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奥斯汀是二次大战后英国著名的分析哲学家,是所谓牛津派普通语言哲学的领袖人物,在英美哲学界有极大的影响。但是,奥斯汀的名字,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对中国读者来说还是陌生的。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奥斯汀的思想、著作虽陆续有所译介、述评,但专门的论著迄今仍然少见。我高兴地看到,杨玉成同志致力于奥斯汀哲学研究,积数年之功,撰著《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一书,为弥补我国学界的这一缺憾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从书中可见,作者对奥斯汀的全部著作(量虽不可谓巨大,但读懂远非易易)做过很扎实的研究,对奥氏的思想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因而对其哲学能做出相当全面完整的论述和阐释。人们或以为奥斯汀乃至整个普通语言派皆泥于一词一句、一事一例的支离而零碎的分析,似无理论而言,更无系统可寻。作者对这种误解力予澄清,指出奥氏的整个哲学是由具有内在联系和理论创见的三个部分组成的:语言现象学方法、言语行为理论和对传统哲学问题的语言分析。我以为这为读者总体地把握奥斯汀哲学提供了一个极有见地的精要的提示。
奥斯汀和牛津派的普通语言哲学出现后在西方哲学界曾遭致种种的批评,其中以罗素的批评最为尖锐。他指责这种哲学背离了二千多年来哲学家们以理解世界为己任的传统,只讨论各式各样的语言的用法,而不关注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涉及“实质性(substantial)的问题”。为了纠正这种偏激的看法,作者在此书中专有一章论语言和世界的问题,为奥斯汀做了辩护。作者认为,奥氏的语言现象学不是纯语言研究,不仅关注语言现象,而且关注语言之外的经验现象或世界。他以语言分析的方法所探究所处理的正是或者说主要是若干重要的传统的哲学问题,如现象、实在、一般、个别、物质事物、感觉材料、知识、真理等等。而且作者对奥斯汀使用的与语言相对照的有关世界的词语(如实在、事物、现象、事实、事件、事态等等)及我们用语言谈论世界的方式(尤其是他独创地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有很细致的介绍和说明,令人信服地指出奥斯汀的语言分析虽然主要是在语言层面上对这些哲学范畴进行意义的分析,而不是对它们做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实质的”研究,但绝非与世界了不相关。不过,这里有一个似应论及而作者暂且未予深究的问题,即语言和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何以可用我们的语言谈论世界?这是一个关乎奥斯汀及牛津派的基本哲学倾向的根本性的问题。也许我们并不能从奥氏著作中直接找到明确的回答,但在他的弟子那里对此却有明白的表述。例如,塞尔说,“世界是按照我们区分它的方式而区分的,而我们区分事物的主要方式是在语言中。我们关于实在的概念是一个语言范畴的问题。”语言并非如实在论者设想的那样是世界的图像或摹本(奥斯汀和所有普通语言派的人都反对这种语言观),反之,我们是“通过语言的范畴来经验世界,这些范畴帮助我们赋予经验本身以形式”,诚然世界不是语言创造的(塞尔说“我不是说语言创造实在”),但是世界之具有被我们所经验的形式,世界之成为我们所经验的对象,却是由语言范畴所塑造的。(参阅Magee,<EM>MEN OF IDEAS</EM>,pp.183—185)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作为经验的对象与经验的语言范畴是同时成立的,正如在康德那里作为知识对象的现象世界与知识的诸范畴形式是同时成立的一样,我们用语言谈论世界之所以可能,其秘密即在于此。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现代形式的康德主义。
奥斯汀的哲学被称为普通(或日常)语言哲学,“普通”二字尤为批评者所诟病,其注重普通语言被讥为对语言的“普通用法”的一种盲目“崇拜”,“把哲学弄成了琐屑不足道的东西”。作者在此书中谈到奥斯汀关于普通语言的看法,指出奥氏并非迷信普通语,而是也看到普通语言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所以,奥斯汀认为,我们在强调现实语言的事实时,又不能满足于普通语言,不能因发现了‘日常用法’而自满”,这个评论是公允的。同时作者又指出,奥氏正是通过对普通语言、对语言的普通用法的研究揭示了语言的多功能性,纠正了以往哲学家尤其是所谓理想语言派的分析哲学家们以描述为语言的首要乃至惟一功能的简单化的观点,这确是奥斯汀和普通语言派在哲学上的一大贡献。当然我们似亦不能不承认奥斯汀们对普通语言的强调有其褊狭之处。他们都拳拳服膺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一句箴言:“我们把语词从其形而上学的使用重新带回其日常的使用。”在他们看来,尽管普通语言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普通语言的用法对于哲学来说却有一种规约的作用。他们认为,哲学与各门科学不同,后者可以有其专门的术语,这些术语可以有其自己的特定的涵义,而哲学则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专门的术语,哲学的词汇都是从普通语言来的,但是哲学家们赋予它们以不同于普通用法的异常的涵义,这就违背了普通语言的使用规则,从而造成了混乱,引起了种种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如果哲学家们能按照普通语言的用法使用语词,这种种问题似乎就自然消解了。例如奥斯汀讨论“实在”一词,列举了这个词在普通语言中的各种用法,其中绝无哲学家们所谓与现象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涵义,于是实在与现象这一对范畴作为对普通语言的误用而被消解了。这样,奥斯汀实际上是用所谓普通语言限制人们对语言的哲学的使用,也就是限制人们对世界进行更深沉更精湛的深求,使人的认识停留在、局限在日常生活和普通常识的水平。就此而言,他的哲学恐难免贻人以“浅薄”之讥。
陈 启 伟
2002年3月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从书中可见,作者对奥斯汀的全部著作(量虽不可谓巨大,但读懂远非易易)做过很扎实的研究,对奥氏的思想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因而对其哲学能做出相当全面完整的论述和阐释。人们或以为奥斯汀乃至整个普通语言派皆泥于一词一句、一事一例的支离而零碎的分析,似无理论而言,更无系统可寻。作者对这种误解力予澄清,指出奥氏的整个哲学是由具有内在联系和理论创见的三个部分组成的:语言现象学方法、言语行为理论和对传统哲学问题的语言分析。我以为这为读者总体地把握奥斯汀哲学提供了一个极有见地的精要的提示。
奥斯汀和牛津派的普通语言哲学出现后在西方哲学界曾遭致种种的批评,其中以罗素的批评最为尖锐。他指责这种哲学背离了二千多年来哲学家们以理解世界为己任的传统,只讨论各式各样的语言的用法,而不关注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涉及“实质性(substantial)的问题”。为了纠正这种偏激的看法,作者在此书中专有一章论语言和世界的问题,为奥斯汀做了辩护。作者认为,奥氏的语言现象学不是纯语言研究,不仅关注语言现象,而且关注语言之外的经验现象或世界。他以语言分析的方法所探究所处理的正是或者说主要是若干重要的传统的哲学问题,如现象、实在、一般、个别、物质事物、感觉材料、知识、真理等等。而且作者对奥斯汀使用的与语言相对照的有关世界的词语(如实在、事物、现象、事实、事件、事态等等)及我们用语言谈论世界的方式(尤其是他独创地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有很细致的介绍和说明,令人信服地指出奥斯汀的语言分析虽然主要是在语言层面上对这些哲学范畴进行意义的分析,而不是对它们做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实质的”研究,但绝非与世界了不相关。不过,这里有一个似应论及而作者暂且未予深究的问题,即语言和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何以可用我们的语言谈论世界?这是一个关乎奥斯汀及牛津派的基本哲学倾向的根本性的问题。也许我们并不能从奥氏著作中直接找到明确的回答,但在他的弟子那里对此却有明白的表述。例如,塞尔说,“世界是按照我们区分它的方式而区分的,而我们区分事物的主要方式是在语言中。我们关于实在的概念是一个语言范畴的问题。”语言并非如实在论者设想的那样是世界的图像或摹本(奥斯汀和所有普通语言派的人都反对这种语言观),反之,我们是“通过语言的范畴来经验世界,这些范畴帮助我们赋予经验本身以形式”,诚然世界不是语言创造的(塞尔说“我不是说语言创造实在”),但是世界之具有被我们所经验的形式,世界之成为我们所经验的对象,却是由语言范畴所塑造的。(参阅Magee,<EM>MEN OF IDEAS</EM>,pp.183—185)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作为经验的对象与经验的语言范畴是同时成立的,正如在康德那里作为知识对象的现象世界与知识的诸范畴形式是同时成立的一样,我们用语言谈论世界之所以可能,其秘密即在于此。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现代形式的康德主义。
奥斯汀的哲学被称为普通(或日常)语言哲学,“普通”二字尤为批评者所诟病,其注重普通语言被讥为对语言的“普通用法”的一种盲目“崇拜”,“把哲学弄成了琐屑不足道的东西”。作者在此书中谈到奥斯汀关于普通语言的看法,指出奥氏并非迷信普通语,而是也看到普通语言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所以,奥斯汀认为,我们在强调现实语言的事实时,又不能满足于普通语言,不能因发现了‘日常用法’而自满”,这个评论是公允的。同时作者又指出,奥氏正是通过对普通语言、对语言的普通用法的研究揭示了语言的多功能性,纠正了以往哲学家尤其是所谓理想语言派的分析哲学家们以描述为语言的首要乃至惟一功能的简单化的观点,这确是奥斯汀和普通语言派在哲学上的一大贡献。当然我们似亦不能不承认奥斯汀们对普通语言的强调有其褊狭之处。他们都拳拳服膺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一句箴言:“我们把语词从其形而上学的使用重新带回其日常的使用。”在他们看来,尽管普通语言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普通语言的用法对于哲学来说却有一种规约的作用。他们认为,哲学与各门科学不同,后者可以有其专门的术语,这些术语可以有其自己的特定的涵义,而哲学则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专门的术语,哲学的词汇都是从普通语言来的,但是哲学家们赋予它们以不同于普通用法的异常的涵义,这就违背了普通语言的使用规则,从而造成了混乱,引起了种种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如果哲学家们能按照普通语言的用法使用语词,这种种问题似乎就自然消解了。例如奥斯汀讨论“实在”一词,列举了这个词在普通语言中的各种用法,其中绝无哲学家们所谓与现象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涵义,于是实在与现象这一对范畴作为对普通语言的误用而被消解了。这样,奥斯汀实际上是用所谓普通语言限制人们对语言的哲学的使用,也就是限制人们对世界进行更深沉更精湛的深求,使人的认识停留在、局限在日常生活和普通常识的水平。就此而言,他的哲学恐难免贻人以“浅薄”之讥。
陈 启 伟
2002年3月于北京大学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