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元济（菊生）先生自1949年12月25日突患偏中，至1959年8月14日逝世，十年病榻生活值得追记者，分述如下：

    1949年12月25日，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父亲应邀参加，在致词时，突然摔倒，众人即刻把父亲送入中美医院（今凤阳路长征医院）抢救，同时派人来找我，立即同往医院，见父亲尚未苏醒，来势很凶。我认为应迁出中美医院，改请乐文照医生治疗，便立即至静安别墅乐医家中，将父亲起病经过告之乐医，请他医治，乐文照愿意一试，乃同至中美医院，断为脑血栓病。翌日迁到离家较近位于延庆路的剑桥医院。说来也巧，从中美医院至剑桥医院途中，父亲躺在病车中清醒过来。经乐文照医师精心医治，病情渐见好转，1950年5月出院回家，但左侧瘫痪已无法恢复，一切生活均在病榻，特制床桌应用，可以看书写字，一日三餐也用此桌。

    为友人著作题签

    回家静养，精神更见好转，恢复毕生书写习惯。记得最早是为友人题书签，第一部为《汪穰卿师友书札》。汪穰卿名康年，父亲壬辰会试同年，戊戌变法时期在上海办《时务报》。父亲甚赞该报“以激士气，以挽颓波”，愿在京任推销之责，一度与林旭共同负责。第二部是《樊锥文集》，樊系清末维新理论家。第三部是《粟庐曲谱》，即昆曲大家俞宗海先生所谱的曲本，其子振飞在香港印行，特来求父亲题签。陈叔通先生看见之后，曾来信称“腕力不异畴昔，健康可喜”。俞粟庐、振飞父子与俞平伯友善，誉为南昆一绝“俞家唱”。

    在虎尾浜故居

    父亲一向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数十年间几乎从不间断。海盐中学借冯姑母三乐堂校舍，屋主索回房屋，校长吴鹿鸣特来上海与我父亲商量，父亲慨然允诺，将虎尾浜故居租与校方使用，仅年收一石米的象征性房租。解放后决定将旧宅三十间房舍捐赠与海盐中学，以表对家乡子弟教育的支持。后来县中陆续建了几幢校舍，旧居改作教工宿舍。1982年旧宅拆除，在原址建起四层楼实验大楼。县中是浙江省的重点中学，建校五十年中，共培养初、高中毕业生一万五千人。父亲泉下有知，当为之欣慰。

    祖父德斋公去海南陵水县赴任，祖母谢太夫人携伯父、父亲、姑母、四叔全家迁回海盐，买下虎尾浜南岸一所有近百年屋龄的旧宅。父亲在这宅所就读于查济忠和朱桂卿两师。先后于1884年和1889年赴嘉兴府考秀才，应杭州乡试，中举人。1889年冬与太夫人完婚，直至1892年（壬辰年）赴京会试，中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在海盐共住了十二个年头。我十岁时第一次回家乡，父亲带领我去虎尾浜故居，房屋破旧不堪。父亲指点他读书的书房和卧室给我看。园中两株双人合抱的银桂系谢太夫人亲自栽培的。可知父亲对故居有深厚的感情。

    编纂《涵芬楼烬余书录》

    父亲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期间，为涵芬楼收购善本书为数可观。当时战乱不断，为安全起见，将其中五千册宋元善本存放在租界内金城银行（今江西中路交通银行）保管库内。“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对我中华文化的浩劫中幸免于难。父亲为这批善本曾编目录初稿，但一直没有付梓。经李拔可先生一再催促并约请顾廷龙（起潜）先生协助。起潜兄几乎每天来我家，在父亲病榻旁研讨如何整理、定稿。父亲在序文中称，取名“烬余”二字，意在“志痛”。起潜兄在《涉园序跋集录》后记中有一段协助父亲整理《烬余书录》的记述：“先生秉赋特厚，神明强固。曩岁承命佐理校印《涵芬楼烬余书录》时，病偏左未久，偃仰床笫，每忆旧作，辄口授指画，如某篇某句有误，应如何修正；又如某书某刻优劣所在，历历如绘。盖其博闻强识，虽数十年如一日。此岂常人所能企及，谓非耄耋期颐之征而何。”

    喜阅《金石录》

    1951年老友赵从蕃（仲宣）子世暹（敦甫）在南京书市购得宋代赵明诚《金石录》一部，计三十卷，特来请父亲鉴别真伪，父亲阅后大喜，确认为真品。二十年代时傅增湘为父亲在北京访得一部（清）吕无党抄本，系我家涉园藏本，钤有张氏历代藏书印记四枚。父亲将这部《金石录》辑入《四部丛刊》续编。赵敦甫世兄发现的这部宋刻本确系海内孤本，和父亲同时代的古籍专家均未见过，甚至根本不知其尚在人间。父亲兴致极高，立即设法借得苏州潘氏滂喜斋原藏十卷宋刻本的历代诸人题记，进行对校，最后将考证结果撰成一篇一千三百余字的跋文，以毛笔写在书后，并盖两印，署上“辛卯立夏节日”时间。敦甫以为珍本不宜私藏，愿献诸国家，时郑振铎先生正在上海，敦甫当面交与振铎带京。前些年此书影印本出版，流传于世，父亲的跋文亦附于书末。

    任文史馆馆长

    1952年10月的一天晚上，市委统战部长周而复陪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来访，向父亲谈及政务院本着敬老崇文的精神，拟建立文史研究馆，周恩来总理指示，知识分子中还有一批有相当学识，在地方上有相当声望的人士，但年老体弱，不能担任辛劳工作者，应采取适当办法，吸收他们参加适当工作。李维汉请父亲担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父亲当时因偏瘫床榻，没有同意。翌年春，上海筹建文史馆，周而复致函陈叔通先生，请其转告父亲及早就任；尤其是陈毅市长两度到家父榻前，转达毛主席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父亲不再推辞。

    家藏文物献诸国家

    父亲历来主张，珍贵文物善本古籍，藏诸公家较藏在私人家中为宜，公家有专人负责妥善保管，有场地举行展览，供诸于众，使国人有观赏机会。本着这一思想，五十年代初将几种家藏文物献诸国家。

    （一）在孤岛时期，父亲购得常熟翁氏流散的翁心存翁文端公日记稿本（翁同龢之父）二十五册。文端公为清代道光咸丰两朝重臣，其日记史料价值极高。本拟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后因故未印。1951年5月，父亲托郑振铎带京，说明系代翁氏后人捐与北京图书馆。

    （二）捐赠家藏文物四件

    家藏清初文学家龚鼎孳孙承泽手书巨幅屏条和澹归上人条幅二件，上款均为十世祖张惟赤螺浮公。1952年8月父亲致函郑振铎，愿将上述四件文物捐赠国家。年底，上海文管会王冶秋局长派吕曾白来取这批文物，并带来王的信件，称“尊斋所藏澹归上人及龚芝麓等书件四幅宝藏，达三百余年，且有先德上款，此次承慨允捐献，供诸大众，先生爱护文物与爱国保家精神，至为敬佩”。吕君偕数名青年，将龚孙堂幅联同所配红木玻璃镜框从墙上取下，包扎运走。

    （三）鹿鸣宴杯

    鹿鸣宴杯盘是螺浮公于清顺治年间乡试中举赴鹿鸣宴所得，银质杯盘一套，装在玻璃盒中，于1953年暑假珑儿回家探亲，父亲命其回京时带交郑振铎先生，并写短文说明此文物的考证，文录如下：

    先九世祖张讳惟赤，别字螺浮，顺治甲午顺天乡试举人，乙未科进士，官至工科掌印给事中。按清会典各省乡试筵燕考试及新中举人，应给金银花杯盘，披红绸缎。是为公于乡试举时赴鹿鸣宴所之杯盘，均系银质。盘上錾有顺治甲午科顺天乡试鹿鸣宴十二字，制作甚精。藏余家者三百年。余于光绪己丑恩科，本省布政使司只给币数圆，不知改于何时。余尝在友人中家世科第者，均云从未获睹，盖废弃已久矣。今政府重视社会文化事业，设局专司其事，此为国家数百年典章之遗器，故谨以为献。
公元一九五三年海盐张元济谨识

    病榻听曲

    父亲毕生爱好有三：书、花卉、昆曲。早年父亲为涵芬楼收书，从经典善本，扩大到杂剧、传奇、曲谱。在浏览中领略了昆曲的高尚，全在于“雅”。二十年代中，传字辈演员出科在上海徐园演出，父亲偕家人常去观赏，成为辛劳之余的艺术享受。1949年偏瘫床榻，收音机中听不到昆曲节目，为了解闷，向刘万世兄借得几张唱片，久之觉得不过瘾。我想起内兄葛芃吉是上海昆曲研习社社员，就请其邀几位社友来家清唱。节目有“琴挑”、“乔醋”、“游园”、“刺虎”、“小宴”、“惊变”、“望乡”。我们略备便饭饷客，大家尽兴而散。父亲特别高兴，虽不是舞台表演，在房中清唱别有风味。社员中几位是熟人，如芃吉是至亲，陆济民有年谊，称父亲为年伯，王吉儒系老友严家炽的儿媳。周传瑛夫人张娴虽初次见面，但三十多年前父亲就看了传瑛、传铮弟兄出科时的演出，对他们艺术上的成长和昆曲衰落中的处境一直表示关心。那天传铮一进房门，见了父亲就说：“原来就是这位老先生，在徐园常常拿了曲本坐在第一排听戏。有一天晚上大雨，台下看客只有老先生一人，按照昆曲的惯例，照样演完全部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