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今释：考论史学与文献 精装

史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是反映中华文明的物质宝库，二者互为表里，拓印下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艰难步履和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辉煌足迹；系统而科学地批判传统史学，系统而科学地整理古代文献，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历史学以及整个学术文化的基础。本书考论了诸多中国史学、历史文献涉及不多或存在某些重要缺失，但又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所涉话题全面，内容包罗宏富。读后可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主题有更深刻理解。 

谢保成（1943-202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隋唐五代史、20 世纪学术史研究，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学》、《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增订中国史学史》（全四册）、《传统史学与 20 世纪史学》。

谢保成先生四十余年史学与文献研究的总结。 
 

本书为谢保成总结其四十余年来史学与文献研究的文章论集（不包括专论隋唐五代史学与文献的研究），分三编。第一编总论中国史学和历史文献，包括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考据以及历史文献整理与数字化。第二编考论史学起源、修史思想、史学趋势，运用甲骨文、金文、传说资料专题考察史学起源，涉及神话传说与历史意识、“史”在先秦的演变、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论述历代修史思想的演变，包括二十四史修史思想、两汉史学思想、中唐学术思想的变异；论史学趋势与佛教史学，包括“子之将史”、“文之将史”、史学通俗化趋势以及佛教史籍编纂、佛经目录编纂。第三编为史籍与史家研究，一是对纪传、典志、编年三大系列史书首创之作再考察、再认识；二是对认识不同的一些史籍的新考察，对重视不够的几位史家的新评介；三是札记与随笔，为多年读史心得，可纠正某些偏颇观念或错误认识。 




 

 

第一编
史学与文献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考据  
历史上的文献整理与今天的历史文献数字化  
第二编
一、史学起源三题  
神话传说与历史意识  
殷周之“史”由不“记事”到史书编纂  
从口述传说到历史编纂  
二、修史思想变异  
“二十四史”修史思想的演变  
从司马迁、班固关于汉高祖的两则史论看《史记》、《汉书》之际的思想变异——兼谈史学史研究的某些缺失  
经学的统一与变异  
三、史学趋势与佛教史学  
“子之将史”渐成趋势  
唐人别集中“文之将史”的趋向  
说话故事向历史小说的演变——唐宋以来史学通俗化趋势探讨  
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立足于史籍编纂的考察  
佛经目录编纂，唐代呈显高峰  
第三编
一、三大系列史书之首  
《史记》体系再考察  
《通典》的性质与得失  
《资治通鉴》的纂集与特点  
二、史籍考论  
《尚书》对史学的影响  
编年史的鼻祖——《左传》  
如何看待“《三国志》的多回护”？  
一位苦行僧的“西游记”——《大唐西域记》  
《魏郑公谏录》刊本小考  
考史的杰出代表——《资治通鉴考异》  
“正史”《艺文志》研究的一部新作——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  
《永乐大典》的价值、流传与利用
读书心得的杰作——《读通鉴论》  
从“七史”《选举志》讨论科举制的几个问题  
三、札记与通信  
如何认识和了解古代官制  
简论鲜卑汉化与北朝兴衰  
“二十四史”三札  
“有册”与“作册”、内史  
从《史记•世家》看“诸侯史记”  
两汉注记考  
雨水与惊蛰、清明与谷雨先后的变化  
“荀《纪》无《汉书》外事”吗？  
从李贤注看《东观汉记》的价值  
党锢、文苑、列女等七类传并非范晔《后汉书》首创  
《梁书》萧子显、萧子云兄弟生卒年有问题  
汉、唐、明出现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王世贞——愿为复兴执鞭而终其身  
使地图绘制科学化的两位古人  
关于《玉海》引唐宋实录的通信（二通）  
编后记  
校后记

《史学与文献》（节选）
一、传统史学与史学传统
作为人类文明的四大摇篮之一，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相比，为时稍晚。中国史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大约与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同步，而且中外各国所经历程大体一致：自有人类社会起，就产生了最初的历史意识；人们对于过往的大事，通过口耳相传，辅以象形文字帮助记忆，形成关于远古的传说。这种原始的历史观念和流传方式，便成为记录历史的前提。随后，人们渐渐能够以文字将头脑中的印象用书面形式表述出来，进而将杂乱无章的思想发展成为理性思维，出现了史著。《春秋》、《左传》对中国史学固然影响巨大，但仅仅是中国史学起源阶段的最高成就，尚不足以完全代表中国的传统史学。从《史记》、《汉书》起，中国史学延绵不绝，形成独具一格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形成诸多特征与传统，但又利弊交织，错综纷纭。
（一）传统史学基本特征
在这一漫长的历程中，中国史学形成自己诸多的特征。功用趋于政治化、思想日益伦理化、史料积累制度化、皇家修史程式化、史书形式多样化，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基本表征。
1. 功用趋于政治化
史学功用，实际是治史宗旨，逐渐被单一化为政治功用。
早在商周之际，就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名句出现。孔孟时代，出现所谓“春秋大义”、“春秋笔法”。但以史学著作系统而完整地表达史学功用的是司马迁，这就是人们经常引用的《报任少卿书》中的那段话：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对这段话的完整理解，至少包括下述五个方面的意思：
其一，广泛搜集、精审考辨史料，保证叙事翔实准确，既不夸大其词，又要揭出真相，如班固称赞司马迁语，“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其二，在搜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之一。“成败兴坏”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内容，“稽其理”，即不仅叙述“成败兴坏”的现象，还要探寻“成败兴坏”的原因。具体来讲，从《史记》各篇叙述中可分出四点。第一点，“辨是非，故长于治人”，通过历史辨明是非，进行长久统治。第二点，“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以古鉴今，是为了“自镜”。第三点，宣“明主”，载“圣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第四点，“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进行教化。
其三，探讨天和人的关系、天道与人事的关系，清理被神化的上古史，清理附会或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神意。
其四，“述往事，思来者”，通过历史演变之迹，探寻历史发展趋势。要“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全面考察历史全过程。不沾沾于所谓“盛世”，要“盛中观衰”，从社会弊端中预见其变化趋势。
其五，“成一家之言”，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创新，开创史学乃至学术文化新局面。
司马迁之后，搜集和考辨史料，作为一种治史的基础，为绝大多数史家所继承，并逐渐形成考据之学，成为中国史学进程中最优良的传统之一。天人问题、古今问题虽然仍是其后史学的重要内容，集中在各史志天、志地、志人当中，却很少被作为治史目的提出来认真考察。“成一家之言”，几乎只是后来史家的一种意愿而已。就史学功用而言，主要集中在“成败兴坏”方面，多注意为政得失。东汉以降，史学在“成败兴坏”、为政得失方面的功用，分别朝着三个方面突显起来。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的以古鉴今功用，在唐前期得到充分发挥。东汉末年，荀悦提出“君子有三鉴”：鉴前惟顺、鉴人惟贤、鉴镜惟明，并著《汉纪》以西汉一代“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为当权者提供鉴戒。唐初魏徵主持修史，明确提出“取鉴于亡国”，要从前代“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本朝“安”、“治”、“存”，把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推向高峰。《资治通鉴》虽然提出“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宋代以后各朝各代修史尽管强调“善吾师，恶亦吾师”，但司马迁提出的以史“自镜”的情况见不到了，人们看到的却是强调“绍明世”、“载盛德”和以史“治心”、以史“化民”。
班固认为《史记》把西汉一代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不能“宣汉”之美，为申述“汉绍尧运”，“追述功德”而著《汉书》，完全改变了司马迁修史的宗旨。其后，割据政权“缀述国史”，是为了“推奉正朔”、“假名窃号”，以表各自的正统地位。大一统皇权下的修史，强调“盛业宏勋，咸使详备”，即所谓“盛世修史”。所修乃“国史”，而非前代史。北宋中期以后，“正统”问题日益成为修史中一个瞩目的论题。到了元代，对“正统”的争论超过以往任何一代。明修《元史》，开始为所灭皇朝哀唱挽歌，“实既亡而名亦随亡，独谓国可灭而史不当灭”。清修《明史》同样含有“国可灭，其史不可灭”的浓厚情怀。
中唐以后，随着盛世成为过去，与“绍明世”、“载盛德”这一功用相辅相成，以史治心的功用被强化起来。此后，修史的目的被简单化为“正天下之位，壹天下之心”，史学随之逐渐转而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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