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07年2月，比商务印书馆整整小十岁。父亲张元济先生当时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我自有记忆力开始，就常听到“商务印书馆”这个名字。我随父亲见过商务创办人之一的夏瑞芳先生，也多次去过商务印书馆宝山路总厂。时我尚幼，父亲不许我进他的办公室，厂房更不准闲人出入，故而我只听得机器的隆隆之声，所见的厂房仅是一个概貌。前不久。我在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原商务第五印刷厂）参观新制的商务总厂立体模型，八十年前所见宝山路总厂仿佛又现眼前：在占地八十余亩的厂基上共有四座印刷厂，厂房之间有宽阔的水泥路相通。厂房东侧两幢三层洋楼是总务处和编译所。后面是尚公小学，系商务所办带有实验性质的学校，学生是本厂职工子弟，后来公开招生。用自己编印的教科书，由编译所同仁兼任教师，我父亲兼任过校长。东侧最后是材料库房。总厂有发电机房和水塔，以备断电断水时急需之用。厂区西侧有草坪、茅亭、花廊、石台、石凳，供职工休憩。再后面有一座二层楼疗病房，工人如遇工伤事故，先去疗病房医治，重则急送医院，一切费用全由厂方负担。这些设施，以当时条件而论，可谓完善，事实上，也的确起到了凝聚力工程的作用。

    总厂对面有一块空地，商务购进后建起一座五层楼钢筋水泥大厦，公司领导决定成立东方图书馆，将公司多年积累的部分古籍，本版图书，成套的报刊杂志，二千多种地方志书等，共计近四十万册，储藏其中。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我随父亲去参观过，虽是走马看花，对它各种设施印象很深。一家私营出版企业办起如此规模的公共图书馆，在国内首屈一指，在国外恐怕也不多。故当时就有“甲于东南”之称。

    我八岁上学，在商务总厂附近念书。放学后常随父亲乘马车去河南路发行所（即门市部）。对发行所印象最深的是店堂中间放有两张大方桌；左边的方桌上陈列最新出版的图书，右边则是从七八折到三四折不等的廉价书。下午四点之后营业厅挤满了顾客，有如当年先施公司大减价一样热闹。我看见少数学子，因无力买书而每天来，选上一本新书，坐在靠墙的长椅上阅读，一连几天就看完一本。那只陈列新书的大方桌成了小型图书馆。店员们从不干涉。黄警顽先生（雅号为交际博士）是营业厅的总指挥，常与这些学子交谈，指出某书的精髓所在。这些常客在黄的指导下，一定得益匪浅，后来或许学有所长。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完全毁于日寇之手，损失惨重。所幸那时商务实力雄厚，措置得法，全体同仁齐心协力，经半年努力，重振旗鼓，继续营业。1937年以后八年中，商务数度受到严重摧残，但仍屹立于中国文化教育界。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毁灭中国文化，终于未能得逞。

    商务从一家作坊式小印刷厂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出版企业，自然有其特色。商务的一些好经验值得发扬，在我看来，其荦荦大者为：第一，大力罗致人才。当时编译所拥有的人才不亚于同时期国内任何一所大学；第二，出书质量高，种类多。教科书、辞书、文艺、科学名著，期刊、古籍等，均以其高质量、高品位为读者所称道；第三，销售渠道畅，商务在国内、海外设有数十个分支机构，既便于推销本版图书，又大大方便读者；第四，多种经营，仪器、文具，包括商务首创的华文打字机，都为商务的营业增色。

    作为商务一位早期领导人的后人，我亦年届九秩，自认为系商务印书馆由小到大一部发展史的见证人。商务在我心中，爱之实深，所以在此百年庆典之际，不揣冒昧，向商务领导提几点希望：

    第一，希望发扬光大商务的优良传统。在出版方面扩大种类，经周密选择不妨重版解放前的优秀图书。第二，希望在销售方面，广开渠道，多设网点，改变目前读者难买商务版书籍的状况，恢复上海河南中路上这家百年老店的门市部。第三，希望广交朋友，扩大与知识界的交往。总之，于出版更多体现最新学术成就的图书的同时，克尽出版家传播知识的职责，从而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准和文明素质，为科教兴邦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我对商务的一点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