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生于一八七三年，死于一九三三年，活了六十个春秋。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动荡年代。在这个年代里，杜亚泉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论，但他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智者之一，他知道沉沦中的中国最缺乏什么，最需要什么，并在最缺乏与最需要中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三十一岁那一年，他应夏瑞芳和张元济之邀，加盟商务印书馆，成为该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从此，他的名字，他的命运，便紧紧地和商务，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联系在一起了。

 

    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从一九零四年进馆到一九三二年避难返乡，他在商务服务了二十八个年头。在这二十八年中，他亲历了商务的初创、改制、鼎盛和重创诸历史时期，有欢欣，也有苦涩。但他并不因为欢欣而忘却自己的责任，也不因为苦涩而改变自己的初衷，始终坚持科学的立场，在漠视科学的时代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普及科学技术，并因此而成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中国科学界的先驱”。他的学行和志业留在了商务，留在了近代中国，成为中国人走出中世纪历程中一份十分珍贵的学思资源。

 

    早在加盟商务之前，杜亚泉就已经是一个颇有名声的学者了。那个时候，正值甲午战后，“啧啧言政法者日众”，但他对政法并不那么热衷，而更醉心于艺术（科学技术）。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深刻地阐述政治与科学技术之间关系的人。他认为，政治的改革固然重要，但政治的发达与科学技术的普及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的发达，必须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比政治的改革更为根本，假使不从这个根本上下踏实的功夫，国中之士“皆热心于政治之为”，未必有好的结果。一九零零年，他在上海创办《亚泉杂志》，“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并亲撰序文，其中写道：

 

    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印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借艺术以成之。……且吾更有说焉：设使吾国之士，皆热心于政治之为，在下则疾声狂呼，赤手无可展布，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在朝则冲突竞争，至不可终日，果如是，亦毋宁降格以求，潜心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独为不败之基础也。[i]

 

这段近一个世纪前的文字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现代政治和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把发展科学技术置于特别重要的位置。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杜亚泉之醉心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并不仅仅出于个人的学理兴趣，在他的醉心背后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关怀在焉。

 

    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杜亚泉曾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早年受业于何桐侯，“致力清初大家之文，上追天崇隆万”稍后“从叔山佳治训诂，罗致许氏学诸家书”，潜心研读。甲午战后受外患强击，亟思有以救之，乃弃帖括、训诂等“无裨实用”之学，转而刻苦自修历算、理化、动植诸学科。兼习日文，“购置制造局傅、徐两氏所译诸书，虽无师，能自觅门径，得理化学之要领”。自是而后一乃致全力于科学技术的启蒙之业。一八九八年应蔡元培之邀赴绍兴中西学堂任算学教员。一九零零年中西学堂停办后到上海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发行《亚泉杂志》，编译科学书籍及语文史地等教科书，全力普及新知新学，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一九零二年夏，一度应南浔庞氏之邀赴任南溪公学校长，冀借此以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惜未几学潮复起而辞职，返归故里。乡居期间，又与当地文教界知名学者王子余、寿孝天等人创办越郡公学，锐意培养科技人才。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为继徐寿之后的又一位成绩卓著的学者，一个有名于当时的学者。

 

这个时候，张元济已加盟商务印书馆，并创设了编译所，正在筹划、编纂《最新小学教科书》，决心以出版来推动新式教育和文化启蒙，他和夏瑞芳乃力邀杜亚泉入馆，共同来推进这一没有先例的事业。后来杜亚泉在《记鲍咸昌先生》一文中叙其事道：时张菊生、蔡鹤卿诸先生，及其他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而海上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扩大其事业，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ii]

 

说起来，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颇有些渊源关系。一九零零年他在上海创办的《亚泉杂志》（从第十一期起更名为《普通学报》），即由商务印书馆印制，可见他与夏瑞芳已有业务来往，对商务的业绩及夏瑞芳的经营才干显然有所了解。至于他与张元济何时相识，不得而知，但至少在一九零二年初他们已经相当熟悉了。一九零二年一月四日张元济创刊的《外交报》最初就是由杜亚泉创办的普通学书室发行的。有了这样一层关系，而且志向又相同，所以，当张元济和夏瑞芳为新创设的编译所物色编译人才的时候，杜亚泉很快进入他们的视野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而从杜亚泉方面来说，他虽有心编译书报开启民智，却因财力所限而无法一展怀抱！他在绍兴创办的越郡公学因款绌而不得不停办，他在上海惨淡经营的普通学书室亦因苦于没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而陷于疲顿状态，他有理想有才华甚至也有相当的名望，却没有一个用武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夏瑞芳和张元济向他发出邀请，他当然乐就了。一九零四年秋，他正式加盟商务印书馆，并将普通学书室并入商务，成为商务编译所早期人才群落中的重要成员。

 

二

 

杜亚泉的加盟商务并非为谋食而来，他的选择寄托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他进馆后，即被聘为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与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志同道合，齐心协力，默契配合，致力手科学技术的普及和传播，可谓得其所哉。他的进馆，在商务是得一编译之才；在他本人，则是找到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怀抱的理想场所。可以说，无论对商务还是对他个人都是好事，后来的事实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在商务的历史上，那是一个艰辛的创业时代。一批有理想有抱负且又富于新知新学的有识之士，在昌明教育和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的同一目标下，云集到北福建路唐家弄（今福建北路天潼路一带）的商务编译所。首先是张元济、蔡元培、高凤歧和夏曾佑进馆，而后是高梦旦、蒋维乔和庄俞接踵而至，现在杜亚泉又加盟进来，这一批人除蔡元培因故离馆外，其余诸同志构成了商务编译所最初的编译阵容。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有着各不相同的阅历，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留心时务西学，富于新知，且都以昌明教育和为祖国谋文化上之建设为己任。张元济依靠这一人才群体，以世纪之初的学制变更为契机，大举编印教科书，并带动整个商务扬帆驶进知识更新的时代大潮，使商务迅速成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传播新学普及新知的重镇，从根本上奠定了商务初期腾飞的基础。

 

这首先当然应该归功于张元济，但也不能忘记参与创业的编译所诸同人，没有他们的咸来相助和精诚合作，张元济势必孤掌难鸣，商务自然也不会如此迅速地成为中国新书业的巨擘。在商务初期的腾飞过程中，杜亚泉这个名字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创办之初的商务编译所编印人员不多，懂理化、博物方面的人才更少，因此当时商务出版的理化、博物等方面的教科书和其他相关书籍，大都出自杜亚泉之手。即使是聘请馆外人士翻译，也大都由他亲自校订。据王云五称，杜亚泉为商务印书馆编著的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多达百数十种。其中相当数量是教科书和教授法，范围从小学到中学以及师范学校，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矿物、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及农业等。由于商务早期的出版物不少只署「本馆译」或「本馆编」，目前尚无法确定这些书中哪些是杜亚泉编译的，但仅就杜亚泉署名的书籍已相当可观。这里根据一九一一年第一期《东方杂志》所附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总目录》及相关资料，将已知为杜亚泉一九一一年编译的各书罗列如下：

 

《文学初阶》六卷，初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一九零四年前出版，前四卷定价一角，后二卷定价一角五分。《东方杂志》创刊号登有该书广告云：绍兴杜亚泉著。书分六卷，自浅入深，循循善诱。始以一二字相联缀，导其先路，继以三四字成词句，掖其进步，依次递进，如升阶然。篇中词尚浅近，意取明晰，务期童蒙易悟。附图数百幅，凡飞潜动植服饰器用等类靡不惟妙惟肖。首卷并列教授诸法，尤便讲解。学生约半年读一册，足敷三年教课之用。这是最早用新法编著的小学国文教科书之一。

《格致》，一九零一年出版。这是国人自编的具有系统性的早期新式教科书。

《矿物学》，一九零二年出版。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矿物学教科书之一。

 

以上三种教科书均为杜亚泉进商务前在商务出版的教科书。下面所列为杜亚泉进馆后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前编译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

《中学生理学教科书》（译著），定价四角。

《动物学教科书》（译著），定价六角。

《中学植物学教科书》（译著），定价六角。

《新撰植物学教科书》（译著），定价八角，经学部审定。

《矿物学》（译著），定价八角，为《最新中学教科书》之一，经学部审定。

《初等矿物学教科书》（译著），定价三角。

《理化示教》，定价二角五分，经学部审定。

《实验化学教科书》（杜就田编，杜亚泉校订），定价四角。

《化学新教科书》（译著），定价一元二角。

《物理学新教科书》（译著），定价一元。

《实验植物学教科书》（译著），定价五角。

《盖氏对数表》，定价六角五分，一九零九年初版，后曾多次重印。

《最新理科教科书》（四册，谢红赉著，杜亚泉参订），定价八角，为高等小学教科用书之一。有广告称此书“材料精当，部次分明，最便高等小学理科之用”。

《最新理科教授法》（同上），定价二元，有广告云，此书“备载教授时应用之器具、图画、标本模型及预备之方法，讲述之次序”。

《最新笔算教科书》（四册，杜亚泉等编），定价八角，为高等小学教科用书之一，经学部审定。学部评云：“浅深比类，参互错综，皆采取各种新编而复参以经验，自较旧籍为精”。

《最新笔算教授法》（同上），定价除第二册为三角外，其余三册均为二角五分。

《最新农业教科书》（四册，杜亚泉、严保诚编），定价第一、二册各一角半，三、四各二角。有广告称该书“详述农事中浅近普通之知识，极便实用”。

 

以上诸书只是杜亚泉在晚清七年中编译或校订的众多自然科学教科书的一部分，但仅就这些教科书而言，已足以说明他在普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突出贡献了，更何况这些书大都曾风行一时，成为那个时代的学子进学之阶梯。近代许多文化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从这些书籍中获得的。据《蒋维乔日记》一九零六年条记载：他在这一年所读各书就有“杜译《植物学》一册、《生理学粹》两册、《普及动物学教科书》一册、《简明矿物学教科书》一册”。[iii]在杜亚泉的倡议下，商务还创设了仪器馆，供学习和观摩动、植、矿物及生理诸科之用。同时举办标本仪器传习班，招收生徒，培养自制仪器，标本、模型的人才。杜本人经常到传习班义务授课。这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举。正因为他在商务初期腾飞中的突出贡献，在商务早期，他与高梦旦、路尔奎一道被称为“创业三杰”。[iv]

 

杜亚泉主持商务编译所理化部最初七年间，除了亲自编译和校订外，还组织理化部内外同人编译了大量的博物、理化、算学等教科书及辅助教材，这些书籍一般都由他亲自设计编辑，编译所理化部因此而成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普及和传播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机构，确乎可谓功业彪炳！尽管在他之前，已有不少机构专门从事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与介绍，如教会主持的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益智书会、广学会等，政府官办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编译局等，均以翻译西书为务，其中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但这些机构翻译的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多数并不着眼于普及教育和文化启蒙，影响有限。晚清以出版教科书为主业的三十余家出版社也曾出版过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但无论是就质量、数量而言，还是就系统性和完整性而言，都无法和杜亚泉主持的理化部相媲美。据一九一一年《东方杂志》所载《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总目录》统计，理化部组织编译的初等小学算学、格致教科书凡十三种三十八册，高等小学算学、理科、农业和商业教科书凡十三种五十七册，小学补习科简易数学和简易格致课本二种三册，中学地理、博物、理化、数学教科书凡八十二种一百零一册，师范学堂用书十二种十四册，高等学堂用书一种，共计一百二十三种二百一十四册。其中经学部审定的初等小学教科书六种二十一册，高等小学教科书五种二十四册，中学教科书二十四种二十九册，师范学堂用书一种，高等学堂用书一种，另有经“总理学务大臣审定”的各类教科书五种，共计四十二种八十一册，占送审的各出版社之首。商务编译所理化部能有这样的成绩，与杜亚泉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有关，也与他的精心擘画和实力倡导密不可分。诚如胡愈之所说，杜亚泉“对于自然科学的介绍，尽了当时最大的任务”。[v]

 

虽然在杜亚泉亲自编译和组织编译的众多书籍中，原创的东西并不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一个“科学家的介绍者”，但其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就商务的早期发展而言，这一大批教科书的畅销，一方面使商务成为世纪之初普及和传播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重镇，另一方面也为商务创造了可观的利润，壮大了它的实力，并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就近代中国的知识更新和观念进化而言，其影响则尤为深远，它不仅一般地满足了世纪之初兴学浪潮对自然科学教科书的迫切需要，而且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知识结构，并进而推动新旧知识的更替和思想观念的进化，对近代科学观念的形成和科学精神的确立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

 

三

 

除了大规模地编译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外，从一九一一年起，杜亚泉兼任《东方杂志》的主编。他上任伊始，即对《东方杂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良，此后的《东方杂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显著的改进。

 

《东方杂志》创刊于一九零四年，初定名为《东亚杂志》，正式发刊时依张元济的建议更名为《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分社说、谕旨、内务、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小说、丛谈和新书月旦等十五栏目，除撰译社说、广辑新闻外，并选录各种官民月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名论要件，主体部分是分类选刊当时比较权威性的文献和时政资料，同时刊出诸如《各省理财汇志》、《各国理财汇志》那样的信息性材料，署名文章极少，可以说是一份汇集各种时政资料的信息性资料的大型文献性期刊。从一九零八第六期起，言论部分的分量有所增加，但仍以时政性资料为主。

 

杜亚泉接任主编后，立即宣布对《东方杂志》进行大改良，在第八卷第一期卷首刊出广告，其中说：“国家实行宪政之期日益迫，社会上一切事务皆有亟亟改进之观，我《东方杂志》刊行以来，已阅寒暑，议论之正确，记载之翔实，既蒙当世阅者所许可，顾国民读书之欲望，随世运而俱进，敝社同人不得不益竭绵力以谋改良。兹于今春扩充篇幅，增加图版，广征名家之撰述，博采东西之论著，萃世界政学文艺之精华，为国民研究讨论之资料，借以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具体的改良办法有五：

 

（一）  改三十开本为十六开本，每期八十页二十余万字，字数较前增加一倍；

（二）  每期卷首列铜板图十余幅，随时增入精美之三色图版，各栏内并插入关系之图画；

（三）  各栏内揭载政治、法律、宗教、哲学、伦理、心理、文学、美术、历史、地志、理化、博物、农工商业诸科学最新之论著，旁及诗歌、小说、杂俎、游记之类，或翻译东西杂志，或延请名家著作，以启人知识、助人兴趣为主；

（四）  记载时事，务其大者，近自吾国，广及世界，凡政治上之变动，社会上之潮流，国际上关系，必求其源委，详其颠末，法令公文亦择要附录焉；

（五）  定价特别从廉，仍如曩例。

 

与此同时，在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悬赏征文略例》，向社会各界征求关于政治及时事、有形无形诸科学、农工商实业方面的论著，以及诗歌、小说、杂俎、游记和游戏娱乐方面的论著。

 

与以前相比，大改良后的《东方杂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内容方面，以前以选刊各种时政资料为主体，署名文章极少，现在以发表署名文章为主体，扩大篇幅，取消了谕旨、奏章等官方文件，同时大大压缩时事资料方面的篇幅；以前强调资料性，带有明显的资料选刊性质，现在改为时论性与学术性并重，旁及知识性和趣味性，可读性大大增强。在形式方面，以前为三十二开本，现在改为十六开本；以前仅在卷首列数幅图片，现在不仅在每期卷首列铜板图十余幅，并随时插入精美的三色图版若干，而且在各栏内插入关系之图画，令人赏心悦目。这种变化，只要将改良前的最后一期（第七卷第十二期）与改良后的第一期（第八卷第一期）的目录略作比较，即可以一望而知。前者分图画三幅、谕旨若干则、论说一篇、记载（内分中国大事记及补遗、世界大事记、中国时事汇录、世界时事汇录）、文件（公牍一篇）、调查（世界调查录一篇）、附录（新知识、杂纂及中国大事记、外国大事记和职官表。二者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前者大体沿用戊戌年代《时务报》的模式，以有限的论说和大量的时事资料为主，后者则开创了中国杂志界的新格局，已刊登各种论著为主体，大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现代杂志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杜亚泉的大改良，对中国当时的杂志界而言，实质上是一次革命，它代表了一种现代杂志的崭新概念。此后创办的综合性杂志如《大中华杂志》等等大体都套用《东方杂志》的模式。单凭这一点，杜亚泉在中国期刊史上就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经过杜亚泉的大改良，《东方杂志》焕然一新，“销行一万份以上，打破历来杂志销数的记录”，[vi]成为当时中国杂志界最具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期刊。一九三四年一月胡愈之以“「《东方杂志》编辑部”的名义撰写的《追悼杜亚泉先生》一文对此曾做过恰如其分的评价，其中说：“杜亚泉先生主编《东方》，……先后共历九年。当时中国杂志界还是十分幼稚，普通刊物都以论述政治法令、兼载文艺诗词为限。先生主编《东方》后，改为大本，增加插图，并从东西文杂志报章，撷取材料，凡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无不在《东方》译述介绍。而对于国际时事，论述更力求详备，对于当时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在先生所主编的《东方杂志》，都有最确实迅速的详述，为当时任何定期刊物所不及。《东方杂志》后来对于国际问题的介绍分析，有相当的贡献，大半处于先生创建之功”。

 

在主编《东方杂志》期间，杜亚泉除了处理繁忙的编务、延请名家撰稿外，还大力译述介绍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在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方面亦致力于科学思想的灌输。从《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一期到第十六卷第十二期，他亲自撰写和译述的关于政治时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多达三百余篇，几乎每一期上都有他的多篇论著或译述，最多的一期甚至有十二篇论著和译文出自他的手笔。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在数量惊人的论著中，杜亚泉始终以一个启蒙者和自由主义的立场纵横论列，在社会改造、政治鼎革以及东西文化问题上留下了许多极富针对性的深邃思考。譬如在国家与社会问题上，他倡导减政主义，认为政府之进步，仰社会之提携，政府不应当过多地干预社会，而应当尽力培植社会的活力，并保证其得以顺畅的发展，防止其因受阻而枯竭。在新旧问题上，他主张接续主义，所谓接续指的是旧业与新业相接续，二者不可割断。接续主义一方面含有开进之意味，一方面又含有保守之意味，他认为有保守而无开进则拘墟旧业，有开进而无保守则使新旧之间的接续截然中断，势必动摇国家的基础。在东西文化问题上，他提倡精神文明，发扬东方思想，但并未放弃科学的立场；其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的目标，[vii]对于固有文明主张“科学的刷新”，反对“固执地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主张“相当的吸收”，但反对“完全的仿效”……杜亚泉是一个具有科学头脑、坚持理性的人，也是一个温和渐进的改良主义者，不相信一阵呐喊或一两次激进的运动就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的所有这些思考大致都沿着温和的渐进的改良进路展开。

 

然而，从辛亥到五四，随着共和政体的蜕化变质，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场以激进反传统、重建现代价值为主旨的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蓬蓬然而起，它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并迅速蔚为时代主潮。在新文化凯歌行进的精神气候之下，杜亚泉的渐进改良的理念就“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持重，过于保守了”。[viii]据说，当时杜亚泉曾作打油诗讥讽《新青年》所倡导的白话诗，其诗云：“一个苍蝇嘶嘶嘶，两个苍蝇吱吱吱，苍蝇苍蝇伤感什么，苍蝇说：我在作白话诗”。[ix]对白话诗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新文化的态度，这种态度说明他与时代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作为《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与时代之间的这种反差，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东方杂志》与时代主潮的偏离，这种偏离又反过来决定了杜亚泉及《东方杂志》的命运。尽管在今天看来，杜亚泉渐进改良的理念有非常独特的不容抹煞的价值和意义，“其思路之开阔，立论之坚实，见解之深邃，往往难为后人所超迈”，[x]但在当时的思潮背景中，杜亚泉及《东方杂志》非常自然地成了《新青年》集矢的靶子。一九一八年九月，陈独秀率先发难，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遂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东西文化问题大论战。同年十二月，杜亚泉在《东方杂志》第十五卷十二号上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回应陈独秀的驳难。次年二月，陈独秀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上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作为一种间接的回应，杜亚泉在这一年的《东方杂志》上接连发表了《大战结束后国人志觉悟如何》、《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功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新旧思想之折衷》、《何谓新思想》等论文，全面申论了自己在东西文化问题上的主张。较之陈独秀的“质问”，杜亚泉的申论无疑包含了更多的理性成分，但形势比人强，《东方杂志》与时代主潮的偏离，以及由此而受到《新青年》的猛烈批评，使《东方杂志》日益显得陈旧落伍，销量亦急剧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声誉与营业上的双重考虑，商务领导层决定改组《东方杂志》乃成必然。于是，一九二零年初杜亚泉无奈地告别了《东方杂志》！从此，他基本上从言论界消失了，当时及尔后的爱智者再也无从继续领略其言论的神采了。

 

四

 

告别《东方杂志》后，杜亚泉继续留在商务, 专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辞去《东方杂志》主编之职，对他而言是一件无奈的事，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仍然一如既往地从事自然科学的编译之业，为自然科学的传播和普及而努力。

 

和晚清时期略有不同，民国时期，他除了继续编纂中小自学然科学教科书和其他一些普及读物外，更侧重于主持编纂高质量的辞书和传播较高层次的自然科学著作，并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这些辞书和著作主要有：《有机化学》（杜亚泉、郑贞文编）《矿物学》(中学共和国教科书，经教育部审定)，《新编植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分类学》(百科小丛书之一，一九三三年初版)，《下等植物分类学》〈百科小丛书之一，一九三三年初版〉，《植物学大辞典》（杜亚泉主编，一九一八年初版），《动物学大辞典》（杜亚泉主编，一九二二年初版），《食物与卫生》（合译，《东方文库》第五十四种，一九二四年出版），《博物学教授指南》（一九二四年出版），《动物学精义》（译著，大学丛书之一，一九三九年出版），《化学工艺宝鉴》（一九一七年初版），《小学自然科词书》（合编，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这些书籍中尤以他主持编纂的《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为空前巨制。前者集十三人之力，历时十二年之久，凡三百余万字，蔡元培称“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者”；后者凡二百五十余万字，囊括和整合了中外有关动物学资料及最新的研究成果，可谓集中外动物学研究之大成。二者均为我国近代动植物科学辞书的开山之作，于增进动、植物科学研究的贡献极大，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个人的一生能做成的事是极为有限的，杜亚泉无疑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他在漠视科学技术的时代里始终以罕见的热情致力于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至死不改其志，这种精神尤其令人钦佩。一九三二年初，商务印书馆被炸毁后，编译所解散，杜亚泉被迫离开供职二十八年之久的商务，举家避难返乡。“士惟有品乃能贫”。那时他债台高筑，经济非常拮据，且疾病缠身，但他依然不能忘情于科技知识的普及，特别对小学自然科教师参考书之严重缺乏耿耿于怀，他说：“小学有了理科或自然科的课程，已经几十年，而国民于自然科学的常识绝少进步。其原因不止一端，但是小学教师参考资料之短缺，和小学生补充读物之不足，使教者和读者都呆守着一本教科书，既感兴趣的贫乏，又没有考证和旁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的常识不易进步，自系当然的结果。现在关于小学生的补充读书，如儿童理科丛书、少年自然科学丛书等，陆续刊行，为数似尚不少，而可供小学自然科学教师用的参考书还是没有。因此，便决定编著一部专供小学教师用的小学自然科学词书，以补此憾”。[xi]于是，他变卖了老家的所有产业，邀集几位亲友组织了千秋编印社，焚膏继晷地编纂《小学自然科词书》，该书收录自然科学词汇二干余条，包括自然科学、天文学、气象学、 物理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地文学、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生理学。卫生学、工程学、农业、森林、化工、制造、建筑、摄影术、游戏.、食品等二十三类，书末附有四角号码索引、西文索引、分类索引。全书近九十万字，内容极为丰富、实用，是一部深入浅出的极具参考价值的小学自然科教师用书。据说，该书编成后，世界书局曾出高价争购，但杜亚泉不为所动，仍决定交商务出版，以实际行动支援商务的复业奋斗。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小学教师教学参考书未及出版，他便因病长逝了。

 

杜亚泉逝世的消息传到商务后，商务同人莫不震悼！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张元济在批转杜海生请为杜亚泉遗像题字的来函时写道：“祈代请汤颐翁代撰诔词，最好用长语句韵语……弟精神涣散，竞不能握管。多劳良友，且感且悚。亚翁入商务印书馆甚早，先自设普通学书室，后以营业不佳，并入商务，遂入公司任事，盖三十年矣”。字里行间浸透着对杜亚泉猝逝的哀伤之情。王云五特别为杜氏遗著《小学自然科词书》作序，对杜氏的劳绩给予肯定和表彰，并以最快速度出版此书。 胡愈之则以“《东方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追悼杜亚泉先生》一文，以饱蘸感情的笔触沉痛缅怀了杜亚泉一生的志业。由于杜亚泉晚景凄凉，身后萧条，且尚有二子在中学肄业，商务同人蔡元培、郑贞文、钱智修、高梦旦、张元济、傅纬平、何炳松、庄俞、周昌寿、李宣龚、王云五和夏鹏等十二人于同年一月联名发出铅印单张，为杜亚泉募集子女教养基金，其中写道：

 

旧同事杜亚泉先生不幸于上年十二月六日在籍病故。念先生服务商务印书馆，垂三十年，遭国难后，始退休归里，然犹任馆外编辑，至弥留前不辍，可谓劳且勤矣。今闻溘逝，身后萧条，尚赖其族戚亲友为之经纪其丧，文士厄穷，思之可慨。顾其夫人亦老而多病，稚女未嫁，二子在中学肄业。同人等久契同舟，感深气类，悯其子女孤露，不可使之失学。因念先生遗风宛在，旧雨甚多，或以桑梓而悉其生平，或以文字而钦其行谊，必有同声悼惜，乐与扶持。为此竭其微忱，代申小启，伏希慨解仁囊，广呼将伯，集有成数，即当储为基金，使其二子一女，皆可努力读书，克承先业，则拜赐无既，而先生亦必衔感于九泉之下也。[xii]

这一教养基金后来究竟募集到多少，已无从稽考，但这篇文字所表达的感念和心意，作为杜亚泉与商务关系的最后见证，多少令人感到温暖和欣慰。然而，像杜亚泉这样“品格崇高、行足讽世之学人”，这样对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智者，这样把自己毕生的精力与智慧全部都献给科技启蒙的“科学界先驱”，身后竞如此萧条，甚至不得不借棺入殓，又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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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版，第一页。

[ii]《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七年一月版，第九十页。

[iii]《蒋维乔日记》，《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第四十七期第十七页。

[iv]  陈江：《邝富灼小传》，同上第二十四页。

[v]  胡愈之：《追悼杜亚泉先生》，《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本书第九页。

[vi]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一百一十二页。

[vii]  同[vii]。

[viii]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杜亚泉文选序》第五页，本书第五十页。

[ix]  转见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一百二十四页。

[x]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xi]  转见谢振声：《杜其堡先生事略》，《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第三十五期第五页。

[xii]  蔡元培等：《为杜亚泉募集子女教养基金启》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三百七十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