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这是杜亚泉先生晚年的一联诗，表达了他一生服务社会的人生观。他一生中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在商务印书馆，达28年之久。如果从1900年开始委托商务印书馆印刷、和商务、张元济合办《外交报》、以著作者身分为商务编写书籍算起，直到病故时还在为商务执笔，则共有34年因缘。——他的大半生，正是鞠躬尽瘁。

    亚泉先生在商务不是谋生，而是为文化、为社会进步、为民族复兴。而且始终不渝，为此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离开这条主线——文化、进步、民族复兴——去研究先生，就不能得其要领。“五四”前后他与全盘西化论者的那场争论，使他蒙受了几十年不白之冤，正是有些人不是从民族复兴的观念去考虑那场争论。摒弃而不是更新原有文化，是种民族虚无主义而非民族复兴之路。文化、进步、民族复兴三者，民族复兴是中心、是目的。这是鸦片战争，特别甲午战争之后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牺牲的根本目的。这些仁人志士多是知识分子，读书识字而不走科举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道路，在社会上大声疾呼，宣传救国强民之道。根本是为民族复兴，使中华民族能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是近代、现代出版业的特点。近代、现代新闻出版业中有相当多的仁人志士，他们不为盈利，不怕倾家荡产，不顾生命安危。最早如“苏报案”。进入民国就更多。亚泉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如果不是从民族复兴这儿开始，就表明对他的研究还没有进入到这位先行者的内心世界。1900年杜亚泉到上海办亚泉学馆，办《亚泉杂志》。宗旨为推广数学、化学、物理。当时读书者大多为做官， 所以知音甚少，亏蚀极多，难以维持。然仍坚持。继办“普通学书室”，出版《普通学报》。“普通学”者，当时流行名词，意为通常知识，并无固定范围。《奏定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说：“普通学之曰九：曰人伦道德，曰中国文学，曰历史，曰地理，曰算学，曰博物，曰物理及化学，曰图画，曰体操。”而亚泉先生所提倡的， 仅包含现在所谓数理化和社科基本知识，不及伦理、文学、图画等等。他在《绘图文学初阶》卷五第73课中说“普通学者，如经学、史学、文学、算学、格致之类。无论将来欲习何业， 皆有用处。”而“普通学书室”除出版《普通学报》外， 还出版文学翻译著作、历史地图和教授学生。在上海棋盘街。《亚泉杂志》和各翻译作品，都请商务代印。

    1901年农历8月，清廷宣布实行“新政”。谕改书院为学堂，并“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戊戌后教育界亟欲从“三、百、千”的传统教材中挣脱出来，蒙童教学用书有所变化。上海有几种新课本，但极不成熟。多设蒙养学堂的上谕公布后，蒙学课本的出版前景看好。商务有意加入，商请亚泉先生编写，时在1902年初。经过几月规划编写，于农历6月第一册脱稿付印，名《绘图文学初阶》。全书共6册，供蒙学堂每半年读1册，3年用。出版后风行一时，不断重印，是为我国最早国文教科书之一。这时亚泉先生由商务的代印顾客，进而为商务供稿的著者矣。

    在此前，商务的另一代印顾客蔡元培，以及南洋公学译书院长张元济，与亚泉先生均熟悉。先生在1897年起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教职。次年维新变法失败，在翰林院任编修职的蔡元培，言清廷不足与为谋，愤而弃职回乡，在中西学堂任校长。蔡、杜两位均醉心维新，极融洽。中西学堂校董徐树兰，不满校中新派教师言行。光绪二十六年正月，陈夔龙上奏，说新派人“非圣无法，罪通于天”。二十一日，清廷以光绪名义，命“书院山长务择经明、行修、品望素著之儒，尽心训迪……其或内行不修，乡评不洽，放言高论，沾染康梁恶习者。严斥而痛惩之。”徐树兰命蔡元培将之抄录挂在学校厅上。蔡痛斥徐之行径后辞职，新派教师亦离开。蔡、杜两位辞职后到上海。杜办亚泉学馆；蔡进南洋公学，主持特班。蔡、张为同科进士，同为翰林院庶吉士3年，极熟。时为八国联军侵略、签订辛丑条约之后。当时士大夫还不能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认为八国联军侵略是民众盲目排外所引起，而非帝国主义在华胡作非为和政府的屈辱所引起的积愤的暴发，各帝国主义借口进犯。张、蔡等发起创刊《外交报》， 其宗旨为介绍国际知识， 以提倡“文明排外”。集资每股500元。蔡、杜合认一股， 商务印书馆认一股，张认两股， 其余不等， 共集4500元。言明不以盈利为目的， 准备亏光为原则。这时亚泉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共同经营一宗事业。

    1903年，亚泉先生返绍兴，创立越郡公学，任理化博物课。其时商务印书馆吸收日资，决心大规模从事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先聘请蒋竹庄、高梦旦等从事《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后获得成功，决定扩展至数理各科，而人材难致。缘由在，要写好初等数理各书，非精于高深数理者莫属。而当时社会读书人都浸淫于四书五经括帖之学，何来高深数理人材而又善于以文字表述清楚者。这时商务执事诸君想到亚泉先生，由旧友总经理夏瑞芳、编译所长张元济敦请，亚泉先生进商务，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时为1904年。进商务后即编写了《最新格致教科书》3册、《最新笔算教科书》6册。长期被各学校采用。如果《绘图文学初阶》的编写有社会上其他先出各本可以参考，那么小学的格致、笔算课本，却是我国五千年文化史开天辟地第一本。所以，亚泉先生不仅仅对商务，即对我国的社会贡献也是难以估计的。

    近代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为唤醒民众、教育启发民众，多有办新闻、出版者。而我国旧时经济落后，文盲众多，新闻、出版易亏本，资本少者极难办，成功者少。缘于读书人善于秉七寸之笔而经营乏术。亚泉先生就是“过来人”。商务自和日资合作以后，资本雄厚，人材济济，有善于经营之专门人材，编辑可以埋头于书稿，两耳不闻窗外事。商务是一个有志以文化救国的知识分子扬长避短、发挥所长、十分难得的舒展抱负的理想场所。1903、1904年进馆的编辑，有好几位就没有“动过窝”，直到退休。高梦旦、杜亚泉、庄俞等就是。

    亚泉先生自进商务，觉得比自己办亚泉学馆、普通学书局要省心、出成果多；而且商务当局又以退休等条件相允诺，更义无反顾一心扑在工作上。王云五在《小学自然科词书•序》中说， 商务百多种理科中小学校课本都是亚泉先生编写或他主持下编写的。时光流失、档案受损， 已无法整理出亚泉先生编写各书的目录， 但王云五的话已足以证明其贡献。然而亚泉先生没有想到， 在他临近退休之时会被商务当局解雇， 集贫病于一身， 逝世后“衾不蔽体，不异黔娄”（蔡元培语）！一代哲人！——根本当然在当时的社会制度。

    因为当时社会上懂新学、精外文的人少，商务印书馆建立编译所而非编辑部。两者的根本差别：前者靠自编自译书稿为主，后者以审阅采用外部著译者来稿为主。亚泉先生在的时候是在编译所，所以编纂书稿极多。除编了无数理科课本外，著名的还有《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这两部词典是在《辞源》编纂过程中酝酿，之后编纂。《辞源》是部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词汇的综合性辞书，可供一般读者使用；对专业读者的专业要求就略嫌不足。所以编辑们在编写过程中产生了再陆续分门别类编写一整套大型专门词典的想法。当时编译所分设国文部、理化部、英文部、杂纂部4部。国文部多精通古汉语、古籍者多；他们提出先编一部人名、一部地名。经过几多周折，《中国人名大辞典》出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则周折更多，前后10多年至1931年始出版。理化部多通科技和外文人材，以亚泉先生为首。以他为主，编写了《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在他主持下由杜其堡先生编写了《地质矿物学大辞典》。这5种词典，除《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外，其余至今没有新的词书来替代，即使前一二年“词书热”，有说几年间各式各样大小词典出版有2000多种者。几年出版2000多种词典，大多急功近利，而没有能代替六七十年前出的人名、植物、动物、地矿词典，说明这些词典编写是要花大力气的。动、植、地、矿词典尤甚。在那时这些学科在我国还很落后，很多词汇尚无译名，与其说编译词典，不如说是确定译名。这是个十分严肃、慎重因而艰苦的事，喻之为普鲁米修斯并不过分。亚泉先生早年编《普通学报》时对一些新发现的化学元素曾给以译名，解放后化学史界研究过其中至今沿用率。化学元素在他那时发现的还不足百种，动植地矿译名数量就很多，没有人有勇气去研究其沿用率。

    正是编纂专业词典的这种艰巨性，吓坏了商务的某些主持人，从此再也不接触专业词典。这是有书目为凭的。唯一例外是《教育大辞书》，它是“废物利用”，将一大部废稿中有关教育的文字汇总起来，经几位高级编辑补充加工，费时几年完成，而非确立选题后编的。正是方针变化，否则亚泉先生有可能给我们留下更多理科专业辞书。

    人们谈起亚泉先生，都想到理科课本和动植物辞典，很少谈到《辞源》。前面提到，《辞源》原是部综合性词书，同现在见到的以古汉语为主的修订本不同，有大量理科词汇。这些词的条目的写定（汉字是方块字，从来书写时词与词间不分开，所以现在第一步就是要写定，确定某个词是由某几个字构成）、释义都是亚泉先生和理化部的先生们担任的。我国除《尔雅》和解释《尔雅》的书外，词书历来只有“字书”，解释一个一个的字，基本上没有复词的观念。更没有理化词汇释义的参考。简单如“水”字，它的释义也要创造。因为旧时词书，从东汉《说文解字》开始，至清末。千余年，水的解释都是：“水，准也。”直到《辞源》，亚泉先生在词书中开始作了科学解释：“水，氢气氧气化合之液体，无色无臭。摄氏表百度则沸，冷至零度凝为冰。”筚路蓝缕，《辞源》之功绩在此。

    《东方杂志》差不多与商务印书馆齐名。它创刊于1904年。当时杂志受“宫门抄”影响，都刊登“上谕”、奏折，再就是骚人墨客的诗词。《东方杂志》也未能脱俗，基本没有言论。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张謇、郑孝胥、张元济等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宣传君主立宪。孟森为驻会干事，从事文字工作。不久，预备立宪公会觉得自己文字行之不远，派孟森进商务，主编《东方杂志》。从此，《东方杂志》成为宣传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最重要的刊物。孟森还从事此类内容的单行本的编写和编辑。1910年底，孟森离开商务，《东方杂志》由亚泉先生接手，开始改革。

    亚泉先生从1911年农正月开始到1919年，共9年，即8—16卷。这9年是亚泉先生从一个宣传自然科学的学者变为一个政治思想的阐述者。从此埋下了晚景不顺的种子！

    他在创办《亚泉杂志》的时候，在序文中说：“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其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的枢纽矣。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借艺术以成之。”他说的“艺术”，是“技术”一词的旧译。他又说：“吾更有说焉：设使吾国之士，皆热心于政治之为，在下则疾声狂呼，赤手无所展布，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在朝则冲突竞争，至不可终日，果如何？亦毋宁降格以求，潜心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独为不败之基础也。”可见，他有点唯物论思想，确认社会生产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他认定要从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入手。他努力学习自然科学，努力推广自然科学。当然，他熟悉的是庸俗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当时还没有传入我国。而在主编《东方杂志》的9年，他热烈地投入政治、思想的讨论，写了大量文章，在他是“空前绝后”的。

    亚泉先生主编《东方杂志》，马上改变了《东方杂志》原来对清廷的态度。不再是宣传君主立宪等等，而是批评清廷。比如1911年5月，清廷发布“上谕”，令组织“责任内阁”，组成了“亲贵内阁”。舆论大哗，《东方杂志》也参加了，说：“亲贵执政……其在法律上、政治上当如何处理，固最大疑问也。宪政国例无皇族任内阁总理者，因责任不宜加诸皇族之故。日本自内阁组成之前，即已无亲王柄政之事”。对清廷的其他大政方针，滥借外债、厘金制度以及教育行政等问题，也经常发表文章，提出批评。

    此外，武昌起义之前，短短几个月内，发表有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科学、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很多文章。或自撰写，或译载，予以阐述、评介。《东方杂志》的这种变化，要放在辛亥革命前的各派斗争中，才能理解。维新派最早提出君主立宪，孙中山一派提出民主立宪。为了抵制革命，1906年清廷说“预备立宪”，1908年又说做9年预备工作。维新派非常满意。有一位写信给亚泉先生，说“平心而论，九年之说诚不为迟。但求上下一心，实力准备……鄙见此时国民不必再与政府抗争，姑且反求诸已”！维新派宣传日本的君主立宪，革命派宣传欧美。而这欧美是不包括德国的，——当时也是君主立宪。

    武昌起义后，《东方杂志》8卷9号发表一篇亚泉署名纵论《革命战争》的文章。说：“此次我国革命军之起，其宣示于我国民者，一为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是无人种战争之意味；一为主张人道、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是无劫夺捕虏之行为；一为建设民国、创立共和政体，是无争夺统治权之性质。故此次战争，纯乎为转移统治权之政治战争，一改历代革命战争之面目，实为我革命民族中一种之异彩！”在历史转变关头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旗帜鲜明地公开表示站在革命军一面。他还诚恳地希望革命军“维持此主义，不使稍有所动摇，以免他主义之阑人。”——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虽然历史唯物论在我国普及已经多年，但总敌不过英雄史观。《东方杂志》的这一变化，从拥护君主立宪到批评清廷、到站在革命军一面，这关键据说不在刊物主编，而在他的上级！前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一部大书中一位研究员的文章这样说：“由此可见，张氏经过这番环球考察，向西方学习的心情是多么迫切！所以，在他回国以后，对《东方杂志》进行这番大改良，是理所当然的。”张氏出外旅行近一年，在庚戌年十二月十八日回到上海。而此时《东方杂志》“改良”后的第1期（辛亥年正月）应该已经发稿。此事蒋竹庄庚戌十二月日记或有线索。另外，张氏回上海后第10天有信给梁启超，为商务即将创刊的《政法杂志》组稿（见《张元济书札》第57页）。可说《东方杂志》“改良”和《政法杂志》创刊是同步的，且都是月刊，都是面向大众。不妨拿来比较一下，两者的政治态度是否一样！（《政法杂志》出版时名《法政杂志》，辛亥正月出版，1915年底停刊；月刊，第3年起为双月刊。）有句话叫“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么！当然可以说“首长负责制”。但在那篇大作里，不全是这样。却本着这样的原则：说得过去的，由首长负责，“说不过去的”，主编负责！这哪有什么公平，哪有什么学术道德！比如，在那位研究员的大作中引了《革命战争》一文，那篇在政治上说得过去的主编的署名文章，却只说“发表一篇”，不说谁写。而有些“说不过去”的文章，则左一个“高劳”，右一个“伧父”。

    那位研究员所以那样，自有其原因。缘由他研究到“五四”一段时，给予的结论是：“那时的《东方杂志》，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思想观点，实际已与复古主义顽固分子林琴南、辜鸿铭之流，站在一条线上，互相唱和，共同反对新文化运动。”这是“文革”完了之后10年后的大作！一个“之流”，自然从根上就有问题，有些“还说得过去”的事，自然因其领导者的有方，所以不能提他的名姓。其实，对亚泉先生这样做法并非只此一家。比如关于道德继承问题，人们都只说陈独秀批评杜的《迷乱之现代人心》，从来不说陈独秀1916年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说了完全相同的话：陈独秀说“儒者三纲之说，为吾政治伦理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当然容许改变观点，但历史不能抹杀。可是在多年来出版的思想史料集，都“漏收”陈的1916年的这篇文章，而杜的《迷乱》是必收的。如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19159—19216》、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一无例外！

    这就到了“五四”了。在其前后，《东方杂志》开始了东西文化的讨论，或说争论。这场争论，毛泽东早作过结论：《五四》时的全盘西化是不对的。道理极简单，这百多年来我们的前辈为之所奋斗的是民族的复兴，没有超前到追求无国界；所苦苦寻求的是外国的能使我们民族复兴的好办法，而不是变成外国。

    不仅是陈独秀，还有罗家伦的批评，这才使商务换下亚泉先生。这在《张元济日记》中记有继承者陶惺存的汇报。现在的研究者，极简单往往把杂志换人看作商务某人的进步行动。如果《东方杂志》杜亚泉这样可说通，《小说月报》之换下沈雁冰、《学生杂志》之警告杨贤江、《妇女杂志》之换下章锡琛，又如何说法呢？商务在解放前政治动荡的50年中能安然无恙，不是进步与反动，靠的是“在商言商”，远离政治。它的出版物那么大的量，无法实行“三审制”，主持人只要求编辑先生不要惹出事来。4种杂志之换人和警告，都是惹了事，不问谁对谁不对。国民党反共以后，商务出版过《资本论》，第一个分册出版还在《中央日报》头版做了大广告。出这书和做广告都和主持人无关，他仅仅在见到广告后马上命令不要再出了。而且亚泉去《东方杂志》职后，接替的钱智修的观点和他是相同的。

    亚泉先生进商务编译所后虽任理化部长，但整个所的事均备咨询。所长外出，所内事均有所托付见《张元济书札》第182—183页）。但自解《东方杂志》职后，渐受冷落。1932年日本犯我上海，商务印书馆受创。商务当局为谋恢复，解雇全部职工，以极低折扣减发退职金。退职金实质是种债务，未宣布破产应十足付给。商务未宣布破产，但以复业后优先进用老职工为条件而减发。但商务复业并未进用先生，使生活陷于困境。商务原先答应的“昔曾出力有功于公司，则精力已衰者，辞退之时优加酬赠 ，俾还家有所赡养。”（《张元济书札》第190—191页）成为一句空话。

    （二）

    杜亚泉的《文学初阶》初版于1902年，我们现在能见到1905年的第8版。2月印的第7版，4月印的第8版。应该考虑此时商务《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版已经整1年，后来居上而《文学初阶》还有市场，可见其自有特点。但其总的发行时间不长。缘于《文学初阶》编写时清廷还未公布学制，出版后《钦定蒙学堂章程》才公布。章程规定蒙学为4年，而《文学初阶》仅能供3年用。而《最新国文教科书》是在1904年《奏定小学堂章程》公布之后编的（蒙学4年改为初小5年），它符合学制，容易被学校采用，《文学初阶》就被替代了。但《初阶》的历史价值仍然存在。《文学初阶》的价值要从当时背景考虑，才能了解其意义。它初版于1902年农6月，离清廷1901年农8月初2发布兴办学校的上谕为10个月。兴学上谕是“辛丑新政”中的一件事，并不是脱胎换骨的事。上谕说了“并多办蒙养学堂”后，紧接着说“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汤和药都没有换，仅仅书院改名学堂而已！亚泉先生在编《文学初阶》时，“新的”蒙学读物已有几种。他在《文学初阶》序言中说“编辑蒙学新书者已若干家，体段粗具。是编凭借诸家之蓝本，冀为初学之津逮。”

    这些蓝本都试图摆脱“三、百、千”，在摸索中编写，但都不成熟。大多有两方面问题。一是从语文教育方面，仍然都按“三、百、千”用字基本不重复的原则。《三字经》1140字、《百家姓》422字、《千字文》1000字，共2560字。其中生字约近2000。按2000生字计，读2560字，在课文中生字重复率仅为128次。重复率低，学生只能用不断背诵的方法记忆。因为汉字不是表音文字，孩子往往背得滚瓜烂熟，而字离开了句就不认识，没有能力组复音词。小学语文教学目的，虽然说是培养识字、看书（吸收语言养料）、作文（表达思想）能力。由于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而非字，所以首先应该是培养识词（当然以字为工具）。而当时新读本因循“三、百、千”仍以识字为根本。如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共3000多字，按名字、动字、静字分类排列，每字附以图画，再加解释。实是装订成册的看图方块字，其生字重复率为零。

    亚泉先生的《文学初阶》以字入手，以词为根本；注重字的重复出现。这是没有前例的。

    《文学初阶》共6册（卷），“计学生半年读一卷，凡三年可以读毕”。每册分课从100课到120课不等。第一册120课共有课文1224字，其中生字542个，生字重复率为2．25次。用现行北京小学第一册比较：北京一册必读课文351字，生字160个，重复率为2．29次。《初阶》第二册课文3048字，其中生字523个。2册相加，计课文4262字，生字1065个，生字重复率为4次。北京第二册课文1736字，生字278个。2册相加，计课文2087字，生字438个，生字重复率为4．76次。225∶2．19；4∶4．76，重复率极相近的。如果考虑到后者是几十年多少人研究的结果，前者在90多年前就达到这个水平，可以说当时是考虑得很科学的。

    以词而不以字为儿童识读根本，这是首创，完全符合语言的规律。词语大量是实词，儿童较理解。《初阶》第一册在第九十课以前不出现虚词，全部用儿童身边常见的浅近事物做认字课文和内容。如第一课，生字为“大小牛羊”4字。再组成“大牛、小羊、大小、牛羊”4词做课文；又以“小牛、大羊”2词提问。4个字教会了学生组成6个词；每个字在6个词中重复出现3次，就易巩固。在第八十课以前都是这个格式，就认了320个字、外加约480个复音词。第八十一课开始出现简单句，如“马负车、牛耕田、桃开花、竹生笋”。

    那些蓝本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对学生读书目的的引导没有和旧的“读书做官”、“劳心者治人”一刀两断。这在《初阶》里是很坚决的。

    古代的识字课本，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急就篇》、《苍颉篇》都是“就字论字”。实行选仕制度后，逐渐产生了读书仅仅为了做官的风俗，形成了读书仅仅是少数人的事，对社会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后来《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都落在读书才能光宗耀祖上：“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学优登仕，摄职从政。”以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数人读书的习俗是民主主义革命必需解决的几个问题之一。而后来曾革命如章炳麟，1928年重订《三字经》，对“幼而学”24个字，除“上致君”，改为“上匡国”外，其余21个字都保留。而《初阶》在1902年就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唯有读书高”和读书为做官的思想。

    《初阶》极明确地提出了平等的职业观：“我国向分士农工商四业，士最贵，农工商次之。其实此四业者，皆世间不可少之事，当听人择（择其性之所好）而为之，不必分贵贱也。盖士有士之学，农工商有农工商之学，皆必勤苦而后成业。岂可自命为士，而轻视农工商哉？况今日之为士者，国家之官能有几何，至天下之士不可胜数，宜其穷困无聊矣”（6．93）！他提出了新的贵贱观：“世人以手艺为贱。此谬说也！天下惟懒惰无事之人为最贱。此外能出力以谋生者，即习手艺之工匠。皆极可贵。”接着举虞舜、傅说、孔子少贱多能鄙事，外国如彼得大帝、富兰克林、华盛顿等都从事过体力劳动。说“由此观之，手艺岂贱事哉”（6．40）。他指出“凡人于一材一艺。苟能用心专习，精益求精，即必大有益于世”（5．93）。他并非不要“士”。他说：“读书明道，不为农工商而能知农工商之学者曰士，士之有才能而能治农工商者曰吏”（62）。对士的这种要求就不是当时仅钻研科举的人所能企及的了。前面提到《亚泉杂志•序》，他反对士无官可做时变成“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就是对那种钻研科举、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者说的。在《初阶》里批评说：“至于近代，专以八股取士。士子专以弋取科名为重，一切有用书籍，多不知其名，惟读时文与四书讲章而已”（5．73）。

    他提出了士农工商都有学，也就是人人要读书、人人都该读书。这正是民主主义者所要求的。除了说人人应读书外，他还以其他国家为例：“凡有教化之国，其民必读书识字，教化愈甚，则读书识字之人愈多，而国愈强。今日英法德美诸国，其国中读书识字之人，较我国多数倍，故诸国强而我国弱。此读书所以为要事也。”而且不仅士农工商，“即妇女亦宜读书”（6．6）。还有专门一课讲妇女读书的必要（6．46）。

    以上这些使国家摆脱封建制度极为重要的事，是他的蓝本和此后一些课本都没触及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是中华民族处于“三千年一大变革”、封建制度总崩溃的前夜。对于旧的伦理道德有个严肃的批判继承问题，人人都要回答。《初阶》对于忠孝等人伦，对忠，不提君臣之忠，只提待人之忠：“待人之道，忠信笃敬尽之矣。何谓忠，尽己心也。”6册书里通篇不提皇帝，只有国家。激励学生爱国的课文至少有10课之多。在刚学句子时就教学生：“均是国也，彼之国家兴隆，而我之国家衰败。羞孰甚焉”（3．80）。又说：“国家将亡，忧之甚者也。其何以释吾忧乎”（3．78）。第五、六两册里长篇讲述我国政治之腐败和外患，以及补救之法：5．32，5．33，622，6．29，6．88，6．99等课都是。

    对于孝，他提出，不在乎尊之敬之，要在做晚辈的事业有成就：“然尤有大者：当勤学以悦其心，俭朴以慰其心。于是为父母者，必曰吾有令子，吾无忧矣”（5．47）。“若徒服劳奉养，朝夕承欢，而学问仅窃虚名，事业难求进步，亲之望子者何在？无以承亲志，即无以顺亲心也”（6．41）。

    交友之道他提出重在相互促进：“夫朋友者，有患难则互相护持，有拟议者互相商问，有善则相劝，有过者相规。是无价之宝也”（5．49）。

    仁，也就是爱的观念，他提出：“既知事亲，当知爱人。凡世上之人，皆我同类。不独师友宜爱，就不相识之路人，亦不可无爱之之心。见有穷苦无依者，必量力而助之；见有聋哑跛瞽残疾之人，必哀矜而援之。见有不肖者，必善言以导之。虽遇外国人，亦当敬爱，方不愧为有教化之民”（6．43）。——仁爱是种文明行为。

    既然谈到德行，必然要谈恶行。他认为危害社会最甚的有两件事，一为游惰，一为鸦片。

    对鸦片，他说：“我恨世人之吸鸦片，不但病己而已，且病及国家”（3．77）。至少有5篇课文批评鸦片之危害和帝国主义的鸦片贸易之可恶：“既伤吾财，又伤吾身。可恶熟甚焉”（6．80）以及5．19，5．20，6．71诸课。

    那时不可能认识到私有制剥削的结果，必然有失掉生产资料的人。所以对流氓、盗贼、乞丐等统认为是游惰、挥霍的结果。他也不能例外：“怠惰者玩忽而失时，弱者优游而坐废。人少恒业，遂多流氓”（6．9）。乞丐、盗贼等流民的生成历来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因素。当时全国范围内饥荒遍地，城市生产不发达；白银外流；历次对外“赔款”的搜括，民不聊生。根源在政治腐败，这是维新人士的一致看法。维新活动也对此而来。但他们都不能直抒己见，只能反身求诸己，希望人人就业：“欲设法而挽回之，其要在兴工艺始”（6．9）。从他后来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一文中指出，历史上过剩的劳动阶级并不是社会革命的动力。他们在社会中力量强大时，会和一部分过剩的知识阶层结合，对抗贵族统治。“秦始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而一旦这种革命成功，马上变为新的贵族统治，社会丝毫没有变化。所以他称之谓“帝王革命”，而非社会革命。这点看，他在《初阶》里反反复复批评流民和劝学生好好读书、将来学一种谋生手段，就不奇怪了。
他是位积极宣传自然科学的热心人，在《初阶》里自然科学的材料十分丰富，天文、物理、化学、卫生常识、生物知识无所不有。在宣传这些知识的同时，也破除了相关的迷信。

    《初阶》不仅教学生识字知理，还引导人生。在最后一册即将学完时，安排了几课可说是临别赠言。六册86课叫《为学之要》，说最要之学共四：一是当知养生之学；二是当知为人之道，修身之学；三是当习一艺以谋生，谋生之学；四是既为一国之民，当知为民之责。第89课《戒惰》。第93课《择业》，讲不要轻视农工商3业。这“为学之要四”，在以往各课里都陆续讲过。可以说《初阶》是将学生引向现实生活，而不是引向科举。我曾经说过，如果说商务后来编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成熟的和影响大的教科书，那么《文学初阶》是在此之前的一个重要阶梯。所说成熟，指的就是将学生引向生活，这是1000多年来读书目的的大革命。值得大书特书的。至于文字教育的技法，那是第二位的。

    《文学初阶》因为和后来学制不符以及商务后来《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出版而发行时间仅几年，但它对后来各种国文或语文教科书的影响却不能抹杀：

    《文学初阶》的课文全部是编写而不用范文。其中某些课文的选题一直被后来的课本袭用，就是明证。如：

    第4册第5课　让梨；第79课　灌水浮球；第80课　击缸救童；第87课　望梅止渴；第98课　大禹治水。

    第5册第56课　诫谎（狼来了）；第57课　二友遇熊；第79课　二童争日；第85课　鹤蛤相争；第88课　螳螂捕蝉；第97课西门豹治邺；第100课　曹冲称象。

    第6册第35课　华盛顿砍樱桃树。

    这10多个课文选题在此后的三四十年中被各种小学语文课本所沿用，现在六七十岁年纪的老人多少都读过。不仅这些首选自古代子书、寓言、外国故事陆续被沿用，而且某些具有一定意义的文字也被移用。如第4册第65课课文：“冬月大雪，路有乞人呼饥寒。师告诸生曰：尔辈饱食暖衣，无忧无虑，非尔父之劳力得钱，尔母之关心家事，衣食何来乎？尔辈于此，当思父母矣。”后来1919年中华书局的《新式国文教科书•附课》：“哪一位给衣裳你穿？哪一位给饭你吃？哪一位很疼爱你？你仔细想，不是你的父母吗？”两者课文的寓意和行文不是很相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