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一个标点符号和一个词儿

    记得有一则寓言，说的是一个神仙在分娩的时候，山摇地动，天崩地裂，仿佛要生产一座大山，最后生下来的却是一只小老鼠。做编辑工作常常有这样的感叹。悲催的是，与这则寓言故事不同，我们明知道生产的是一只小老鼠，却要抱着生产一座大山的努力来怀孕和分娩。
    我在阅读《谈艺录》时发现一个标点符号和一个词有问题，编辑的职业病，让我欲罢不能地去查找原文的出处。其中所查找的书有十数种，其过程，恰如上则寓言所言。现在把查找的结果汇报如下，分享同行，请教方家。
    （一）一个标点符号
    《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第1版）第236页最后一行到第237页开头6行有这样的一段话：
    海德格尔至谓古训“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旨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参观《管锥编》论《老子王弼注》第二“道理之道与道白之道”一段）。且曰：“默不言非喑不言。真谈说中方能著静默。必言之有物，庶能无言。”（Schweigen heisst aber nicht stumm sein. Nur in echten Reden ist eigentliches Schweigen moeglich. Um schweigen zu koennen, muss das Dasein etwas zu sagen haben ）见Heidegger，op，cit.，164，165。
    查钱先生让参阅的内容在《管锥编》第二册第408页（见《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一版），这段内容如下：
    “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语言。古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可以相参，近世且有谓相传“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旨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注7：Heidegger,Sein und Zeit, Ist Haelfte, 3 Aufl., 165（der Mensch als Seiendes,das redet）. ）。
    单看所引《谈艺录》中的第一句话颇为费解，但是如果回头看了《管锥编》中的这段话就很好理解了。尤其是钱先生所加的外文。原来海德格尔在这里是拿希腊文的logos这个词来做文章，一词二义。而恰巧中文的“道”也暗合海德格尔的解释，不仅在中西哲学上做了彼此打通，而且两相比照，更有说服力。不过，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编辑工作。
    《谈艺录》第一版是1948年出版的，出版之后，钱先生很不满意。1983年，应广大读者要求，将原书补订，辑为下编。此时《管锥编》已经出版，下编内容多有采撷引用。此后，钱先生又有补正。2001年，三联书店编辑《钱钟书集》，将补订和补正纳入正文排版，方便读者。钱先生不是编辑，他的增补，会周全地考虑内容，不会周全地考虑编辑的体例和出版的具体规范。这就出现了这一段话的问题：第一，编辑体例不统一，该加外文的地方没有加；第二，前后引文不一致，出现了互见的乌龙注引；第三，没有核对原文，将摘引错为全引。
    第一，编辑体例不一致
    钱先生所引海德格尔的 “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按照《谈艺录》的体例，尤其是按照钱先生的学术规范，是要括加外文的，这里没有加上。没有加的原因是，在《管锥编》中，外文是以脚注的形式加的，见上文的注7。想来钱先生只是采撷了正文，而忘记了添加注释。因此编辑应该将这个注释补上才是。如果说有的地方不加外文尚可，那么这句话恰恰是要加外文的，因为钱先生在翻译这句话时依照他惯有的俏皮文字，做了意译。海德格尔的这句德文：der Mensch als Seiendes,das redet直译是：人是言谈的存在者。若能明了《存在与时间》中Sein（存在）与Seiendes（存在者）的关系，我们就会知道在《存在与时间》的上下文中，Seiendes是不宜翻译为“动物”的。因此，没有补上这个注释，不仅导致了编辑体例的不一致，而且易于导致学术上的不规范。
    第二，互见的乌龙引注
    如果说前述所言，过于严格，那么由于没有这个引注而导致的下面的一个引注的乌龙事件，就不是吹毛求疵了。上文摘抄的《谈艺录》那段话，最后有一个引注：“见Heidegger，op，cit.，164,165”，其中op，cit.的意思是“上引书”，翻译成中文就是：“见海德格尔，上引书，第164、165页”。查《谈艺录》中的上文，并未引用海德格尔的著作。这就出现了一个引注上的乌龙事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乌龙，就是因为《管锥编》中的注释没有引过来。没有引过来的原因是，编辑没有去核对《管锥编》的相关部分。此外，这个脚注的“164，165”中的这个逗号，也没有引起编辑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了另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摘引导致的。
    第三，没有核对原文，摘引变全引
    我们知道，钱先生是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规范训练的，他的引注非常规范。翻遍《谈艺录》，如果是涉及到两页连引，钱先生所用的两页之间的标点符号一定是连字号“—”，反之，如果是分开的摘引，中间一定是逗号。因此当我们看到“164，165”的时候，就一定要在脑海中打上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个引注不是“164-5”？到底这个逗号是疏忽，还是前面的引文是分页的摘引。如果是摘引，那么其中肯定漏掉了一个省略号。此时，我们就一定要找到所引版本的原书，加以查证。
    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版，果然，钱先生在这里是分引，而不是全引。“默不言非喑不言”在德文版第164页， “真谈说中方能著静默。必言之有物，庶能无言。”在德文版第165页。查《存在与时间》中文版，这段话是这样的：“沉默却不叫黯哑。哑巴反倒有一种‘说’的倾向。哑巴不仅不曾证明他能够沉默，他甚至全无证明这种事情的的可能性。像哑巴一样，天生寡言的人也不标明他在沉默或他能沉默。从不发话的人也就不可能在特定的时刻沉默。真正的沉默只能存在于真实的言谈中。为了能沉默，此在必须有东西可说，也就是说，此在必须具有它本身的真正而丰富的能展开状态可供使用。”（见《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一版，第200—201页）既然是分引，第一句话后面必须加一个省略号，改为如下的样式：“默不言非喑不言。……真谈说中方能著静默。必言之有物，庶能无言。”同理，其中所引德文中也要加省略号。
    如果说原文和脚注是规范问题，那么这个省略号就是一个错误。为了这么一个省略号，费了如此工夫，也许很多人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不值得，太较真，然后悲催的编辑却总是在这种较真中生活。
    （二）一个词儿
    《谈艺录》第44节谈江西诗派（上引书第395—399页），其中引用了元好问的诗：“古雅难将子美亲 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 未作江西社里人” 钱钟书先生多次将此诗最后一句写作为：“未作西江社里人”，在文中亦多次将“江西派”写作“西江派”。
    “江西诗派”这一名称来源于吕本中所作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原作已经佚失，但是其观点流传极广，其后好事者辑录《江西诗派》总集踵事增华，刘克庄作《江西诗派总序》为之张目， “江西诗派”名传后世。因吕本中书名，“江西诗派”亦作“江西诗社”、“江西宗派”。
    钱先生将江西派写作西江派，首先一个问题是，西江派与江西派是不是一回事。在网上百度到一篇“说‘西江’”的文章，文中说到：
    西江：明清之际，文人墨客对江西的雅称。其说有：自古以来人们将由西至东流向的江河分之为：上游称“西江”，而下游为“东江”。其二，长江自西往东流，但是在中下游段内，至武汉，长江突然由北向南拐了一个大弯。途径黄冈，黄石、武穴到九江，再到湖口，这一由北向南所拐的大弯，将原为一个总督管辖的安徽江西，分为东西两处（安徽江苏在康熙六年以前为一省，称为江南省它与江西同属一个总督管辖，所谓两江，即江南与江西的简称）。因此，江东面的安徽称“东江”，江西面的江西称为“西江”。
    按照上述材料，既然江西可以成为西江，那么“江西诗派”亦可以称为“西江诗派”了。该文正是这样说的：
    “江西诗派”，又称为“江西宗派”、“江西派”、“西江派”，是北宋后期形成的一个诗派。以黄庭坚(号山谷)为祖师，并列陈师道等人为宗派的成员。崇尚苦吟，以学问为诗，风格奇涩险怪。
    但是文中并没有指出出处，到底是谁，在哪里首先使用“西江诗派”这个词的。当然，我们也或可同意钱先生的“西江派”应该是有所本，不为错。
    第二个问题是，钱先生将元好问的诗写成“未作西江社里人”，那么元好问的原诗到底是“未作江西社里人”呢，还是“未作西江社里人”？
    （1）先查今人编的书。《万首论诗绝句》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此诗为“未作江西社里人”。《元好问全集》姚奠中主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十一卷，第337页，此诗为“未作江西社里人”。
    （2）再查古书。载《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之《遗山先生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乌程蒋氏密韵楼藏明刻治刊本，卷十一，第123页，此诗为 “未作江西社里人”。《四部备要》第81册，第174页，《遗山诗笺注》卷十一，此诗为“未作江西社里人”。
    （3）那么是不是钱先生所用的版本不同，有版本认为以上两古版本皆为错，钱先生径改？再看旁证。《谈艺录》第396页，钱先生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钱大昕引此诗为 “未作西江社里人”，再查《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1983年根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第386页，钱大昕所引为“未作江西社里人”。《谈艺录》第396页引《夕塘永日绪论》，王船山谓：“西昆、西江皆獭祭手段”。查王夫之《夕塘永日绪论》，并无所引原文，内中有言：“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 ，“江西宗派……皆一时和哄汉耳”，并无“西江”字样。
    （4）查《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一版，1983年9月第四次印刷，第138页，钱先生引此诗为：“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西江社里人。”将“未作”改为“不作”，“江西”改为“西江”。
    由此导致了第三个问题，钱先生到底为什么要改“江西”作“西江”，是记忆错误，还是故意改的？首先钱先生很少记忆错误，其次此诗不应该记忆错误。此诗如此常见，钱先生对该诗又是如此心领神会，怎会出现错误，而且从四十年代的《谈艺录》错到五十年代《宋诗选注》一直到八十年代《谈艺录》的反复增订补正没有改正？如果是钱先生所见版本不同，并认为“西江”为正，“江西”为误，那么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或有方家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