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本书名为《中华传统文化探幽》,中华传统文化是睿智的先哲留给我们的极为珍贵的财富:在政治方面,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它们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千百年来王朝更迭的经验教训,以今观之,实为管理学的最佳课本。
军事方面,《孙子兵法》早已引起国外军事家的瞩目;现在仍有定期召开的世界性的《孙子兵法》研讨会;有些国家不但视之为军事宝典,而且将其运用于商界;我们的先人还留下了《孙膑兵法》、《武经七书》等诸多经典的军事专著。
哲学方面,《老子》在全球有几十种译本;《周易》越来越吸引各国哲人的目光——它们以及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蕴涵着极为深邃的哲学思想,后世思想家的传注,又不断丰富、发展着这些思想,从而形成了涵盖各个领域的思想宝库。
医学方面,则有《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等众多流传千载的名著,时至今日,它们仍在诊病、治病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此外,在建筑、烹饪、养生、美术、音乐等诸多方面,先人都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历经劫难而流传至今的十余万种古籍中深藏着各个领域的奇珍异宝,它们时时在呼唤着我们去发掘。
然而从上个世纪起,几代国人所受的都是近乎全盘西化的教育,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更在“打倒封资修”的“革命”口号下,摧毁了无数灿烂文化成果,其结果是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受到不应有的冷落与忽视,乃至当今有些年轻人说得一口流利的外语,写起中文来却是别字连篇,更毋庸说弘扬传统文化了。故而在今天,弘扬传统文化的任务就显得格外紧迫与繁重。而为完成这一任务贡献微薄之力,正是撰著本书的主旨所在。
传统文化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本书则主要围绕着她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献学的内容展开。文献学是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说她古老,是因为这方面的实践已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两千余年;说她年轻,是因为其理论体系的真正建立,仅始于二十几年前,而迄今仍有诸多方面尚待完善。文献学又是一门通史性学科,即文献学史的研究囊括了上至先秦,下迄当代两千余年的历史,故而至今仍有许多处女地尚待开垦。本书即试图探索一些以往学者甚少耕耘的领域,完善一些文献学理论。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文献篇、校勘篇与教学篇。
文献篇主要是笔者对历史上某些文献的研究。
对文献的研究是文献学的重要内容,对单篇文献的研究则是探讨中华文献发展史乃至文化史的基础。本篇首先对汉代两篇尚少为人关注的术数文献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研究了孕育这两篇文献的社会背景。纵观中华几千年文明史,术数文化与儒学文化相比,一直处于非正统、非主流的地位,然其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力,却丝毫不逊于后者,因此对术数文化的研究,往往可以揭示出在研究儒学文化时所不易发现的中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方面的某些表现与特征,这正是研究术数文化之深意所在——它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视角。多年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术数文化几乎成为学术禁区,甚少有人涉足,故诚望本节能够成为引玉之砖,使更多人关注与研究术数文化。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是研究南宋史的重要史籍,笔者在读研期间即选中此书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对其标点校勘于前,而探索研究于后。书中所收,就是对这部史籍名称、成书年代、史料价值诸问题的探研结果。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长者,因成书仓促,故其“舛谬不能殚数”(《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一向受到后世学者的尖锐批评。虽经许多著名学者点校,然因点校正值“文革”期间,故此留下颇多缺憾。《<宋史>校勘记补遗》即试图部分地填补这些缺憾。
《四库全书》是治史者经常翻检的重要史料书,尤其是近年来其电子检索版问世后,更为学者们带来巨大便利,也使人们查找它的频率大幅度提升。然从文献学角度考察,其版本绝非上乘,而是存在诸多问题。本节即通过解剖其中的一部史籍,管窥《四库全书》在版本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以期进一步引起使用者的警觉;然后又对这些问题一一剖析,探寻其形成的学术原因与社会原因,以便为今日之修书取鉴。
校勘篇主要探讨了宋代中央政府的校勘活动。
校勘是对以往书籍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讹误进行查找和纠正的工作。我国古代先秦时期随着典册的日渐增多,就已出现了校勘工作,然其真正繁荣却是在千余年后的宋代才出现的。本篇将展现两宋官府(主要是北宋时期)对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以及各部综合等方面典籍校勘及刻印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并深入探讨其成因。这些成就对我国各部书籍的发展,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宋代文化中极为璀璨的篇章。
本篇的研究方法是将宋代校勘事业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考察,力求探寻出社会的各个领域及层面,如学术的发展变化、社会思潮、重大科技发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倾向等等,对校勘事业发展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以便为今后之校理群书借鉴。
本篇在运用史料方面所使用的方法,即统计出宋代官府对各部书籍的校勘次数,则可谓是既笨拙又危险——笨拙在于运用这种方法,必须搜检清楚每一次校勘的具体情况,并需要对史籍中相互矛盾的记述详加考证,去伪存真,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取巧;危险则在于,印刷术在宋代已广泛使用,因而流传下大量文集、笔记等各种文献,已可称之为浩如烟海,人们在查阅时难免有所疏漏。然而不使用这种方法,对宋代官府校勘的研究就将永远停留在雾里看花的状态,难以有突破性进展。因此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与其说是成果,毋宁说是供后来者“攻击”的靶子——这种“攻击”越多,则这方面的研究也将越深入。
书籍搜求是校勘的前提条件,也是高质量校勘的根本保障。北宋太祖、太宗两朝在寻访书籍方面多有创获,为当时乃至整个北宋时期的校勘奠定了良好基础。故本书对宋初两朝的搜求情况亦加以考察研究,并附于校勘之后,以期使读者对宋初访求书籍的情况有所了解。
宋代官府校勘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其中大部分对今日之集体校勘仍颇具启迪意义。而这些经验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北宋君臣将传统医学的理论视为治国方略,而且这种看法至少在汉代就已经萌芽了——今天有不少科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人体科学的世纪,而早在20个世纪以前,中华的先哲就已经认识到人体的规律中,蕴涵着宇宙运行的规律;至一千年前的北宋,其最高统治集团更从哲学的高度看待传统医学的理论,并从中领悟治国之道,从而造就了北宋医书校勘(与刻印)的繁荣。这种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可谓是传统文化中之又一闪光点。这种认识即使在今日也仍是发人深思的。
教学篇是笔者多年从事“中国历史文选”课教学的一些总结。“中国历史文选”是我国各大专院校历史系的重要基础课,更是研究传统文化与从事文献学工作必不可少的基石。因此这门课授课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中华文化的传承,关系到文献学人才的培养,乃至文献学今后的命运。本篇探讨了这门课的教材、教学方法,并对这门课的创始人陈垣先生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经验进行总结;最后对此课教学改革的前景予以展望。
本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且其中多数发表于核心期刊。
全书最后附上一篇纪念家父家母的文章——笔者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绩,除了党和国家的培育外,首先应当归功于我的双亲——他们不但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更给予我良好的教育和无忧无虑的童年。他们的养育之恩令我没齿难忘,他们的人格魅力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更是激励我永远奋进的无穷动力!
此外,这篇文章还表明作学问天资固然重要,锲而不舍则更是事业成功的首要条件(这篇或许是全书中可读性最强者,读者不妨先睹之)。
本书在时间与空间上均有很大跨度,笔者自知才疏学浅,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最真诚地盼望得到方家的赐教!
汝企和
丙戌年仲春
军事方面,《孙子兵法》早已引起国外军事家的瞩目;现在仍有定期召开的世界性的《孙子兵法》研讨会;有些国家不但视之为军事宝典,而且将其运用于商界;我们的先人还留下了《孙膑兵法》、《武经七书》等诸多经典的军事专著。
哲学方面,《老子》在全球有几十种译本;《周易》越来越吸引各国哲人的目光——它们以及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蕴涵着极为深邃的哲学思想,后世思想家的传注,又不断丰富、发展着这些思想,从而形成了涵盖各个领域的思想宝库。
医学方面,则有《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等众多流传千载的名著,时至今日,它们仍在诊病、治病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此外,在建筑、烹饪、养生、美术、音乐等诸多方面,先人都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历经劫难而流传至今的十余万种古籍中深藏着各个领域的奇珍异宝,它们时时在呼唤着我们去发掘。
然而从上个世纪起,几代国人所受的都是近乎全盘西化的教育,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更在“打倒封资修”的“革命”口号下,摧毁了无数灿烂文化成果,其结果是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受到不应有的冷落与忽视,乃至当今有些年轻人说得一口流利的外语,写起中文来却是别字连篇,更毋庸说弘扬传统文化了。故而在今天,弘扬传统文化的任务就显得格外紧迫与繁重。而为完成这一任务贡献微薄之力,正是撰著本书的主旨所在。
传统文化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本书则主要围绕着她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献学的内容展开。文献学是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说她古老,是因为这方面的实践已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两千余年;说她年轻,是因为其理论体系的真正建立,仅始于二十几年前,而迄今仍有诸多方面尚待完善。文献学又是一门通史性学科,即文献学史的研究囊括了上至先秦,下迄当代两千余年的历史,故而至今仍有许多处女地尚待开垦。本书即试图探索一些以往学者甚少耕耘的领域,完善一些文献学理论。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文献篇、校勘篇与教学篇。
文献篇主要是笔者对历史上某些文献的研究。
对文献的研究是文献学的重要内容,对单篇文献的研究则是探讨中华文献发展史乃至文化史的基础。本篇首先对汉代两篇尚少为人关注的术数文献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研究了孕育这两篇文献的社会背景。纵观中华几千年文明史,术数文化与儒学文化相比,一直处于非正统、非主流的地位,然其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力,却丝毫不逊于后者,因此对术数文化的研究,往往可以揭示出在研究儒学文化时所不易发现的中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方面的某些表现与特征,这正是研究术数文化之深意所在——它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视角。多年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术数文化几乎成为学术禁区,甚少有人涉足,故诚望本节能够成为引玉之砖,使更多人关注与研究术数文化。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是研究南宋史的重要史籍,笔者在读研期间即选中此书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对其标点校勘于前,而探索研究于后。书中所收,就是对这部史籍名称、成书年代、史料价值诸问题的探研结果。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长者,因成书仓促,故其“舛谬不能殚数”(《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一向受到后世学者的尖锐批评。虽经许多著名学者点校,然因点校正值“文革”期间,故此留下颇多缺憾。《<宋史>校勘记补遗》即试图部分地填补这些缺憾。
《四库全书》是治史者经常翻检的重要史料书,尤其是近年来其电子检索版问世后,更为学者们带来巨大便利,也使人们查找它的频率大幅度提升。然从文献学角度考察,其版本绝非上乘,而是存在诸多问题。本节即通过解剖其中的一部史籍,管窥《四库全书》在版本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以期进一步引起使用者的警觉;然后又对这些问题一一剖析,探寻其形成的学术原因与社会原因,以便为今日之修书取鉴。
校勘篇主要探讨了宋代中央政府的校勘活动。
校勘是对以往书籍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讹误进行查找和纠正的工作。我国古代先秦时期随着典册的日渐增多,就已出现了校勘工作,然其真正繁荣却是在千余年后的宋代才出现的。本篇将展现两宋官府(主要是北宋时期)对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以及各部综合等方面典籍校勘及刻印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并深入探讨其成因。这些成就对我国各部书籍的发展,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宋代文化中极为璀璨的篇章。
本篇的研究方法是将宋代校勘事业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考察,力求探寻出社会的各个领域及层面,如学术的发展变化、社会思潮、重大科技发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倾向等等,对校勘事业发展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以便为今后之校理群书借鉴。
本篇在运用史料方面所使用的方法,即统计出宋代官府对各部书籍的校勘次数,则可谓是既笨拙又危险——笨拙在于运用这种方法,必须搜检清楚每一次校勘的具体情况,并需要对史籍中相互矛盾的记述详加考证,去伪存真,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取巧;危险则在于,印刷术在宋代已广泛使用,因而流传下大量文集、笔记等各种文献,已可称之为浩如烟海,人们在查阅时难免有所疏漏。然而不使用这种方法,对宋代官府校勘的研究就将永远停留在雾里看花的状态,难以有突破性进展。因此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与其说是成果,毋宁说是供后来者“攻击”的靶子——这种“攻击”越多,则这方面的研究也将越深入。
书籍搜求是校勘的前提条件,也是高质量校勘的根本保障。北宋太祖、太宗两朝在寻访书籍方面多有创获,为当时乃至整个北宋时期的校勘奠定了良好基础。故本书对宋初两朝的搜求情况亦加以考察研究,并附于校勘之后,以期使读者对宋初访求书籍的情况有所了解。
宋代官府校勘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其中大部分对今日之集体校勘仍颇具启迪意义。而这些经验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北宋君臣将传统医学的理论视为治国方略,而且这种看法至少在汉代就已经萌芽了——今天有不少科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人体科学的世纪,而早在20个世纪以前,中华的先哲就已经认识到人体的规律中,蕴涵着宇宙运行的规律;至一千年前的北宋,其最高统治集团更从哲学的高度看待传统医学的理论,并从中领悟治国之道,从而造就了北宋医书校勘(与刻印)的繁荣。这种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可谓是传统文化中之又一闪光点。这种认识即使在今日也仍是发人深思的。
教学篇是笔者多年从事“中国历史文选”课教学的一些总结。“中国历史文选”是我国各大专院校历史系的重要基础课,更是研究传统文化与从事文献学工作必不可少的基石。因此这门课授课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中华文化的传承,关系到文献学人才的培养,乃至文献学今后的命运。本篇探讨了这门课的教材、教学方法,并对这门课的创始人陈垣先生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经验进行总结;最后对此课教学改革的前景予以展望。
本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且其中多数发表于核心期刊。
全书最后附上一篇纪念家父家母的文章——笔者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绩,除了党和国家的培育外,首先应当归功于我的双亲——他们不但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更给予我良好的教育和无忧无虑的童年。他们的养育之恩令我没齿难忘,他们的人格魅力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更是激励我永远奋进的无穷动力!
此外,这篇文章还表明作学问天资固然重要,锲而不舍则更是事业成功的首要条件(这篇或许是全书中可读性最强者,读者不妨先睹之)。
本书在时间与空间上均有很大跨度,笔者自知才疏学浅,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最真诚地盼望得到方家的赐教!
汝企和
丙戌年仲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