。在这种环境中，他既要接近作为其重要的食物来源的动物，又要避开威胁其生命的猛兽的攻击。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其在体质上的奔跑、跳跃、牙咬、手抓和力气方面一般来说都不如动物。为了生存，人类所能考虑的智力措施是依赖工具、集体协作和利用环境。利用环境可以隐蔽自身，当接近动物时，突然进攻，致敌于死地；当情况不利时，也可以借地物以躲藏，上树攀岩以离开险境。人类就是在这种凶吉祸福并存的条件下，在庇护、狩猎、捍域等活动中认识环境，辨析环境和利用环境，最终形成原始人类满意的栖息地模式，即理想风水的原型。这说明俞孔坚教授对理想风水原型的探索从一般著作中始于农业社会而推向到原始人的狩猎阶段，在时间上大大提前了。同时，该书用土拨鼠选择合适地点打洞的例子说明动物在选择和适应环境过程中通过基因形成遗传本能。作为生物中一员的人类，照例亦应有此择居天赋。这点在其后有关元谋人到山顶洞人的栖息地遗址分析中得到印证。
第二，总结出农耕文化的盆地经验对风水模式的强化作用。
人类由于从狩猎转入农耕，其栖息地也从山岭与平原交接处走向农田集中的河谷平原。在狩猎中，捕捉野兽、躲避野兽进攻，只能利用自然景观中的地形地物。在平原大川之中，尽管与狩猎时代的环境特点不同，但在原始人时代所形成的庇护与捍域的意识则由对付动物转向对付其他人群。其采取的适应手段则主要是在自然的基础上的人为手段，为群体则筑城，对家庭则出现盒子形的四合院。俞孔坚教授在这里将这种人为的庇护、捍域的产物与出现于我国关中盆地特殊地形内所产生的文化定型联系起来，科学地解释了这种风水模式的强化过程以及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联系。
第三，对“风水说”的哲学思考与风水的深层含意的探索。
经风水原型的形成与风水模式强化的论述，俞孔坚教授的著作进入到风水的关键，即对其进行哲学的思考与深层含意探索。该书中，作者对作为风水论据的哲学“唯气论”作了分析，从“唯气论”的“化始”(即天地万物皆始于阴阳之气)起，经“化机”(即“气之聚时，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到“化成”(即设法使阴阳冲和而得生气，有生气则福禄永贞)的过程的论述，指出：“风水说”利用其所谓“气感相应，鬼福及人”，来推理祖辈墓葬风水好坏可以决定子孙福祸，是缺乏任何依据的。最重要的是，作者与众多风水之作的不同之点在于他既不是借继承传统文化之名以“唯气论”来增加风水说的“神秘光彩”，也不是“客观地”介绍哲学理论，而是正确指出：
“不是风水说导出了中国人的理想模式(景观模式)，相反，是中国人内心深处和文化深处的那种理想景观模式，引发了风水说关于风水理论的直观思辨，进而附会了一整套基于中国哲学的解释体系。”最后，作者的结论是，“风水之理论本身没有多大意义，而其深层的景观理想才真正值得我们重视。这也正是本书的出发点。”
从以上粗略介绍可以看出该书的特点及与众不同之处，在今风水说“流行”之际是很值得一读的著作。该书篇幅不大，语言简洁，图文并茂。据我了解，作者的研究，不单是探索风水之说的深层意义，而且欲在其从事的景观规划与设计实践中体现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真谛。我已见到作者在这方面的许多创新作品，我希望在该书出版不久之际，再出版其理想景观的创新之作。
北京大学教授 王恩涌
1998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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