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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与《自然界》
1996-09-04作者:陈江新闻来源:中华读书报浏览人次:41

    《自然界》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十大期刊”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期刊史上一份重要的科学杂志,虽然出版时间仅仅六年略多,但它在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普及科学知识方面都起了促进作用。一颗彗星以其虽然短暂但明亮的光辉使人铭记,《自然界》则以其影响和功绩而记录在出版史册。

    《自然界》创刊于1926年1月,终刊于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之后,因商务印书馆遭到重大损失而被迫停刊。从创刊到终刊,主编都是周建人。

    《自然界》创刊时,上海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不包括医药、卫生、工程等专业刊物)只有任鸿隽、杨杏佛等在1915年创办的一份《科学》。上海是出版界的中心,全国期刊的集中地,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当时的科学期刊园地是一片荒漠。《自然界》的创刊为这片荒漠增添了一个绿洲,对科学知识的济贫救荒当然起了缓解作用。

    《自然界》也表现出雄心壮志。它在创刊号上的《发刊旨趣》中提出:它的宗旨是实现“科学的中国化”;接着解释说,“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变做中国的佛教,这工作称为‘佛教的中国化’,科学的中国化,也是这样的意思”。这就是说《自然界》决心积极地承担起在中国普及科学知识和促进科学发展的重任。这篇《发刊旨趣》是强调要发掘中国“五千余年内蕴藏的瑰宝”,“在我们祖先遗下的字纸篓里,细细检查一番”,因为“似乎我们的先民,对于有机化学、细菌学都有很确实的研究”。这篇《发刊旨趣》确定了《自然界》的编辑方针,规定《自然界》是一本学术性、情报性、知识性相结合、雅俗共赏的刊物。它除了介绍西方的新理论、新学说以外,着重刊登调查研究中国现状和发掘中国科学遗产的文章,另外也有知识性文章,如《柞蚕和府绸》、《樟脑及樟脑油》,以及《说怪胎》、《狐祟与自然》等。《说怪胎》等一类选题,除了普及科学知识外,还如在《发刊旨趣》中所说的,是为了“扫除迷信”,还它“真理的光辉”,这也是它的编辑方针之一,因为70年以前,社会上落后、迷信的思想是很普遍的。

    《自然界》除主编周建人以外,有一名助手杜其垚当时只有23岁,后来也成为一位生物学家。两个人编一份每期100页左右的大型刊物,当然相当劳累。主编周建人统率全刊,花的心血更多。创刊初期,外稿不多,不得不自己动手撰述,或从东方图书馆中借来日文和西文期刊,寻找有关中国的科技资料进行翻译或编译。

    从第5卷起,周建人新开辟一个“趣味科学”栏,这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创举。当年《自然界》的作译者,老一辈著名科普作家贾祖璋在80年代回忆说:“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主编《自然界》时,就开辟‘趣味科学’栏,专载内容比较生动的生物方面的文章。‘趣味科学’可以说是‘科学小品’或‘科普文章’的原始名称。”(贾祖璋:?尊师与开明书店的科学读物》)这样,《自然界》就成为我国第一份提倡和刊登科普文章的刊物,周建人是热心倡导创作科普文章的先驱。后来,1934年陈望道主编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从创刊号起首先使用“科学小品”这一名称刊登科普文章,“科学小品”一词就沿用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