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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定位于“人性之提升或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之上,围绕真、善、美之具体内容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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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定位于“人性之提升或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之上,围绕真、善、美之具体内容而展开。
本书是作者十多年来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基础篇:从哲学的维度对教育的自性(本质)、和谐教育之构成、教师之“说”等基本问题进行思考,并借用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提出的“教育节奏”之概念对“教与学”应遵循的教育规律(自性)进行相关推演。反思篇:对“教”“学”之双方分别从形上、形下之双重维度进行“刨根问底”之解析。作者认为,对高等教育而言,尤须注重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此由教育的本质所规定。创新篇:主要针对研究生教育而言,创新当是思想创新、观念创新。他山篇: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的分析,例如佛教的“立体教育”、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西南联大的“精英”教育等,试图发现其中值得今人借鉴的方面。
中国文化源头《周易》贲卦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所谓“人文化成”即是用“文明”化育百姓,使之知晓“人之为人”的应然道理。古中国,此“化育”过程可理解为原初的教育之义,因为“化育”为文明传播与文化熏染之过程。一般而言,动物不需要教育,因为其依赖先天“获得性遗传”即是一切,无须专门培训;人类文明则须通过后天的“化育”,这种化育或曰教育大抵围绕寻求、追问并“涵养”人之德性为鹄的,围绕以德性为主导的人性之全面提升而展开。
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以前,“《尚书·舜典》记载,虞时即设有学官,管理教育事务,如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负责对人民进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诸种伦理的教育,命夔典乐,即负责对人民进行音乐和诗歌教育。”此种以人伦为主的教育实则是成人之教。先秦著名教育家孔子收徒的前提条件是:弟子要具备一定的德性。按《论语》的说法,即是“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教授内容“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亦以达成人性之完满为主。自西汉至晚明,几乎历朝历代均设有高等教育机构:西汉有“明经修行”为旨要的太学;晋代有国子学和太学(前者为贵族教育,后者为平民教育);唐朝有国子监,宋代有书院;明代中央有国子监及宗学(贵族学校)等。清以降,我国的教育建制则又发生巨大的变化。
通观我国教育之变迁,虽然其名有别,但其为学之要义却大致相类,皆围绕“圣贤书”以德性发现(自觉)、德性巩固及道德文化之弘扬(文明传承)而展开。诚然,古代教育也开设关乎技术与美(艺术)的教育,然其学习技与美(艺术)的目的仍在于求道与体道,孔子主张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语道出其中原委。如此看来,德性的“发现”或“自觉”即是古人所谓的“求道”,至于德性之巩固则须依靠礼、乐(艺术)之熏染与其经典文献(知识)之传播,此在事实上当然地构成了“文明传承”与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换言之,对古人来说,唯有借助于成型的/成熟的文献、典章之“规范”与外在礼、乐之熏陶,人方可挺立于世间。
《礼记·学记》将教育之功用概括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是从文化交流与习惯养成的角度强调人之内在德性的重要性,因为“化民成俗”的主要内容是关乎德性的知识;“建国君民”则从国家治理(虽然是外在的,但由此可塑造一个民族性格的东西)的层面而论。由此可见,教育根底在于“成人”(成人之学),在于“德性”的自觉和阐扬。《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论更是一语中的,后世诸贤追求的“大道”亦大抵将其定位于良知之自觉,程朱理学如是,陆王心学亦如是。正是在追求“大道”(主要是德性)的过程中,集真、善、美于一体的完满人性才逐渐丰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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