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翰伯同志几乎30年都在一起，由于时间关系我就集中讲一件事吧。

　　李鹏总理在商务印书馆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有了个题词，一共10个字，就是：“《辞源》开新宇，名著集大成”。这10个字对商务是一个很确切的描写。我讲的就是翰伯同志在这两句话里面所做的贡献。

　　这两句话，一个提到《辞源》，一个提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简称“汉译名著”），都是商务印书馆100年的历史结晶，这两项工作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辞源》是1908年开始修订，到1915年出版，1979年出修订版。“汉译名著”开始于严复，严译8种。“汉译名著”序言里面讲了，分为几个学科：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史地、政治。这是商务印书馆后来做的学科框架。当然，因出版这些书，商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的打击。回过头看，商务的学术出版从严复开始，再经过梁启超，再到蔡元培、胡适这些学界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的先后接力，至30年代，王云五推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一共是200余种（其中包括一些文学著作），可以说是1949年前社科学术图书出版的一次集大成，也是后来的“汉译名著”的前身。1958年，翰伯同志进商务，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那种比较“左”的环境下怎样出“汉译名著”？

　　关于为什么要出这些书，当时传说纷纷。周扬讲要盖高楼大厦，高楼大厦的材料是什么呢？康生说要出反修材料，供党参考，具体要求也没有讲清楚。还有石西民说过以现代学术为主。我感觉当时领导层并没有人对商务印书馆出名著的方针有明确的说法。我觉得是陈翰伯同志根据领导层的谈话，自己思考确定了“汉译名著”的出版方针，就是以马列主义三个来源和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著作为主，还有就是毛主席说过的，有用的一些流派。翰伯同志根据自己确定的这个方针规划出书，从1958年到1966年，一共出了多少呢？根据汪家熔先生统计，一共出了395种。翰伯同志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在“左”的影响下，非常困难的时候出了395种，它比原来商务从出“汉译名著”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时的出版种数翻了一倍，而且更具有系统性。刚才讲的，王云五出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带有一定的介绍性质，但翰伯同志就很明确，他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出“汉译名著”，就是以马列主义三个来源为指导，以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著作为主体，更系统一些。

　　还有一点，陈翰伯在“汉译名著”里面写序言，详细介绍关于名著的前因后果，这395种比原来王云五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不管是选题的系统性方面还是质量方面都要高得多。80年代我曾经去苏联参加书展，苏联的学者看了我们的“汉译名著”说，我们的丛书中，很多苏联都没有翻译。据我从参加的书展中了解到，外国没有一个国家对名著的翻译出版能够超过这套丛书的规模。所以李鹏同志写道，“名著集大成”。我说这是世界性的，应该列入世界首例。

　　第二个我讲讲《辞源》。《辞源》从1915年出版后，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直在销。到60年代开始修订，到“文化大革命”就停止了。“四人帮”一一也就是当时的极“左”思潮，要把无产阶级的专政内容插到每个词条上去。《辞源》十几年出不来，《现代汉语词典》也出不来，《汉英词典》毛主席60年代就要修订，也出不来。原因是什么，就是“四人帮”的干扰。

　　翰伯同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坐冷板凳，一直没有很大的作为，但是在1975年中外语文词典规划会上，翰伯同志挺身而出，根据总理的指示编了书目，明确提到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现代的《辞源》要跟历史联系起来，1975年词典会议以后开始拨乱反正，所以后来这几本词典都出了，《辞源》也出了，《现代汉语词典》也出了，《汉英词典》也出了，还有《日汉词典》等，后来又开展了跟外国的合作。这几本词典现在都是销售上万，上百万，上千万册。跟牛津合作的“英汉双解词典”，据于殿利同志介绍，每一分钟卖2.2本。后来又发展到汉外词典，又发展到双语词典，现在据说有500种以上，商务的营业额呢，过去我做的时候是以千万计，现在大幅度上升，从千万到亿，到上十亿。

　　从辞书的品种上讲，根据我的了解，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家出版社出的语种比我们多。我到法兰克福书展，带去《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汉语词典》，有人问，你们中国还出这样偏的语种词典？我们不光出塞尔维亚语词典，我们还出梵语词典。德国有一家斯普林格出版社，他们想每一个语种都要出词典，不过我看它也没有达到我们出版的词典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