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出版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出版机构，要研究近现代出版史和文化史，就无法忽略商务印书馆，而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则离不开张元济先生。

    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现代史中著名的思想家、出版家。张元济是清朝的进士、章京，曾参加康有为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堪称维新志士。变法失败之后他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此后，他曾主持过南洋公学译书院，办过《外交报》等。在主持译书院工作时，他去商务印书馆联系印刷业务，即与商务印书馆主要创办人夏瑞芳结识、交往。经过多年的社会实践，张元济认定“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1902年，他加入了商务印书馆，从此与夏瑞芳通力合作，义无反顾地献身于商务印书馆，使商务一跃而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企业。

    商务成立之始，只是承印商业广告、帐册等印刷品，故取“商务”之名。经张元济的苦心擘划，商务开始分设编译、印刷、发行三个所。张元济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商务印书馆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

    张元济是以反对旧学，提倡新学的面貌出现于商务印书馆的。首先，选贤任能着手教科书的编印。他聘请了高梦旦、蒋维乔和杜亚泉等著名学者进行教科书的编辑和编写，在他的主持下，教科书“采取古人嘉言懿行，是以增进民德、改良风俗者依次编入，由浅及深，循序渐进”。此外，还把新的西方科技知识编入教材中去。在不长的时间里，商务出版了一系列教科书、教授法以及教学参考书。这些图书内容新颖，大大提高和扩大了中国学生的眼界，使商务在学术界树立了声誉，也为商务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次，张元济多方罗致人才，起用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编辑，并聘请一批熟悉中西学术的新人如严复、林纾、蔡元培、伍光建等，介绍西方学术，比较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学术著作。这些译著风行一时，曾一版再版，其中尤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学术著作影响最深，对沟通中西文化、培养社会人才，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还编纂出版了《辞源》、《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地质矿物大辞典》以及多种中、外文词典等一大批工具书。这些工具书，具有内容丰富，体例新颖并适于应用的特色，因而行销全国。1926年后，张元济的编辑工作，主要侧重于古籍整理。当时，文物遭厄运，珍贵典籍流失严重。张元济认为保存典籍的最好办法是化身千百，并让要用的人能看到。他编印古籍的质量是颇具盛名的，商务陆续编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等。这些卷帙浩繁的大型古籍的编印和流通，可说是功德无量的千秋事业，既满足了专业人员研究之需要，又嘉惠于子孙后代。
　　
    除了出版上述大量图书以外，商务还出版了颇具影响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10多种期刊。多年来商务出版的书刊，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当时所有的出版机构。

    商务的出版物着眼于全国，它的文化影响也遍及全国。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作家都在商务出版过著作或在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叶圣陶在《我与商务印书馆》一书中回忆说：“不管哪行哪业，都可以从‘商务’找到自己需要、喜爱的书刊，服务对象如此广泛，出版物的种类如此繁多，在当时以‘商务’为最，而‘商务’的气魄所以这样大，是跟编译所的奠基人张元济先生分不开的”。

    茅盾先生在张元济90寿辰时写的祝辞，以及在他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明确肯定了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卓越的功绩：“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学，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将来的历史将记录菊生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

    “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个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都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

    张元济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他从事出版业持续时间之长，开创的项目和直接参加项目之多，他以社会效益、学术价值为重的出版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整个出版界都是罕见的。张元济作为编辑出版者的楷模，使整个中国出版界为之骄傲，他为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树立了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