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哺育并决定了我的一生。

    上小学的时候，读的是商务版的教科书，而好几十本《童话第一集》（记忆中是篇幅不大、用三号宋体排印的64开的小本子）以及刊物《儿童世界》（虽然我更爱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则是使我爱上文学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父亲（王景云）是1918年5月即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在当时的外栈房工作的老工人。二十年代，我们家就住在宝山路福源里，商务厂上下班的钟声都清晰可闻。

    当时我姐姐在商务办的同人子弟学校（尚公小学）上学；我则还未到入学年龄。

    *　*　*

    父亲参加了1925—1927年的大革命。

    据史料记载，1925年2月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成立后，父亲被推选为该会委员，不久就参加了“五卅”运动；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历任商务印刷所第一届工会委员长（即主席）、上海市总工会执行委员、商务三所一处（印刷所、编译所、发行所和总务处）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及商务工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等。

    1927年3月，他在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参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起义胜利后，被推为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之一。但没过几天。蒋介石勾结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及其胜利成果便被淹没在血泊中了。

    虽然当时我还年幼无知，但那次大革命，还为我留下了一些零星的记忆：

    我们爱唱“打倒列强”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虽然也爱唱“我是小白兔”）；我们还都在胸前别上用“一粒椒”（妇女梳发髻时用的一种长约65厘米的针，顶端有花椒般的一粒小珠）作为旗杆插起的绸制小小五色旗。

    常有一些叔叔阿姨来我们家。有次一位阿姨对我们姐弟说，要是有人问你们姓什么时，不要说姓王，要说姓沈（其后还“考”过我们，而我们上小学时就一直都姓沈）。

    有两位常来我们家的阿姨，每次离去时总是提走妈妈做好了的两桶浆糊。①

    一次，一粒子弹穿破了我们居室的窗玻璃。

    有个晚上，我们全家在同人俱乐部（也许就在东方图书馆内）参加一个晚会。会上还放映了一场外国的无声电影，影片中一个男人在吹喇叭，一个女人把喇叭夺了过去挂在墙上；他去拿了下来又吹，又被夺去挂在墙上，这样反复了好几遍。散会时父亲身上被撒了许多红红绿绿的小纸屑（那时他曾被军阀逮捕羁押约四十天，也许晚会是欢迎他获释归来）。

    一个晚上，和我们相隔几户的邻居失火，次日一早里弄里堆了许多零乱的被烧毁杂物，其中一个被烧成木炭般的镜架，直到现在似乎仍还在我眼前。

   一次，我们全家坐了一辆小汽车，半途中急匆匆地下来换乘停在路旁的另一辆。

    后来，我们全家坐了小木船，移居上海以西一个小小的古镇。那是我第一次坐船，觉得很好玩……

    1940年“五•一”前后，父亲带我去曾家岩看周总理时，谈话中总理笑问我是否还记得一些大革命时期的事情，我自然不好意思说这些琐事，就撒谎说不记得了。

    父亲在同年去了延安。从那时起，曾家岩或红岩就常成为我节假日的好去处，直到1943年秋我离开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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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先后认识和还记得当时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的一些早期的商务职工，如戴琦西、陆定华（女）、祝志澄、谢庆斋、任其祥、王美玉（女）、毛之芬（女）、王昌元、谢祥兴、赵葵、卫宗海 、何孝章、徐梅坤、蒋钟麟、宓其昌、孙师圃、徐辉祖等等，如今其中什九已亡故。徐梅坤曾领导过商务的工运，但也许他和赵葵都不是商务职工；何孝章在“八•一三”战争后去了苏南抗日根据地，抗战后期遭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逮捕并备受酷刑后牺牲于安徽广德（我曾和他短期共事于中国征信所，1940年会见总理时，总理还问起过他）；王昌元、宓其昌则后来沦为叛徒（后者还更堕落为日伪特务），解放后都先后被镇压了。

    我也就是因为有这些“缘份”而做了排字工人、印刷厂和书店职员，以及后来又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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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5年初开始做排字学徒至今，已是六十多个年头过去了。虽然我还不能说是历尽坎坷，但经历的道路却也并不很平坦，因此回首六十多年来的沧桑人间，也不能不感慨万千！

    我想，自己此生之所以有幸尚能一直走在正路上，主要自属有赖于父辈的言传身教，因而这篇小文开头所说的话，大致可以看作是接近于事实的。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和印刷厂成立的一百周年，于我来说，要写出她对我国文化出版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是困难的，只能写下这些琐忆，聊作我的祝贺和纪念。


    注释：
    
    ①后来我知道那两个铅桶是刷标语时用的。它们直到“八•一三”战争时才丢失，如留到现在，就是很可贵的文物了。记得父亲还收藏了不少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画报，大革命时期的一些剪报、传单、照片和不少枚珐琅质的纪念章（其中有几种是烈士的遗像），还有一支勃朗宁手枪、一支从来不舍得用的当时分赠给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作为纪念的自来水笔等等。可惜“八•一三”战争时将它们寄存在乡间一农户家，后来全都查无下落了，否则它们将作为珍品被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