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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 新四期

《自然界》:为“科学的中国化”而努力 (陈江)
2015-02-12作者:陈江浏览人次:238

    《自然界》为我国荒凉的科学期刊园地增添了绿色;它的宗旨是实现《科学的中国化》,它提出要发掘中华五千余年的科学瑰宝。

   


    《自然界》是与《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刊物并列而被称为商务印书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十大期刊”之一。它于1926年1月创刊,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停刊。16开本,月刊,但“每年出10期,为一卷,约一千页”(《自然界》征文启事),即每期近一百页。《自然界》从创刊到終刊共出六卷零一期。


    我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自然科学杂志是《亚泉杂志》,创刊于1900年11月,由杜亚泉创刊和主编。“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亚泉杂志•序》),是一份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杂志,但它在第二年就停刊。以后,在1915年,由任鸿隽、杨杏佛等发起创刊的《科学》,是1950年以前我国影响最大、出版时间最长的自然科学杂志。在20年代,我国的自然科学综合性杂志凤毛麟角,为数极少,据胡道静先生的《上海的定期刊物》统计,在《自然界》创刊以前,就只有《科学》一种;在《自然界》创刊以后,在1929年2月创刊一种《科学月刊》。整个20年代,连《自然界》在内,上海只有三份自然科学的期刊(不包括医学、卫生、工程等专业刊物)。上海是人才荟萃之地,又是全国出版业的中心,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1925年,鲁迅曾经慨叹:“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前线而且有趣的”,登载像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德国动物学家勃莱姆那种文章,“并且有许多插图”。(《华盖集•通讯》)我们有理由可以形象地说:当时的科学期刊原地还是一片荒凉的沙漠,《自然界》的创刊无疑为这片荒凉的沙漠增添了绿色。

 
    《自然界》的主编是周建人。从创刊号开始,在版权页上就署他的名字。协助他编辑的是杜其垚,他当时只有23岁,后来也成为一名生物学家。不过,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第155页说:“《自然界》于民国十五年一月,发刊于上海,为杜亚泉、周建人等所编辑。”这里,戈公振把杜亚泉列为主编之一,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自然界》属商务印书馆博物生理部领导,杜亚泉是这个部的部长,《自然界》的创刊与编辑方针,看来主要是由杜亚泉策划和制订的。周建人原协助章锡琛编《妇女杂志》,1925年1月,他与章锡琛各写了一篇关于性道德标准问题的文章,遭到封建卫道者的攻击,双方在刊物上发生论战,这使王云五大为恐慌,把他们双双调离《妇女杂志》,章锡琛不久离开商务印书馆,周建人就来编新创刊的《自然界》。



    《自然界》的创刊号上有一篇《发刊旨趣》,这是一篇有思想和别具眼光的文献。这篇近四千字的文章阐述了《自然界》创办的宗旨,并把它归结为一个口号:“科学的中国化”。它说:“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变作中国的佛教;这工作称为‘佛教的中国化’,科学的中国化,也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自然界》追求的是要让从西方传入的科学,像佛教那样在中国生根、普及、开花,并有创造,目标宏伟,显得极有气魄。为了做到这一点,《旨趣》提出三个条件,并作了常熟。1.语言、名词中国化。要“考订名词术语”,并“用本国文字语言为正确的表示”。它指出:在中国“科学知识的不易普及,固然因为科学本身的理论细密和事实繁复,但有时因为文字语言上艺术的拙劣”。2.结合中国实例,世界各国的人文情况和自然情况互不相同,因此在中国普及科学,对“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这样才容易被大众理解,例如“西洋虽习用酸牛乳,发酵奶酪”,但他们对“经过发酵的植物性食品”“向无经验”,我们可以乳腐举例;更不能因为外国没有,而把我国人民长期食用、价廉物美的乳腐等食品认为是“病魔的集合地,岂不冤枉”?3.要“发掘五千余年内蕴藏的瑰宝,”“国民对于科学上的贡献,绝不止于发明磁针和创造火药二事。我们应该在我们祖先遗下的字纸篓里,细细检查一番”,例如,我国固有的“像髹漆工业、染色工业、大豆工业、酿造工业等,应用的方法,都和学理想合。似乎我们的先民,对于有机化学、细菌学等,都有很确实的研究”。


    这篇《发刊旨趣》是统率《自然界》编辑方针的指导性文献,以后《自然就诶》刊登的稿件都体现这一点,所以我们摘引了较多的文句,以便对《自然界》这份刊物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另外,我们觉得在当时月亮也是外国更圆、更亮的流行看法下,这篇文章并不趋势媚俗,态度客观冷静,在肯定要吸收西洋科学的同时,并不采取虚无主义的否定态度,强调要总结我国的科学遗产,从而显示出此文的思想深度和作者的独立见解,也显示出《自然界》编者们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的品格。


    顺便说明,这篇《发刊旨趣》所表述的观点,与杜亚泉的署名文章所一贯主张的东西方文化应该折中调和,互补,兼容并蓄,不全照搬西方的观点相一致。由于此文并未署名,我们不能贸然肯定出于杜亚泉的手笔,但《自然界》是在他的领导之下,此文融合了他的思想那是可以肯定的。



    《自然界》是一本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杂志,它在每年出完一卷以后的最后一期(即第十期)上,都附有这一卷的总目录,以第二卷为例,这一卷刊登的文章分类为:1.概论;2.物理科学(气象);3.化学;4。地质及矿物;5.生物科学;6.工业;7.农业和园艺;8.森林;9.医药及卫生;10.杂类;11.科学琐阐。以后各卷的栏目虽然有小小的变动,如增设“自然科教学资料”、“游记及调查”、“趣味科学及杂项”等类,但基本栏目不变,它所刊登的文章涉及天地生、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各大学科,以及农工业等方面的工艺。


    前面已经谈到《自然界》的宗旨是追求“科学的中国化”,并且强调发掘中国的科学遗产。这样,它的编辑方针就被规定为:“登载关于中国的自然物、自然现象及农业、工业上的各项研究、调查为主,并酌情刊登新学说及书籍介绍、学术评论、杂录等项”,并具体解释说:“关于自然物及自然现象的,如各地生物、地址、矿物等种类、形态、性质、效用,及气候、雨量等的调查或研究”;“关于农业、工业的,如各地农产物、鱼猎及工业上各项固有的制作法的调查及研究”;“此外如各地的风俗、传说、方术及技艺等和科学有关系的记述”。(《自然界征文启事》)但对于后者,强调指出要扫除其“怪雾迷云”,揭示出“真理的光辉”,(《发刊旨趣》)以达到科学的认识。


    关于以登载调查、研究中国的文章为主的编辑方针,《自然界》是努力贯彻的。《自然界》第二卷共发表各类长短文章97篇,涉及中国的各类长短文章有35篇,占到36%,在前述十一个类别中,除“概论”、“化学”二类以外,其他类别都有,如“物理科学(气象)”类有《苏州气象报告》;“地质及矿物”类有《中国矿产概况》等;“生物科学”类有<川鄂植物琐记》、《中国西部的食肉动物》、《中国产鸟类报告》等;“工业”类有《四川彭山同益曹达工厂考查记》、《中国之罐藏业》等;“农业和园艺”类有《中国之鸡蛋业》、《云南湖北四川的主要谷物和蔬菜》等,“森林”类有《中国森林概述’;“医药及卫生”类有《中国的药物》、《窝头之成份及其消化试验》等;“杂类”有《中国考古学上的发见》;“科学琐闻”类有《中国的吸血昆虫》、《广东固有甘蔗品种之性状》等。但是,以后各卷,比重逐渐下降,如第五卷下降到23. 3%。到第六卷,全部文章共100篇,涉及中国的各类长短文章只有11篇,只占11%。为什么逐卷下降?原因不详,很可能是稿源不足。第五、第六两卷都增设了“自然科教学资料”栏,这一类所登文章都没有具体涉及中国情况,都是些《植物之新观察法》、《昆虫类标本采集法》、《有毒植物》、《金线蛙的观察》等教学方法及其实践和一般知识的介绍,这就大大降低了比重。虽然如此,《自然界》强调要发掘中国的科学遗产并且始终坚持刊登有关稿件,对于促进我国科学界和知识界注意本国情况的调查研究,和激发读者的乡土之恋的爱国主义情感,当然起了积极作用。
   


    《自然界》是一本学术性、情报性和知识性兼顾的刊物。情报性是指它介绍西方科学的新理论、新学说。在追求“科学的中国化”的口号下,普及科学的知识性文章在《自然界》上是刊登得很多的,我们以第一卷中的创刊号到第五期为例,除掉“杂录”、“附录”两栏中的短文不算以外(下同),创刊号的12篇文章中,属于知识性的有《说竹》、《说怪胎》,第2期的10篇文章中有《龙眼》、《龙和龙骨》、《樟脑及樟脑油》、《武器中之枪炮》,第3期的10篇文章中有《极光》、《柞蚕和府绸》,第4期的第12篇文章中有《麝》、《白蚁是什么》,第5期的11篇文章中有《番薯和马铃薯》、《葡萄和葡萄酒》、《落花生》、《狐祟与自燃》。五期共55篇文章中属于知识性的有14篇,占到25. 4qo,实际上,这五期中的《人类的寄生虫及其抑制法》和《桂及其产品》也可看作知识性文章,此外,“杂录”栏中有些短文如《什么是鲮鲤》等也是知识性的,这样比例当然更高。


    知识性文章也涉及自然科学中各大学科及工农业部门。从上面举的例子看,编者采纳的选题都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事物和现象,至于像《龙和龙骨》、《说怪胎》、《狐祟与自燃》等篇,除了提供知识以外,主要目的是“扫除迷误”,还它“真理的光辉”。


    这些知识性文章字数都比较长,一般在三四千字,写法平铺直叙,不似今天的科普文章写得生动有趣,反映了那个时期科普知识性文章的特色。主编周建人后来似乎发现这一点,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从第5卷起开辟了“趣味科学”栏。当年《自然界》的作译者之一贾祖璋在80年代评价此栏说:“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主编《自然界》杂志时,就开辟‘趣科学’栏,专载内容比较生动的生物方面的文章。‘趣味科学’可以说是‘科学小品’或‘科普创作’的原始名称。(《丐尊师和开明书店的科学读物》,载《我与开明》一书中)“科学小品”这一名称最早见于1934年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刊物《太白》半月刊创刊号上,这期的“科学小品”栏刊载四篇科普文章,作者为顾均正、贾祖璋、周建人、刘薰宇。


    这里,我们要谈一下周建人的辛劳,他是《自然界》的主编,他除了要管编务工作以外,还要自己写作和翻译来弥补稿源之不足。创刊号上署他本名和笔名的著译有3篇,第2期有4篇,第3期有4篇,第4期有3篇,第5期有5篇。以后由于来稿增多,虽然压力减轻,仍然还需自己动手。从第三卷的总目录中,笔者找到署他本名和笔名(如周建人、乔峰、克士、慨士、松山等)的著译共28篇。《自然界》每年出版10期,这就是说每期仍然约需写三篇文章。第五卷有19篇,第六卷有18篇,即每期还要著译一二篇。应该说明,这项统计中还不包括他未署名或使用人们还不了解的笔名的文章。所以,周建人对《自然界》付出了相当多的心血。协助他编辑的杜其垚同样有很多著译发表在《自然界》上,也付出了大量辛劳。


    鲁迅对《自然界》给予热情支持。1930年2月,日本药物学家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一书刚出版,鲁迅看到后就抽时问翻译,在《自然界》,从1930年的第5卷第9期起连载到1931年的第6卷第2期止,成为鲁迅著译中难得的自然科学的译作。药用植物是一门介于植物学和药物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刈米达夫此书用现代科学分类法,对167种生药的有效化学成份、药理作用、植物形态及其分布等都作了简要说明,总结了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本现代化的药物学入门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关系,日本的药用植物和中医关系密切,因面此书对我国更有其价值。鲁迅原来学医,对生物学和药物学也有根柢,所以此书可以说是佳作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