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馆出版了《张元济全集》（1－3卷，书信），其中收入了张元济与罗家伦的来往信函共计36通，其中张元济致罗家伦25通。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学习，在五四运动中是著名的学生领袖。1919年主办《新潮》杂志，曾撰文《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1920年赴美国留学，三年后又转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8年，31岁的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就任中央大学校长，1947年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去台湾。罗家伦比张元济小30岁，但两人书信往来二十余年（1925－1948），以至成为忘年之交。其中有几点颇值得关注：
　　
    一、两度资助，三次还款
　　
    张元济致罗家伦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25年，内容是张元济给在国外求学的罗家伦汇寄资助款。此前罗家伦赴海外求学，是由上海的实业家穆藕初赞助的，因其破产，赞助款项中断，罗家伦学业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罗家伦求助于他的恩师蔡元培。1925年春季，蔡元培将罗的情况转告了张元济，希望张给予援助。张元济慨然解囊，分两次汇寄一千五百元，资助罗家伦完成了学业。罗家伦在5月25日致张元济的函中深表感谢：“自穆藕初先生所捐基金断绝后，频年颇困。国内不乏以接济款项见询者，然或不免政治及他项关系，故宁忍穷而不受，仅有时向梦麟先生及三数知交告急，但彼等亦同一贫困。今敢受先生贷款者，盖认先生为纯洁之前辈，而且素承知遇之前辈也。”
　　
    张元济对罗家伦的另一次资助是在1926年底。是年罗家伦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因南昌家中变故和个人生活所需，写信向张元济借钱，“谨恳先生设法拨借国币五百元，以三百由商务拨寄南昌，以二百元寄南京伦处，以备有事变时万一之需”，并说“亦惟先生之垂爱，与先生亮节高风，故敢作此请也”。张元济照办，并函告了罗家伦。
　　
    罗家伦于10年后的1935年11月还款1000元；1936年6月，又以祝寿的名义还款1000元。从1937年2月7日张元济致罗家伦的信中看，这年年初罗曾再次还款1000元。但这次张元济坚持把钱款退了回去，他在信中写道：“昨由金城银行交到千元收证，知为我兄所汇，展阅不胜惭悚。前此业经陈明，赐我两竿，多多愧领，万不能为无限之匪颁。无论如何此次断不敢收。谨将原件寄缴，务祈鉴允。”
　　
    张元济之所以在罗家伦困难时解囊相助，第一次是出于对罗家伦“有志于学问”的欣赏，恐其学业“将至中辍”，其惜才爱才之心由此可见一斑；第二次则由于“朋友有通财之义，况当患难之时”。罗家伦信中称“先生之亮节高风”，应该不仅仅是客气话。

    二、事业上相互倚重
　　
    张元济与罗家伦的来往书信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与读书、写书、编书、译书等相关，他们在文化和出版事业上是相互倚重的。
　　
    罗家伦一生著译甚丰，1949年之前有十余部译著在商务出版，如《思想自由史》《科学与玄学》《新人生观》《新民族观》《耕罢集》《黑云暴雨到云霞》《疾风》《西北行吟》《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等。又如，1926年8月，罗家伦从欧洲带回有关鸦片战争的文牍交于商务，张元济致函罗家伦，表示“拟选录数件登入《东方杂志》”。
　　
    对张元济和商务，罗家伦也往往尽力予以支持。如1932年，商务总馆被侵华日军炸毁，罗家伦致函张元济，表达同情和愤慨，肯定商务的成绩，支持商务复兴。信中提到：“先生只手经营之事业忽遭倭祸，大部为毁，侧想先生必感非常痛苦……尚望本旷达宏毅之精神，仍继续其文化创造之职志……数月以来，辄与人言，商务实系中国文化上之伟业，不可不协助其恢复……虽觉力薄，然将来如有计划需要微力之处，不吝见示，自必黾勉以赴之。”此后，张元济主持商务复兴委员会，在国内七大城市设赞助委员会，罗家伦担任南京分会会务。
　　
    又如1948年，印度圣雄甘地遇剌身亡。当时罗家伦正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张元济对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十分赞赏，在是年2月2日致函罗家伦：“昊天不吊，甘地被狙，凡有血气，罔不痛悼。环顾我国，恨无此人。岂惟我国，全世界亦罕见媲匹也。《东方杂志》思出专号，以志哀荣，藉申敬慕。彼邦记载，知必甚详。荡节所在，敢乞代缉。自出事后，一切报纸涉及丧葬之礼、吊唁之仪，暨其家庭故事，戕杀案情者，汇集飞寄。”罗家伦接信后，很快译出一批文章寄交商务，同年的《东方杂志》出版了一期甘地专号。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罗家伦这样一位优秀人才，张元济一心想引进商务。早在1925年4月2日张元济答复蔡元培愿意资助罗家伦的信中，已提到“本意欲邀其到公司担任编译之事”。不过当时罗的社会兴趣甚浓，他的志向不大可能在商务。1941年，张元济得知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后，致罗家伦一函，更为清晰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想法：“比阅报知先生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其功成身退耶？抑别任他事耶？记得十余年前，先生尝谓：‘中国欲在世界学术上有些贡献，对于人类知识总量的基础上有些增加，非从纯粹科学上着手不可。’此非得如先生者为之先导不为功，其殆有从事于是之机耶!”但罗家伦终生未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一点或许是两人之间的差异。

    三、对国事的忧虑
　　
    在张元济与罗家伦的来往书信中，也讲了一些对国事的看法。
　　
    1926年罗家伦回国，于9月去南昌，遭遇兵劫。他在10月23日给张元济的信中谈到：“舍间被兵劫，除损失不赀外，伦竟被群兽所困，被刺刀者六，幸均未命中，仅手掌及大腿间受轻微伤，三、两日间即愈。以绝对无抵抗而遭此，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民也。一切令人悲愤万态。”张元济回信，除表示慰问之外，更表示了对国家的担忧：“第长此扰扰，正不知何日复见太平。来书谓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民。弟请更转一语：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国。想先生闻之亦同此感慨也。”
　　
    1931年7月8日，张元济致罗家伦一信，信中表达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国体改易已二十年，即国民党奠都金陵亦已四载，而今日现状乃至于是，未来之黄金世界不知在何时？而当前之地狱，则国民实已不堪惨苦矣。来示谓国人无为国家保存元气也。非独不保存，且必断丧净尽而后可。”罗家伦此前给张元济的信内容不详，但从张元济的这封信看，罗家伦也有“国人无为国家保存元气”的议论。罗家伦当时为国民党要员，两人有在朝、在野之别，但在忧国忧民方面是一致的。
　　
    1948年8月，张元济在给罗家伦的信中，再次表达了对国事的担忧：“国内事无可言。财政败坏，一至于此……昨晤一友，去年九月赴美，近甫归国，云去时美币一枚值我国币四万，今逾千万矣。试闭目凝思，再过十月，不知是何景象。吾辈岂真将见亡国之惨乎？”而此时的罗家伦似乎比张元济乐观，他在回信中说：“伦在国外常受刺激，亦无时不在烦闷之中……要之能想办法而有决心以赴之，国事何常不可为哉。”但张元济对国民党政权基本上已经绝望，他在回信中写道：“且看我国。我瞻四方，戚戚靡所骋，真可为长太息痛哭者也……”
　　
    罗家伦虽然“亦无时不在烦闷之中”，但对国民党政权始终抱有希望，这是他最终选择去台湾的一个原因；而张元济，一直对国民党政权没有好感，在抗战胜利后则更加失望，这是他在1949年之后思想渐趋左倾、并在晚年认为“及身已见太平来”的原因。这是两人在思想上的一个明显区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