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环顾当世，“立言”者比比皆是，且往往皇皇巨著等身，而立功、立德者渺渺。读《陈翰伯文集》，此种感慨油然而生。

    初读陈翰伯的文字，颇为惊讶。以他在中国新闻、出版界宿儒的地位和身份，其出版文集竟如宋木文同志所言“太单薄了”，与其贡献“不相称”。

    1958年初，陈翰伯受命来商务主持编务，当时，商务“基本处于停业状态，老人渐渐淡忘了它，新人竟有不知出版界有个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一到任及很快接管商务的全面工作，所抓的急务便是制订商务印书馆的长期出版计划。此前，中央已经重新确定了商务的出书任务是“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这一任务还有待于用具体的出版规划来落实。陈翰伯同志遍访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虚心求教，集思广益，最后由他提出了一个选目的方针性意见，就是以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著作作为先期编译的项目，从中再划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的著作为重点。据此，商务在1959年拟定了“外国学术出版长期规划”。1963年又拟定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著作十年（1963－1972）规划”。后来，以出版规划来指导出书便成了商务出版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外的思想学术著作基本上都处于“禁毁”之列。西方古典学术著作借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名义出版，尚被批判为“大、洋、古”，当代西方的学术著作更是碰不得的。陈翰伯同志想出的主意是内部发行、控制发行面，同时在每本书前撰写批判性导言。这在当时使出版这类书成为可能。同时，导言也的确起到了指导读者阅读的作用。

    从1958年起，一批西方古典学术名著的出版，使人们重又熟悉了商务印书馆的牌子。这些译作以名著名译的姿态出现，很快赢得了读者的青睐。1981年，商务把这些名著的单行本汇编成“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丛书名称是延续1929年起商务所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而选印的书，前四辑200种中绝大多数是陈翰伯主持商务工作期间、在1958年到1965年这几年内出的书，虽然汇编成丛书出版时他已经离开商务了。

    解放后的商务，已经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陈翰伯同志主政时，无形中已经在建立商务新时期的传统。这个传统既要与老商务的传统相衔接，又要适应新的需要。比如“开门办社”强调依靠著译者的方针，以规划指导出版的方针，编辑工作中的一套具体的审稿办法，辞书编撰出版中的主编负责制，为编辑人员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高编辑人员的学术水平，等等，应该说，这些做法不仅行之有效，而且的确是对老商务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从文集中还可以读出陈翰伯同志书生本色、不事夸饰的作风。这不仅见于别人的回忆，更体现在他本人的文字中。他早年在“一二•九”运动中所起的突出作用，他在白区办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只在他晚年的回忆中才据实道出，只是本着给历史留一点见证的精神；他在1980年前后即主张读书无禁区，主张务实的文风，不必说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至少体现了一点他的人格风范。

    笔者以为，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有两位先贤居功至伟。前期是张元济，他对商务印书馆、对中国现代文化史的贡献今天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后期就是陈翰伯，是他奠定了商务后期的基础和今日的发展方向。而他们两位之间竟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克己奉公的人，以致一生中表达个人思想志趣的著述无多；他们都是致力于实务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所做的扎扎实实的事情多，而很少炫人耳目的高论；他们又都是惠泽披于来者的人，却不求任何回报。两位都是大德无言的表率。
                                               

《光明日报》2001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