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三次进入商务印书馆。头一次从1914年到1927年，即从这位智者18岁到31岁，共历13个春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愈之为形势所逼逃亡法国，在那里度过了1928到1930年，这三年胡虽不在商务上班，但他的生活主要是靠为商务的杂志写通信所得稿费维持的。第二次进馆是在他1931年1月回国后到1932年“一•二八”之役，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把商务印书馆整个摧毁了——本来这家出版社是可以改弦更张的，只因为当时的主持人有意将商务强大的工会解散，所以采取停业措施，把所有员工都解雇，胡愈之被迫失业了。

    是年8月商务复业，胡愈之第三次进馆，主编《东方杂志》；用现在的术语说，他“承包”了这个杂志，从第29卷第4号（1932年10月）起，这个可称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和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和政论性杂志，在胡愈之主持下，面目一新，鼓吹抗日救亡，宣传进步思想。在复刊号上，他振臂高呼：“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

    可惜因为胡愈之在新年号上搞了一个特辑：《新年的梦想》，发表一百几十个名人关于中国的梦和关于个人生活的梦，这244个梦，有不少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作了无情的鞭挞，于是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商务主持人害怕了，胡愈之只好挂冠而去，前后只五个月，仅仅出了九期，但影响之大，连胡愈之本人也没有想到。

    这样，胡愈之三次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前后共15年左右，也就是这位智者进入社会到37岁（1933）。1933年3月，编完《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六个月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是在这家出版机构的实际工作中和自学环境中，取得了古今中外的有用知识，并且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不断摸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摸索一条进步知识分子要走的道路，然后参加到党组织来的。在摸索过程中，他经历了动人心魄的历史事件，并且以他的热情和毅力和胆识，卓越地通过了严峻的考验，以一个成熟的进步知识分子，参加到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来。他经历了并且积极参加了“五卅”反帝运动，写了举世闻名的“五卅事件纪实”，作为《东方杂志》的增刊，把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如实地公之于世。他，作为一个商务的编辑，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完完全全站在工人群众的一边。他还跟商务其他爱国者一起，自费创办了《公理日报》，宣传反帝，鼓吹正义和公理，虽则报纸只存在了22天，但那是光荣的22个日日夜夜！他经历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当然也经历了反革命政变，奋而发表了向反动当局的抗议信，一时震惊中外，而他本人只得流亡法国。1932年秋，他还由鲁迅推荐，参加了蔡元培、宋庆龄等先进人士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从事拯救被反动当局囚禁的进步分子。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这家老店工作时进行的。由此可见一个智者确实是在弥漫着爱国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机构里，在弥漫着正义、公平、进步、向上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胡愈之晚年，还津津乐道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那些时候怎样追求知识，怎样利用编辑部只工作六小时而又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有一个很好的补习夜校的方便，充实自己。知识分子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和真理的检验而自觉地参加革命的。在商务印书馆，一代智者的成长，不止胡愈之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