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青时代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因此，我很愿意和大家谈谈商务的历史，但是，有些事情记不大清楚。商务印书馆在我国近代史上，和文化、经济等等方面都有关系值得写下来，可以帮助我们下一代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我的报告作为一个开端，希望大家来搜集资料，集体创作，编写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老的但又是新的出版机构的历史。
    
    我想分两部分来谈：
    
    （一）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和发展，以及它和当时我国的革命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
    
    1．最早的商务，只是印刷一些商务上用的簿记、帐册表之类。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是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创办人是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夏瑞芳和鲍氏兄弟原来是工人出身，在教会中学学过英文，就在教会所办的美华书馆做工人。我国的印刷出版事业非常幼稚，中国人自己办的活字印刷乎没有。只是英美人而且主要是教会，他们为了要在中国传教，就得办学堂，印行宗教书籍，主要是印圣经，并且印一些教育用书。当时报纸杂志主要是石印的。美华书馆就是以印圣经和一些商业用品为主，有中文，有英文。夏瑞芳当时在该馆做英文排字工人，做了好多年，因为当时外文排字工资较高，他积蓄了一些钱，和鲍氏兄弟等合伙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其所以叫“商务”，是因为主要印商业用品如名片、广告、簿记、帐册等；其所以叫“印书馆”，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印刷厂”的名称，当时中国人都叫“印书馆”。印刷厂的名称还是后来从日本传来的。实际上，当时商务并不编书，而只是印刷厂的意思。这也就是说，当时夏、鲍等人的思想中是没有搞“出版社”、“书店”的意图。

    商务印书馆最初是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只有一些圆盘机，只有几间房子，靠着他们和教会的关系，以及宁波同乡（当时宁波人在上海经商的较多）的关系，在洋行界兜揽了一些生意。

    2．商务是怎样变成一个出版社的呢？

    商务基本上可以说是我国的一个私营的民族资本建立起来的出版事业，从清朝一直到解放，是我国出版事业的最大企业，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不小的作用。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是在清朝末期，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生的时期。当时正处于中日战争之后，中国被日本打败，清朝的腐败越来越暴露。先是一些革新派的产生，企图废科举，办学堂，实行新政……，继而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样的客观事实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
    
    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所谓新党，有些被西太后逮捕杀害了，有些逃往日本，有的则逃往上海租界，因为当时的租界内清政府是不能抓人的。
    
    在逃到上海的这一批新党之中，有一位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的张菊生（元济）先生，他并不是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他原在上海南洋公学工作，这所学校不仅是进行教学，而且从事编译工作，张先生就在那里从事编辑中国最早的教科书的工作。但因与公学的主持人不合而离开该校。当时他们这一批逃亡到上海的新党，就是通过张菊生的介绍借住在商务印书馆的楼上，其中有蔡元培、吴稚晖等。夏对他们很敬重，供给他们住、吃，多方面关照他们。他们那时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学过一些英文、格致（物理），呆在商务时间长了，就想给商务编几本书。当时虽然革新运动失败了，可是社会上学习科学和英文的要求比较迫切。加上张菊生先生有编辑工作的经验，这样就开始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例如《华英初阶》和《国民读本》（吴稚晖编的，实际上是政治读本，第一课是权利和义务）。这几本书一出，销路很大，反映了当时的需要。同时，这些新党也借此进行宣传“变法维新”，这大概是在1899至1900年间的事。由于出版获得了不少的盈利，逐步地添置了机器，先迁于北京路顺庆里（1898年），五年后（1902年）又迁北福建路，在该处只设印刷所，将编译所设于唐家弄，在棋盘街设发行所。这时候可说是出版、印刷、发行三者合而为一，并粗具规模。但是在印刷设备方面尚感缺乏，需要有印刷机（大概是对开的）；有比较完整的排字房。正好当时有日人金港堂，有较雄厚的资本，拟在上海设立印刷厂，因此夏瑞芳即和日人进行商谈合资经营，但仍用商务印书馆的名称，并且日本技术人员传授印刷技术，添置设备。
    
    辛丑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1902年1月4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杂志《外交报》，主编是张菊生先生。1904年出版《东方杂志》，创刊时主持编辑的是日本人，其中有好多文章是日本人写的。

    在当时，我国还只有黑色石印。1905年请了不少日本印刷专家，传授制铜版、彩色石印和打纸型等技术，至1912年的十年当中，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很大很快，从一个“摊摊”而形成了一个全国首屈一指的出版企业。这是和日本的投资以及日本技术的传授和引进有一定关系的。夏瑞芳这时候开始感到由于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由于和日本资本的合作，学习了日本的技术，利用了日本的设备，这才对出版印刷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对亚洲、非洲，特别是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影响很大。日本以一个小小的新兴岛国，能把沙皇俄国打败了，这一个事实使俄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有了高涨，另一方面，给东方民族认识了“东方人能打败西方人”。    
    
    当时日本统治集团中有一部人主张要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然，日本人拿技术和资本来和夏瑞芳等合作，除了经济的目的外，还有政治上的目的，要和“新党”合起来，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从当时的《外交报》和<东方杂志》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充满了“反对西方”、对内“实行立宪”这些论调，这和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倾向是一致的。虽然那时候商务第一任编译所所长蔡元培和同盟会有关系，但是其他的主要是新党。夏瑞芳原是教会出身，却是由于这一批新党的知识分子的媒介，和日本资本进行了合作，从而有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

    3．从合办到单纯的民族资本

    在当时商务的出版物当中，销路最大的是教科书。起先出的《大清教科书》，用“大清”这个名称（指《蒙学课本》，后来改名为《最新教科书》），是为了避免清王朝政府的干涉，而内部却是有革新的意思。辛亥革命发生，商务经营人对当时革命的看法，表现了保守的思想，这是和“事业已搞大了”这个物质条件有关的。同时在股东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矛盾，有一部分人就出去另搞了一个中华书局（当时中华总经理陆费伯鸿原来就是商务的人），为了和商务竞争，为了反映革命的新潮流，编出了《共和教科书》（指《中华教科书>，《大清教科书》是商务出的），这时商务显得很保守，好象成了“保皇党”。还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中华民国成立，商务马上又编出了《国民教科书》（指民国新教科书）。

    其时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很厉害，拉机器，拉人力。那时书的销路和政治很有关系，商务有日本人的股子这一个弱点被中华抓住了，这在民族情绪高涨的当时是很不利的，直接影响了书籍的发行：因而商务的创办人之一夏瑞芳又设法招收中国股子，与日本人进行磋商，经历了三年时间，始全数将日股收回，并且进一步扩大厂房，一方面招牧青年工人向日本技师学习，一方面派遣学生到国外学习印刷。这样，商务印书馆就由和日人合资而最后成为单纯（指当时）的民族资本的企业了。

    4.夏瑞芳之死  

    民国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造了大厂房，这在当时全国的出版业中讲来可说是第一。我个人感到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是一个企业家，他首先主张同维新的知识分子的结合，是认清了需要利用日本资本与技术，最后把日本股子收买下来，他可说是民族资本家当中的一个杰出人物。

    夏瑞芳每天乘黄包车到河南路发行所办公。1914年1月10日晚上，夏瑞芳由发行所出来时，被人用手枪刺杀。我虽然没有见过夏本人，但是我了解当时商务的工人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当夏出殡时，许多工人送丧，而且流了眼泪。他本是一个工人，十多年当中却把我国的出版事业办起来了。而夏死后，商务印书馆缺少了一个很合适的总经理。

    夏是怎么死的呢？孙中山先生于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出国，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了，袁准备做皇帝。国民党人一部分到海外去了，部分到了上海，1913年要搞第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其中主要人物是陈其美。他们到上海后，和上海的流氓势力结合起来了，曾进行攻打南市制造局，未成功。，陈下面的一些人生活发生困难，到处“借军饷”，那时商务印书馆正是发展很快的时候，他们要向商务借军饷，据说数字很大，大概夏瑞芳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当时南市是由北洋军阀的部队驻扎，闸北没有什么军队，陈其美的部队搞了一尊大炮，放在宝山路口，炮口向北，声称是打吴淞炮台，实际那里离炮台三十多里，主要目的是把商务的厂房放在它的射程以内，以此来威胁商务，作为向商务借军饷的要挟手段。可能夏因为原来就与英国人有些关系，这时就和英租界局进行了接洽，英国人出来和陈讲话，不允许在租界附近构筑炮兵阵地，要离开租界一定距离，这样就把商务划入了保护范围，而陈其美部属的借军饷一事亦全告失败，因而怀恨在心，终于采取了暗杀手段。据说，当时执行枪杀夏瑞芳的凶手，就是蒋介石。蒋在那时是充当打手的。

    （二）“五四”运动开始，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商务印书馆的职工组织起来，参加到工人阶级斗争的行列中去，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
    
    首先是一九一九年的“六三”大罢工。
    
    中国工人阶级是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而且很早就参加过革命斗争，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自觉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和斗争纲领，而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出现。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的加深，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很快提高起来了，这同时表明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革命风暴不可避免地将要来到，表明了中国革命必然地将要进入新的阶段，
    
    一九一九年一月起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巴黎和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了它的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分赃会议的实质，暴露了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打破了中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先进人物和在他们影响下的青年学生的幻想，使他们认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决自己国家的命运。当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爱国示威运动。学生们捣毁了曹汝霖住宅，并在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六月三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北京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肄无忌惮地逮捕学生，取缔一切爱国运动，卖国政府的这种高压政策，不仅没有扑灭革命的火焰，反而使学生运动在全国沸腾起来。
    
    六月三日以后，爱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至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阶级。六月五日至十一日在全国最大工商业中心城市——上海，举行了大罢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大罢工。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上海工商业同时进行罢市。接着上海附近城市以及全国主要城市也立即罢市。
    
    “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商务印书馆内开始了波动，几天之内工人开始组织起来了。“六三”爱国大罢工，商务印书馆的工人都参加了，工厂和编译所全都停止了工作。
    
    其次是“五卅”惨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商务的职工在当时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革命。在我的回忆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惨案。五月三十日上海各校学生二十多人，到公共租界散发传单，抗议顾正红被杀、学生被捕和当时租界所提出的威胁中国民族工业的所谓四提案。英国巡捕进一步逮捕学生，下午群众一万多人在南京路上举行反帝国主义大示威，英国巡捕对徒手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十人，被捕五十余人，这就是五月三十曰的血腥屠杀。
    
    “五卅”惨案后，群众情绪更加激昂，到处举行集会演讲。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会议，通过了进一步反帝国主义的策略，即号召全上海人民起来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并组织了一个行动委员会来领导反帝国主义的三罢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三十一日，上海二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作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核心。
    
    五月三十一日商务工人一上工就开会，决定参加罢工，商务工人在当时是闸北地区的先锋。当时帝国主义者首先用武力进行威胁，将租界地区的工厂包围起来，因此工人开会也就主要在闸北。这样帝国主义者又将闸北和租界之间的交通进行了封锁，只准出租界，不准进租界。商务的职工除参加游行示威外，还编辑出版了一个“公理日报》。谈起这个报纸的出版过程，倒也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当时商务的厂方不公开反对出这张报纸，而且也不得不答应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但是就不同意用商务自己的设备来排印这张报纸，最后只好另外找一家印刷厂来排印。当时这张报纸组成了一个编委会，编委包括了国民党左派、青年党等各党派，主持该报的是郑振铎同志。郑振铎同志就用他的住所宝兴西里作为批发报纸的地方，每天一早就有许多报贩围着他的住宅，抢着买报。有一次连他家窗上的玻璃部给挤破了，这可见当时该报是如何为群众所热烈欢迎。
    
    在“五卅”这个反帝斗争之后，随着总工会的成立，商务的工会组织也更健全了，此后并进行过几次经济斗争，改善了一些工资福利。
    
    再谈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北伐军进攻上海市郊龙华时，上海总工会再次发布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参加这次罢工的有四、五十万人，在党的领导下（当时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参加领导的），武装起义又开始了。当时孙传芳的军队主要驻扎在南市和闸北，斗争也就主要在这两个地区。南市一下就打下来了。闸北战争很为激烈，自二十一日中午起至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后经过两日一夜，取得胜利。二十一日上午我们还足照常上工（当然已知道了要起义），在中午放工后（当时中午十二时放工，下午一时上工），商务印书馆的放工钟一直打下去没有停，这就是起义信号。街上筑起了掩护体，工人很快拿起了武器，这些武器一部分是地下党供给的，一部分则是工人占领了警察署，缴了警察的抢。起义军很快截断了铁路，二十二日占领了天通庵车站，最后集中火力攻击北站，并终于占领了北站，军阀军队至此全陂击败，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胜利。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终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工人阶级的英勇战斗，回到了人民的手里。这是上海的第一次解放，二十二日下午在南市西门（旧江苏省教育会），党召开了上海市第一次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了有工人、青年和工商界代表参加的市人民政府。
    
    在战斗一开始时，我还怀疑武器从那里来，工人回答我：“有的是”。结果他们从敌人那里武装了自己，到二十二日，每人有了两三支枪。在战斗的同时，市民也动员起来了，用各种方法帮助工人示威，有的把铁门关上，用铁锤睡出乒乒乓乓的响声，有的将鞭炮点着后放在煤油箱内，充作机枪的声响，有的高喊口号，这样的战斗气氛笼罩了整个上海的天空。
    
    那时租界上的外国人很害怕，每条与南市、闸北的通路都封锁起来了，检查出入行人，甚至都不敢让中国警察站岗了。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个站岗的英国人问我：“你们什么时候回来？”这说明外国人是估计我们会收回租界的。一方面他们担心我们会打进租界，一方面又想我们要打就早点打，好让，也们早点回家去。在那时，我们的确可以把外国人赶跑的。
    
    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当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活动就一天天地露骨了。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就以南昌作为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中心，同武汉的革命政府对抗。同时又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并收容许多1日官僚政容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三月，蒋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镇压了工人运动，解散了九江总工会，捣毁了总工会会所。当上海工人解放了上海之后，在帝国主义与买办资产阶级的策动下，他马上亲自出马布置了反革命政变。
    
    这个反动政变首先从上海外围的重要城市开始，蒋介石调遣他的爪牙，占据南京、杭州，孤立上海的革命力量，四月初，他纠合了上海的流氓组织“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来反对上海总工会，并调派反动军队（北伐军第一师，师长周凤歧）驻在闸北，监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磨擦是从不承认市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市人民政府开始，指使资产阶级的代表提出辞职，使人民政府流产。蒋更指派他的党徒，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人民政权。成立凇沪戒严司令部，禁止集会、罢工、游行，来限制工人的革命活动，
    
    上海工人纠察队分驻于闸北、吴淞、浦东、南市等地。当时商务工厂对面的东方图书馆就是工人纠察队指挥总部。四月十一日晚，蒋介石通过青洪帮流氓势力，用绑票方式将部分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人和地下党的同志都绑去、十二日黎明前，蒋介石发出了大屠杀的命令。青洪帮流氓和反革命军队一齐动手，流氓从租界冲进，袭击工人纠察队，军队借口援助，骗缴了纠察队的枪，有些更是直接由反动军队包围纠察队，直接动手缴纠察队的械。刽子手白崇禧还诬称流氓袭击是“工人内讧”，所以缴械。又怕工人罢工来援助，颁布了禁止罢工的命令。

    为了抗议蒋介石的缴械，上海工人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十二日中午，夺回了总工会会所，并发布命令，从当天起全市举行总罢工。全上海工人和市民到处举行群众大会，向反动派表示严重抗议。总工会于十三日在闸北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群众到反动派周凤歧的司令部（天德堂）请愿，在室山路上遭到反动派军队的屠杀，死难者很多，伤者不可胜计，而且队伍前不少妇女和儿童都被枪杀。恰好是一阵大雨，马路上积了很多的水，水都成了红色的。这时整个宝山路上到处是破烂的青天白日旗，下面血流成河。我亲眼看见有几辆卡车在运尸首，实际上有些人并没有死，而只是受伤，也被拉去埋了。他们就是用疯狂的屠杀来对待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对待工人要求释放被捕者的和平请愿。那天晚上，我们（在文化界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以郑振铎为首的商务印书馆编辑）写信给当时国民党的负责人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表示强烈抗议（原信存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

    四月十二日大屠杀以后，白色恐怖开始了。蒋介石立即下令取消总工会，并指使“上海工界联合总会”（即后来改名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的流氓占据上海总工会会所，查封一切工会组织，屠杀工人领导。接着一切革命的机关团体先后被封闭，从此上海工人和革命者的一切自由，一时被反动派完全剥夺了。上海工人运动虽然遭到极端严重的摧残，总同盟罢工不得不被迫停止，但上海工人并没有屈服，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总工会依然坚持秘密活动，领导上海工人向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商务原有的一些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有些参加了北伐战争，有些在“清党”中牺牲了，有些转入地下。国民党也企图在商务搞黄色的职工会，起初工人不参加，经过一番斗争，在反动派的压力下，才组成了黄色工会。  
    
    新文化运动和商务的政治态度的转变。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也是一个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对商务印书馆来讲，最具体的就是商务出版的书，首先是杂志，是用白话文呢，还是用文言文？当时，报纸副刊已用白话文，“新青年》杂志以及其他进步刊物也用白话文了。当时商务很保守，一切刊物杂志还是用文言文。我当时和沈雁冰同志都喜欢写白话文，但是怕所内老先生知道了不好，所以不敢用真名，而是用笔名投到报纸上发表。那时“东方杂志》的编辑杜亚泉先生，虽然是研究自然科学较早的，他曾用下面这样几句话来讽刺白话诗：“一个苍蝇嘶嘶嘶，两个苍蝇吱吱吱，苍蝇苍蝇伤感什么，苍蝇说：我在做白话诗。”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越来越高涨，因而影响到商务印书馆杂志的销路，销路下降，当时的编辑所所长高梦旦看到这样下去不行，就想从《小说月报》开始改。《小说月报》原来是由鸳鸯蝴蝶派的王蕴章（西神）编辑的，王不能编白话文，高就到北平去找人，想从那里找人来编《小说月报》。那时北平有个文学研究会，高请他们介绍一位编辑。他们说，你们所里面就有这样的人——沈雁冰。可是高梦旦却不知道。沈雁冰同志那时在商务是用沈德鸿的名字，高回上海后，第二年（一九二一年），就请沈编《小说月报》，后来《东方杂志》等也改为白话文。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斗争，在商务印书馆也是经过了一段过程的。此后，不仅是在形式上要白话文，还要有进步的内容，这样原来商务的老人是不能胜任的。高又再次到北平来找人，想革新商务。他想找当时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巨头胡适之到商务做总编辑，高自己愿让位。胡当时在教书，他答应暑假到上海来。到了暑假，他来了，并且到商务办了三天公，他一看编辑所长的收入没有教授多，不想干。他就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藉以脱身。
    
    王云五既没有学问，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他是广东中山县人，从小跟中山先生在一起，当时可能并不叫王云五。中山先生革命成功后，就因为他是跟随中山先生的关系，被派在南京江宁关做监督，大约只做了二，三个月，在这短短的时期中，靠贩卖鸦片搞了很多钱，大约有几十万元之巨。孙中山革命失败了，他就和中山先生没有关系了。他在虹口买了一幢房子，买了些百科全书，找了许多学生，每月给以二十元工资，帮他翻译，翻译出来后，就成了他的书了。他这时不要革命了，要做一个著作家、资本家。有人告诉孙中山先生，王云五很有钱，可以找他借一些，解决一下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困难，没想到王云五却

    把自己老婆头上的首饰包了一包，装成穷相送给孙中山先生，并且声明不搞政治了。他自己想搞出版，找了竺书，商洽办一个岫庐公民书局，全出他一个人的书。可是，这些书没有人买，据说半年多就把他的积蓄花光了。他起初是想找胡适之在他的书局出几本书，用胡的牌子来给他撑撑门面。正好这时胡想摆脱商务这个聘请，因为胡过去在中国公学读过书，王在那里教过他英文。于是胡乃以这样一种师生关系向高梦旦推荐了王云五。高梦旦先生不知道王是什么样的人，而只是想胡适之是大名鼎鼎，胡的老师大概是不会错的了。胡说王有个书局，要商务把书局盘下来，还要把全部版权收买下来。这样原来王已亏光了的钱，一下子在商务这里捞回来了。王就用这笔钱买了商务的股票，他就成了商务的大股东。从此，商务的情况可说是一落千丈。
    
    原来商务固然也是私人经营的，但是到底象个文化事业；原来的资本固然也是有剥削的，但是却还有一定的进步性。而王云五却完全以一种营利的目的来办商务了，订出了许多荒唐的制度。同时，王进商务是一九二一年，不久，正是职工运动抬头的时候，王却千方百计的想些办法来对职工进行压榨。他规定编辑每天要写多少字，写不足就扣薪水。画图，先是要量尺寸，因而有人就尽量画大，后来他又提出图中空白地方要扣除不计尺寸，也就是不计报酬。校对上如果发现一个错字，就要扣多少薪水。过去的几个编译所主任对编辑还是很尊重的，对王云五却普遍有反感。
    
    当时工会组织了几次经济罢工，经理高翰卿（凤池）自感年老，对职工运动感到难办，可是很赏识王云五的“才干”，认为王对付工人有一套办法，这样王云五就由编辑所所长而兼任了总经理。
    
    我在法国遇到过王一次，他来找我。他说商务要他做经理，他认为原来的老先生对付工人没有办法，他向商务提出让他周游世界一次，专门看看大工厂，专门考察管理工人的办法。我问他考察得怎样？他说：“可惜那都不是出版业。”他又说：商务只有经理一个人不是工会会员，一个人对付大家，受不了。又说：“我访问过英美烟草公司，这个公司全世界有分公司，工人有几十万，我见到该公司总经理时，问他怎样做总经理，有什么秘诀？该总经理说：‘我就靠这张空荡荡的桌子。’又说：‘做经理什么事都管就不行，我就是抽抽雪茄，想想办法，如果什么事都要管就管不好。”，言外之意，他对这位经理的“办法”大为欣赏。我看他“考察”的目的就是想用什么手段来更加残酷地剥削工人和压迫工人，这就是他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
    
    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闸北的商务印书馆所办的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焚毁，厂房也烧了一部分。王云五就借此提出“商务为文化事业而牺牲”（当时的口号是“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说法，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把职工会的组织力量搞垮，同时取消职工原有的福利待遇。虽然自从“四•一二”以后，工会已是黄色工会了，可是原来工会代表工人所取得的一些福利待遇是无法推翻的（过去商务的资方也是比较能够接受工人合理要求的），特别是关于退职金的规定，在工会和资方的合同中已协定下来。王云五夸大了商务印书馆在战争中的损失，对商务职工进行了第一次全面大解雇，而且说退职金发不出了。解雇后，却另行招雇，对过去的资格一笔勾销，同时还提出一些所谓条件来。当然，在这过程中是有斗争的，可是有些工人由于生活所迫，只得在王云五所规定的登记表上登记受雇，接受了他的条件。他更毒辣的是把商务分化成许多小工厂，都是商务投资，不挂商务的招牌。一方面收买一些工贼，一方面借此分散工人的力量，破坏工会组织，不让工人组织起来。有人算了一笔账，尽管东方图书馆和部分厂房被毁，但是这项损失比起他从职工身上赖掉的那笔退职金和福利待遇来讲，还是后面的数字大得多了。
    
    商务印书馆从创办开始，标榜改良，虽然木是最前进，但还不是很落后。商务的资方尽量想不卷入政治浪潮，但是还没有企图把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反革命的堡垒。王云五进入商务以后，就拿商务作为资本，投靠汪精卫。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后，王云五找我搞《东方杂志》，我想这还是有些政治影响的。我提出包给我搞。我想这样他就不能管内容了。办了几个月，是一九三三年的新年，《东方杂志》出了一期新年号，征求了一些文章，总标题是“新年的梦想”，其中并没有正式骂国民党的文章，而只是对国民党有些讽刺。清样已经打好了，王找我说，有些“梦”最好不要用，或是改一改，虽然他还是尽量说得客气。我说你不是包给我办的吗，要改，那上海各级工会积极领导了“五卅”运动。图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会执行委员会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陈云同志。我就不包了。他却趁此说：“不包，就不包罢！”他就这样用《东方杂志》投靠汪精卫去了。后来当汪伪政府的汉奸李圣五接办《东方杂志》，第一篇文章就是汪精卫写的。过去《东方杂志》就从来没有发表过这一类的文章，因为它的方针是“不正面谈政治”（这在今天来讲，当然是脱离政治的倾向）。最后王云五一直搞到“行政院副院长”，也就是搞了“金圆券”，把国民党送终了。
    
    我认为，从历史上看来，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走向衰落和反动的主要罪人。
    
    后记：这是大约二十年前我的谈话记录。这只能作为一种史料，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来看，有不少事实和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

胡愈之补记于1 9 7 8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