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即革故鼎新，必然会触动个人及群体利益,必然会打破固有规则及生活的舒适感，因此总是阻力重重。当年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以前，商务发展态势良好，多数人并无改革之压力，不觉改革之必要。但先知先觉者如张元济，已然认识到原有的经验管理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企业新的发展形势。在致傅增湘的信中，张元济忧心忡忡地写道：“时至今日，改革万无可缓。……倘能从此认真改革，亦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在写给高凤池的信中，张元济说：“本馆成立业逾廿载，不免稍有暮气。从前规模狭小，所有习惯不适于今日之用。欲专恃旧有之人才、昔时之制度以支此艰巨之局，其必终遭失败可以断言。”张元济认为，商务要继续发展，则“不能不采用科学的管理法。……科学的管理方法，必须具有新学识者方能规划”。张元济的不少做法已开科学管理之端，但并未得到多数员工的理解与支持，张元济坦率地说，自己“嫉恶太严，去弊惟恐不速。两年以来默察情形，匪特与公主张不同，且违反多数人之心理”。由于曲高和寡，应者寥寥，加之与高凤池在企业治理上的分歧日多，张元济先是于1920年辞去商务印书馆经理一职，与高凤池一同改任监理，后又于1926年辞去监理一职。

    1930年商务印书馆再次邀请王云五担任总经理一职时，王氏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中之一是接任总经理后，马上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为期半年，然后归国正式赴任。于是，从1930年3月始，王云五赴欧美诸国考察科学管理制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饱读科学管理书籍，并拜访多名科学管理专家。回国之后，王云五为推行科学管理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沟通的，就是从九月中旬起，先后对商务印书馆各高级职员及工会职工会等，说明采行科学管理之必要。二是于十月间实行成立研究所，由我（王云五——编者注）自兼所长，以朱懋澄君为副所长，及在美欧所聘青年专家七人为研究员，各就其在校专攻与受余（王云五——编者注）指定实习之所得，针对商务印书馆各种业务与问题从事研究。” 同年12月，王云五发布了编译所改组计划，各工会组织对此评价不错，并引起业内外的广泛关注。表面上，科学管理的第一步进展得颇为顺利。

    出人意料的是，当1931年1月王云五宣布开始实行科学管理计划时，突遭四个工会联合反对，改革工作立陷僵局。王云五冷静分析后，认为自己“因求治过急，于信誉未孚之时，一举而图贯彻全部”，遭到反对乃是情理之中。考虑再三，王云五决定出人意料地撤回全部方案。究其原委，“科学管理在彼时国内尚无行之者，其真相与效用，国人鲜有所知”，王云五认为若向他人妥协并修改自己的既定改革方案，则国人“不免误认此有名无实之科学管理为名实相符之科学管理；于是我个人之体面虽幸而维持于一时，然科学管理在我国施行之前途将遭重大打击。我不敢以个人之私，使科学管理蒙不白之冤，乃断然撤回原案”。因此，王氏采取了隐忍渐进的策略，“于不动声色之下，实施对事务与对财务之科学管理，期以若干时日对此二者获致相当效果，再进而恢复对人方面之实施”。

    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一渐进式的，从制度、财务与人力管理三方面推进的改革策略还是富有成效的。当商务印书馆遭遇“一•二八”之难后一年有零，王云五推行的科学管理即收到明显成效：专就印刷能力而言，商务印书馆在印刷机器仅为“一•二八”之前50%～60%、工人数量不及以前一半的前提下，取得了生产能力翻番、工人收入增加42%的不俗成就。此时的商务印书馆，虽无科学管理之名，却已有科学管理之实，王云五的科学管理改革也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原标题为《出版科学管理的水土问题》，载2008年3月25日《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