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是我国近代一家大型民间出版社。它建馆最早，持续的历史也最长。传播近代知识和保存我国传统文化，都有卓越贡献。它与我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无论其倾向如何，均有着一定的关系，这可算是商务的特征之一，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一般说来，商务印书馆的倾向比较保守，或曰稳健，与急进派陈独秀不可能发生什么瓜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陈独秀与商务的关系，是在张元济入股，并主持编译所工作之后。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所发生的有关事宜，都由张元济的过问或处理才解决的。陈、张二人都出生于晚清中兴时代。中法战争，清政府不战而败，张元济时已十九岁，陈还只七岁。甲午战争，中国败于东邻日本，陈已十七岁，由此开始关心时政。而张此时已与康、梁一起倡导维新思潮了。陈是康、梁的追随者，是与张同属一个思想方向的后进者。他两均出生于书香门第，不过张元济多了一些旧学，而陈独秀则多了一些新学。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或曰陈独秀与张元济，由于个人的命运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使他俩各走自己择定的路，但始终有缘，值得一书。

    （一）

    陈独秀最早与商务印书馆发生关系，是1902年为商务编译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陈独秀1901年10月留学日本东京专科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正式入学前，在亦乐书院补习普通课程。他为商务提供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就是他当时所用的课本，全书的格局和内容，与现代的地理教科书相仿。共分六章，首为总论，内容有象数地理（讲述宇宙空间）、形质地理（全球的地形分布）、政事地理（人种分布、政治制度、宗教、风俗、物产等）。从第二篇起，则为五大洲各国的地理。据实藤惠秀《中译日文书目录》称，陈独秀曾翻译过日本斋藤鹿三郎的《地理教授法》一书，可能就是这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不过从其署名上看：“皖怀宁陈乾生重辅编辑”的字样，表明他不只是单纯的译者，还有所加工，也是编者。

    这时张元济为施展自己的抱负而投资商务。他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设编译所，聘蔡元培参与其事，主持编定各类教科书，原计划分国文、历史、地理三种，各人分工“包办”。但据参与者蒋维乔先生的回忆，这套教科书未能编成。从陈乾生编《小学万国地理新编》的书末，所附《上海商务印书馆书目》和广告，可补当事人回忆之不足，兹录其广告与书目如下：

    谨启者，本馆为开发民智，输入文明起见，特敦聘中西通才编著华英各书，嘉惠后进。以华英二文并列，师生均得其便。且注释详明，图绘清澈，读之最易进境，故凡中外之书院、学塾皆以本馆所辑各书课授诸生，奉为秘本。并承海内学人交相称许，乃各省有遍开商埠之说，则日后电报、铁路、矿务制造诸事必逐渐推广，需才孔亟。凡在少年务当及时课习，以备任用。今见国家布行新政，百务更张，而复叠次诏立大中小各学堂，汲汲以振兴实学，作育人才为首务。现各省学堂渐设，惟苦无专书，不足以资课读，爰又新辑各种实学有用诸要书，或由西文或由日文均译以华文印行。初学、专家均得裨益，洵为各学堂必备之书。且廉价出售，俾人人易于购读，并非牟利者比，尚希鉴谅。（书目附录于后。）
时值清廷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是其内容之一，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与此时代所提供的“东风”是分不开的。但也应该承认，有识者才能把握此时机。

    创办杂志，陈、张二人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张元济与蔡元培合股办《外交报》时，陈独秀也曾计划办《爱国新报》，1903年陈与章士钊同创《国民日日报》。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张的《外交报》1911年停办，又创《法政杂志》，时陈独秀曾在《甲寅》月刊协助编辑。1915年《法政杂志》停刊，陈独秀的《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即于同年在上海问世。《新青年》创刊后，则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中西文化论战。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是商务印书馆的第二种杂志。直至1949年才停刊，是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杂志。草创时带有选报性质，内容以辑录逐月各报刊上的记事和时论为主。主编是徐珂，后为孟森，日本人也参与过编辑。1908年起，开始改良，论说、译件、调查等门类逐步完备。1911年第八卷开始由原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杜亚泉出任《东方杂志》的主编，对杂志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增加了插图，并从东西文杂志报章，撷取材料，凡世界最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都有介绍。尤其对国际时事的论述，力求详备。每期的销路可达15000份，“为其时各杂志之冠”。在其广告有云：“本杂志出版后，颇承阅者称许……。纪事详而要，可作现代史读”。

    杜亚泉，浙江会稽人。亦是科举出身，因受李善兰、华衡芳的影响，涉猎自然科学较深，在学校教授数学，理化，亦曾办科学杂志。人们称他为科学家，他说“特科学家的介绍者耳！”1904年应同乡旧友张元济、夏瑞芳之招，入商务印书馆，又致力研究“政治、法律、哲学、音韵、西文等”，1906年曾东游日本，“考察教育，购籍数十种以归”。杜主持《东方杂志》以后，杂志上的主要文章，大半出于他的手笔。社论署名或用“亚泉”、或用“伧父”、亦有署“高劳”的。在此期间，杜亚泉的思想倾向，亦就是《东方杂志》的思想倾向。在政治上，清末主张立宪，武昌起义后，亦承认民族革命，倾向进步党、研究系，支持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主张及早结束政治主义（民主立宪），在中国实行德国式的国家主义。在袁世凯帝制运动失败以后，他把帝制派“共和政治，不适吾国国情”的口号，改为“民主立宪之政治主义，不适于现今之时势”。在思想上，反对物竞天择的进化论，称这种物质文明是中国近代一切动乱的原因。1913年他作长文《精神救国论》，在《东方杂志》上分三期连载。他宣称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美流行着一种极端危险的理论，即唯物主义，今航渡东亚，使我国“投入于生存竞争之旋涡中而不能自拔，祸乱之兴，正未有艾”。他把民国以来所发生的政治动乱，都归诸物质竞争所引起。他之所以把这篇长文的题目命定为《精神救国论》，本旨是“从物质救国论转变而来，而其针对之反面，则为物质亡国之事实，反其道而药之”。

    在伦理道德方面，他主张道德不必随政体的改变而改变，可以完全照旧。他说西方是法治国家，而中国是“纯粹惟一之道德国家”，全国上下，几千年来“其浸润于道德也深，其服从于道德也挚”。如“唐虞之让德传贤，孟子之君轻民贵，均与共和之原理相合”。民国成立之所以如此容易，就是由于中国的旧道德“未尝极端推戴君权”所致。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改进意见：（１）改服从命令为服从法律。（２）推家族之观念为国家之观念。（３）移权利之竞争为服务之竞争。杜亚泉在此所言的道德主体，即“君道臣节及名教纲常诸大端”。他认为可与现时之国体融合而汇通。它亦即传统的“国是”。所谓“国是”，即“吾人所以为是者，国人亦皆以为是，虽有智者，不能以为非也；虽存强者，不敢以为非也”。

    陈独秀的社会历史观与此恰恰相反，他拥护宪政与法治，提倡人权，认为每个人都应摆脱奴隶的处境，取得受宪法保护的国民资格。对辛亥革命，指出以“排满”为口号，只是以热情的煽动，不能贯彻革命的宗旨。满清推翻后，即革命到头了，再无前进的动力。革命应该以满足人民的物质要求为宗旨。民国以来，他认为中国所实行的仍是“帝政”，应该补课。在思想上，陈独秀是一个彻底的进化论者。清末，他刚接触到进化论（天演论）时，即认为物竞与天择，“一新言天之面目”。他说这对中国旧有“倚天的求福者，足以醒其迷梦”。不过他说，与其天演，“吾毋宁言人演！”“据新说则明天之作用，可以长人争竞之心……。语曰人定胜天，今易之曰，人定代天。代天者，以己之权，行己之志”。陈独秀当时即以“由己”为自己的字号，为“陈由己”。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则把进化论列为近世三大文明之一。大力介绍西方的唯物主义。他认为政治、教育、文化技术无不为了“厚生利用”，当代大哲无不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因此“生存竞争势所难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逸之余地”。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西方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战争”即动也，“安息”则静也。动者以个人为本位，是法治的，实利的；静者以家族为本位，是感情的、虚文的。

    对伦理道德，陈独秀认为，我国虽经洋务、变法而革命，但伦理问题未曾解决，以致影响政治。儒家的名教（礼教）是旧伦理的大原，理应解决在国体问题解决之先，可是我国的辛亥革命未能做到这点，所以在民国成立以后，对新道德政治：自由、平等、独立的建立，是一种阻力。“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所以他称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的觉悟。

    杜亚泉自《新青年》创刊后，见其所有言论主张均与《东方杂志》针锋相对，他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即从社会形态上论证中国社会是农业的，静的文明；西方社会是工业的，动的文明。静的文明可以靠天吃饭，天无绝人之路，有安全感；动的文明使弱肉强食，弱者无生存的资格。工业社会有过剩的资金，农业社会可以输出人口。他说，“吾侪今日，当两文明接触之时，固不必排斥欧风侈谈国粹，以与社会之潮流相逆。但其间所宜审慎者，则凡社会中，不可不以静为基础，必有多数之静者，乃能发生少数之动者”。他并说，“西洋俄法德诸国，在数年前，亦盛研究东方之学。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氏之著作中，推崇中国文明尤至。将来之西洋社会，亦必有若干之变化，受影响于吾国者，其朕兆盖已见焉”。后来他把辜鸿铭出口的中国国粹优胜论，通过日本的报刊，又转手内销于《东方杂志》。

    袁世凯去世不久，康有为径致书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建议把孔教定为国教，唯恐“帝制根本思想”在中国绝种，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一股逆流。1917年张勋复辟，证实复辟与尊孔的关系是形影相随。1918年初，康有为继续在《不忍》杂志上抛出《共和平议》，提出“中国必行君主。则国不分裂，中国若仍行民主，始于大分裂，渐成小分裂终遂灭亡”。杜亚泉终于奋起响应，说西方思想的输入，破坏了我国固有的“国是”。造成精神界的破产。他说，“譬有一人，其始以祖宗之产业，易他人之证券，既而所持之证券忽失其价值，而祖宗之产业已不能回复矣。”他决心要恢复“国是”的固有价值，以统整紊乱无序的思想界。不过，按杜亚泉的说法是要调和东西文明。但他的调和实是上帝与天子的调和。他说近世的西方文明，是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的调和，“合神与人为一致，即含肉与灵为一致……。吾国道德思想，虽与希腊为近，然理性之本出于天，理性之用致乎人，体天意以施诸人事，修人事以合乎天意，其戒谨恐惧之心，与修身事帝之念，则又与希伯来思想若合符节”。

    陈独秀以为《东方杂志》记者与康有为、辜鸿铭为同志，“虑其谬说流行于社会，使我呱呱坠地之共和，根本动摇”？，则撰《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杜亚泉答复陈独秀的质问，貌似理直气壮，实已色厉内荏，只有招架之功了。陈独秀作《再质问》，杜就未再回答。《新潮》杂志亦指名批评《东方杂志》，说它属“杂乱派”，上下古今，“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商务经营的其它杂志，如《教育杂志》竟仍在宣扬“名教中自有乐地，纲常外别无完人”。《学生杂志》还在要求学生委曲求媚“以得任用者之欢心”；《妇女杂志》则“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这就不只是“杂乱派”了，而是“脑筋浑沌了”。但他们都想冒充学理派，“高扯学理的旗，实际上对学理无明确的观念，又无研究的热心，打空锣鼓，以期多销几分”。杜亚泉的头脑并不浑沌，想以“杂”来博得更多的读者。更以其似新而旧，达到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目的。罗家伦忠告说，“须知人人可看，等于一人不看，无所不包，等于一无所包”。此时的《东方杂志》尚“在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之下”。杜亚泉对白话文也是深恶的，他曾写有讽刺诗：“一个苍蝇嘶嘶嘶，两个苍蝇吱吱吱，苍蝇伤感什么？苍蝇说，我在做白话诗”。但时代不同了，社会各界对新文化的欢迎与日俱增，商务印书馆所办杂志的读者都被《新青年》、《新潮》等鼓吹新文化的杂志吸引去了。《东方志杂》的销量已大减，使杜亚泉在此严峻的事实面前，无力反弹。

    新文化还渗透到了商务印书馆的内部，馆内一些年轻编辑均已用新思想、白话文写文章，向馆外的报刊投稿，为了怕得罪馆内的“老先生”，署以笔名，彼此心照不宣。所谓“老先生”，是指总经理高凤池和经理张元济。其实，顽固保守的当属高凤池。高与张之间在当时对用人的路线，和业务的方针上，都存在着新、旧的分歧。高主张守成，用老人、旧人；张主张拓新，用新人、少年。他俩常常为此而争论，有时相持不下。1918年，张元济发现杂志的销售量减退，11月5日想以变通售价的办法倾销，王仙华、高梦旦说可再看半年。但到12月24日则“拟将《东方杂志》大减。一面抵制青年、进步及其他同等之杂志。一面推广印、籍以招徕广告”。翌日见北京大学又出了一种《新潮》杂志，则再次斟酌减价的问题，经高梦旦的深入调查，终于决定于12月27日减价。

    1918年6月中旬，张元济为解决天津与北京的分馆，以及借印《道藏》等事，亲自北上，由天津而到北京，下旬由天津至北京，先访旧友，继访新朋。6月27日专程访沈尹默、独秀等。7月9日下午，又在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健者开座谈会，先讨论有关业务。后又参加《北京大学丛书》编译会茶话，出席者有夏浮筠、陈独秀、王长信、胡适之、章行严等。在讨论中，胡适建议用“四号字横行，书照‘科学’式、用五号”。陈独秀认为，合同所限字数每册不得超过十五万字，“恐难免逾越”。蔡元培又提出“大学须办月刊，将来拟归本馆印刷”等。张元济均作了肯定的答复。张元济又曾返沪率家人再次到北京游览，8月23日将率家人离京之前，又专程赴北大，“留刺与陈独秀、胡适之、夏浮筠、秦景阳、沈尹默、朱逖先、马幼渔诸君辞行”。张元济访问北大之后，9月15日乃有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的文章问世，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当张元济等以大减价的经济竞争方式感到无济于事时，1919年5月25日，则决定由陶葆霖来接管《东方杂志》。理由是杜亚泉“实太偏于旧”，社会上向《东方杂志》投稿中，“甚有佳作，而亚（泉）均不取”。偏要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请杜亚泉仍管理化部的事。1920年7月8日陶葆霖病逝，《东方杂志》遂由钱智修接任。于此同时，商务又请高梦旦专程赴北京邀聘胡适来馆主持编译所。借助形势的挑战，以推动内部的改革，不失为明智之举。由此各部门人事均加调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均采用了白话文，于是又跟上了时代的脚步。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10月，孔教会派人来向张元济募捐，张“婉却之”。1918年2月，康有为希望商务印书馆代售《不忍》杂志和康有为的著作，张没有同意。3月康又要张为他推销刊有他写的《共和平议》的《不忍》杂志，又被张拒绝。这不是偶然的作为。当时，康、梁及研究系的人，在政治上已被视为娼妓，国民党已失去当年的朝气，多走向堕落。唯有聚集在北京大学和《新青年》周围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秀，用李大钊的话说，“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张元济瞩目这些“处女”新秀，是有眼力的。他在致高凤池的信中说，“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故不欲厕身于政界……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能有此成绩者，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之所致”。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上海。1920年初，因病住霞飞路申江医院，张元济于3月4日还曾去探望过。从此，陈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国共产党，全身心投入党务工作。1921年秋，商务当局请陈独秀任馆外名誉编辑。这也是商务革新内容之一。事先派沈雁冰征求陈的意见。“陈（独秀）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的名誉编辑不过是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编辑事务不像其他名誉编辑要给商务审阅稿件，而只要每年写一本小册子，题目由陈自己决定”。1922年6月，陈独秀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的文章。其他履行情况不详。

    此时的商务，原领导张元济和高凤池先后辞职，退居“监理”二线。高梦旦也把编译所的工作交给了王云五。由于王云五是胡适推荐的，所以陈独秀通过胡适推荐瞿秋白所著《赤都心史》给商务出版。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说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商务不仅接受了，（于1924年出版）还请瞿秋白编译小百科丛书。蔡和森因一时经济拮据，陈则将蔡的著译书稿又转托胡适介绍给商务。陈还曾为张申府谋取商务图书馆主任之职。这些也属陈独秀与商务关系中的一部分。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蛰居上海，恢复了他的著述生涯。他此时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这是陈独秀早年对文字学研究的继续。据罗章龙说，“他（指陈）一直热衷于研究文字学，管理政治活动繁忙，他也从未间断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记得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曾告诉我说，他过去写过一本《字义类例》，里面虽有些特殊的见解，现在看来，有些问题还须进一步研究，准备再写一本专著。他要我帮同搜集各方言资料，想弄清一些字的南北各地异音。我因为工作忙，没有来得及做。1923年‘三大’以后，我调到中央工作时，他又向我旧事重提，说自己在这方面有些创见，不把它写出来实在可惜”。

    《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分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和广东话，每种方言的发音，都请人校核过，如上海话的校音者为沈雁冰、陆缀文；广州话的校音者为杨殷、罗绮园；汉口话的校音者为项英；北京话为邓颖超。书稿写成后，原拟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因故未果。中国文字将来走拼音之途的意见是否正确，在此姑且不论，但他的研究，对现代汉语的发展还是有益的。他在《自序》中说，“有许多用广东、或北京土字写的书，别的地方的人简直看不懂，差不多比看日本文的书还难，所以一用现代的文字，代表现代的语言，叙述现代的生活，便自然感觉到中国的文字已经破多了，只有做洋八股才无此感觉。在全国，无字的语音，最少在一千个以上，这许许多多的字，在洋八股家看来，不过是些土音俗字，无关重要，其实都是平民日常生活所必需，而且其中有大部分还是形容特别的动作状态，不是现有的字所能够代替的。文字只是代表语言的符号，中国有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他还说，有了拼音文字，并不是要把汉字废除掉。中国的文字不是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研究制造新的文字”。

    1928年春夏之间，由张菊生（元济）、王云五、胡愈之、傅孟真、赵元任等人“共赠稿费千元”给陈独秀。书稿存放在胡适处，以后，陈在南京监狱时，还曾致书胡适问及此事：“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胡适复信说：“〈国语稿本〉已于四月前亲交商务。顷晤云五先生，他说，稿本字太小，不便影印。排印则有许多困难。他已与馆中商如何排印之法。”最后还是没有印成。

    自1932年起，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关在南京第一监狱，同乡友生程演生以明人名言：“读书闭户第一，闭户狱中第一”，以勉他潜心著述。他说他“不但闭户，并且闭口，惟不能闭心耳”。他曾在1934年在致汪原放信中，谈及他准备在以后二、三年内从事“古代的中国”、“现代的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以及耶稣与基督、我的回忆录（即自传）等方面的著述。据台静农说，陈独秀晚年在寄给他一篇文章的油印件时，曾谈到他著述的主导思想：“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中国古史表）以遗同好，免完全散失也。”平时他亦不止一次说要写中国史的书和中国文字的书。“他以为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的学术思想，有些乌烟瘴气，再不能让它继续下去毒害青年”。这工作在《新青年》时期想做而未能做成，晚年想继续完成此任务。不过，他对这方面的研究，大概在1936年才正式开始，其步骤是先文字学后史学。这是因为要真正了解古代的历史，必先读通古书中的古字，就得从训诂音韵下功夫。他在《〈小学识字教本〉自序》中说，“昔之塾师课童，授徒而不释义，盲从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今之学校诵书释义矣，而识字仍如习符咒，且盲记漫无统纪之符咒至二三千字，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中国在拼音文字未行以前，识文字善教育之道，舍此无他途”。在陈独秀临死前数月（1942.4），著有《再论世界大势》，文中列有人类社会民主发展进程表：上古社会—氏族社会民主制；古代社会—城市市民的民主制（包括希腊、罗马）；近世社会—资产阶级民主制；未来—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他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如希特勒胜利，则民主自由将丧失数百年才能恢复。他说，“每个时代民主制向前发展之先，都经过一专制黑暗时期。”他希望近代的进化史，不经专制黑暗而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走向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他寄希望于青年为此而努力，并用“知其可而为之”的精神，影响下一代的青年。他研究文史，最终大概即是这个目的。这就是《新青年》的未竟之志。所以当汪孟邹催他写《自传》时，他竟回信说，我正在写《小学识字课本》，这比《自传》更重要，候此书写好再说。可惜的是，天不假年，陈独秀死得太早了。

    陈独秀在监狱里，订有一份《东方杂志》，这固然是当时研究参考所需，也可见他对《东方杂志》的感表与态度。照监狱的规定，犯人是不准与外界联系的，寄给陈独秀的书信，都须经监狱检查。所以陈独秀一般均通过南京的亲友代转书信，以避免检查。唯此《东方杂志》，则由商务印书馆直接寄到监狱陈独秀收。1937年起，陈独秀向《东方杂志》投稿。当他第一次投的稿由编辑部寄回要他修改时，竟将稿酬和修改意见一并寄来了。这时的陈独秀，已是国民党的阶下囚，不是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更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稿未刊载即寄来稿酬，表明编辑部知道他生活困难，亟需钱用；采用政治犯的文稿而不怕涉嫌，是使他颇为惊奇的。他写信问胡适：“我拟写各种书，他们要么？不知是顺口应酬话，还是真话？倘真要，我便真写。他们真要，望示以内容大致范围，的确能出者。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这时的《东方杂志》已由胡愈之主编。陈独秀向胡适所提出的各点，胡适是否转达了，今已无可考。但此后《东方杂志》经常刊用陈独秀的稿子，这是事实。而这个事实是推动陈独秀著述的最大动力，是不容忽视的。后来，商务同意出版《陈独秀丛著》也就不是无缘无故的了。

    陈独秀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计有：
    
    1. 《荀子韵表及考释》34卷2号；
    2. 《实庵字说》，34卷5号，6号，7号，10号，13号（连载）；
    3. 《老子考略》，34卷11号；
    4. 《孔子与中国》，34卷13号，18号，19号；
    5. 《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34卷20号，21号；
    6.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36卷4号，6号；
    7. 《中国古史表》，37卷1号；
    8. 《禹治九河考》，38卷2号。

    时间从1937年持续到1941年。

    抗日战争全面开始，陈独秀被释出狱，曾一度忙于抗日宣传，不久，即由武汉而重庆，最后定居于江津，继续他的文史研究，直至病魔夺去他的生命为止，始终没有停辍过。当他的《小学识字教本》诠释到“抛”字时，搁笔长逝了。是他“抛”世而去，抑或人世“抛”了他？！陈独秀的一生及其业绩，总是蕴义双关的。

    陈独秀逝世后，即由何之瑜、魏建功、台静农、方教博在江津对陈的遗稿，做了登记编号工作。文字学及声韵学方面的由魏建功整理，散文与诗词散失甚多，搜集不易，拟由台静农，并拟请陈钟凡参加搜集。其他政治思想的论文，早已披露于各种刊物者，征得家属同意，暂不加整理。最后由何之瑜总其成。何至1943年4月19日编成《独秀丛著目录》，分寄陈独秀生前友生征求意见。当时驻重庆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欣然应允出版。不过他说在此不能排印，必须到战争结束。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何之瑜又去找王云五。王对他说，“仲甫先生的遗著，商务一定出版，但必须要等两三个月”。旋由王抚五（星拱）出面，约集独秀的三子松年、以及北大友生沈尹默、傅斯年、段锡朋、狄君武等人，于1945年11月29日，在重庆重专美街七号，会同商务印书馆代表，签订陈氏遗著出版合约。议定陈独秀的“所有文史部分遗著，全部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表”。版税分三部分：

    一、以百分之四十为纪念之用；
    二、以百分之三十为（陈氏）孙女教育经费；
    三、以百分之三十为整理遗稿之费用。

    遗稿由何之瑜负责直接交付商务印书馆。如商务不能按期出版，则由何之瑜收回原稿，交国立北京大学永久保存。在《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谈话会记录》上签字的有：光明甫、王星拱（抚五）、陈松年、狄膺（君武）、王云五、何之瑜等六人。

    何之瑜于1946年由江津到上海，专事整理陈氏遗稿。此时胡适已由美国返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即由陈钟凡致书胡适为何之瑜先容，告诉他何之瑜正在从事整理陈的遗著，要求胡适托沪上友生对何之瑜的生活加以关照。胡适由此对陈氏遗著的整理工作，亦参加了意见。1947年秋，何之瑜将《独秀丛著目录》改为《独秀丛著总目》，把陈独秀所有著述全部列入。分十二册。计有：

    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凡八篇）

    1.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作于南京监狱，后在江津重订。有自序及魏建功序，手稿及油印本。
    2. 《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作于南京监狱，发表于《东方杂志》34卷20号，21号。
    3. 《连语类编》作于南京监狱，手稿。
    4. 《荀子韵表及考释》作于南京监狱，发表于《东方杂志》34卷2号。
    5. 《屈宋韵表及考释》作于南京监狱，未完，手稿。
    6. 《晋吕静韵集目》作于南京监狱，手稿。
    7.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作于南京监狱，曾发表于《东方杂志》36卷4号，6号，1940年在江津又重加修正。
    8. 《表》手稿。

    二、实庵字说
    
    1. 《实庵字说》作于南京监狱，于《东方杂志》34卷5，6，7，10，13号连载。
    2. 《字义类例》作于1913年冬，1925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
    3. 《识字初阶》作于南京监狱，手稿。（此稿有二，均未完成，出狱后改作，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
    4. 《干支为字母说》作于南京监狱，手稿。

    三、小学识字教本

    上篇  字根及半字根
    下篇  字根孳乳之字
    出狱后继续《识字初阶》之作，上篇十章早完成，下篇未及完成，但“本书之体系业已完成”。手稿及油印本。

    四、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手稿
    五、独秀文存一集　汇集五四时期的文字
    六、独秀文存二集　汇集国民革命时期的文字
    七、独秀文存三集　汇集托派时期的文字
    八、独秀文存四集　汇集抗日时期的言论及于南京监狱的部分学术论著
    九、独秀诗存　手迹及抄稿
    十、独秀书信手　迹及抄稿
    十一、甲戌随笔　包括1934年在狱中所写随笔和音韵文字杂记以及古史材料等。
    十二、独秀丛著拾遗

    上述《实庵字说》册中的《字义类例》，版权为亚东图书馆所有；《小学识字教本》亦在陈生前售给了国立编译馆。《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因北大自昆明每月赠陈独秀三百元生活费，陈即以此相赠给北大出版（因故未果）。这些都需要征得有关方面同意，将版权转让，悉数归商务出版。此事联系妥当后，又因上述十二种中，如独秀文存第二集、第三集，独秀书信，独秀诗存和拾遗等，均难一时收齐，只有留待日后，所以改成先出七种，即一、二、三、四、五、八、十一。“其他还没有汇收完成的稿子，以后随时由商务出版。准备先出版的一、二、三、四、十一五种，都是文字学的著述。

    商务印书馆接受出版陈氏遗著是王云五在重庆应允的，《谈话记录》上也是王云五签的字。但待商务迁返上海后，王云五到国民党政府当大官去了，辞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职，商务的董事长张元济挽留无效，曾动员胡适出任，胡适又推荐朱经农，1946年9月22日，朱经农正式接任商务总经理。据说，出版书籍的最后决定权，由董事长把关。全馆的出版会议即由张元济主持。何之瑜听商务印书馆的内部人说，“他们的‘西园寺’很难说话”。担心会受到阻碍，即央请胡适出面疏通。1947底，遗著的第一册已排印了一部分。1948遗著的排印忽又停止，何之瑜又急忙搬救兵，自忖“在张菊生先生面前说话，能够有效的”只有胡适。则专函请胡适转向张元济说明：“如果这么停下去，实在可惜，将来也难得再行起首”。果然有效。何之瑜在1948年5月30日修订《独秀丛著总目》时说，“前三天正是陈独秀逝世第六周年，他的遗著才得出版，真是一件不平凡的事。以后如果没有特别的阻碍，总可以和世人见面”。可见进展是顺利的。这是指《丛著》的第一部分《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商务既出的陈著只此一卷。

    《独秀丛著》的“总序”，何之瑜是请胡适写的，说只有胡适才堪胜任。1948年6月，商务已将《丛著》的第一册“排好、校好”了，但胡适本答应在最近一周内交卷的“总序”，仍未见寄来，1948年10月，胡适南下在沪停留时，何之瑜曾三次访晤胡适，总因人多事忙，不能畅所欲言，最后只得写一封长信，除催“总序”及早完成外，还介绍了许多他所掌握的有关陈独秀的生平与思想发展的史料，供胡适作“总序”之用。但十分不幸，时局骤变，蒋氏王朝摇摇欲坠，不容胡适安坐作序，“总序”流产了。《丛著》的命运，也因此终未得“和世人见面”。已编辑的文稿资料均存于商务。只有其中《小学识字教本》，因请魏建功抄写，直至1948年6月，尚未见交去商务。据悉，这些陈氏遗著，至今均保存无恙。《独秀丛著》如无商务的推动，很难有汇集整理的机会，将会被无情的岁月湮没。

    陈独秀在我国历史上放过异彩，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人物，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不该湮没，虽然曾一度被历史的浪花所覆盖。陈独秀与商务的关系，是作者与出版者的关系。商务印书馆始终把陈独秀当学者对待的。陈独秀与商务的缘，始、终是完满的。也只有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如此的气魄和胆识，敢于承印陈氏遗著。1949年以后，情势与观念起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丛著》印刷不可能再继续下去，致使陈独秀与商务的缘，在事实上未能在句末画上圆圈。这是时代所造成的缺憾。何时能补上这个句号，有待新的出版家和新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