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老同志、老专家：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陈翰伯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新闻出版界的新老同行一起缅怀翰伯同志，回顾他一生为新闻出版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和他忠于革命、光明磊落、追求真理的高贵品质，总结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新闻出版事业走过的曲折道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和力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做大做强。刚才有关方面的各位老同志特别是在翰伯同志身边工作过的木文问志，深情回忆了翰伯同志为新闻出版事业奋斗的历程，我非常感动。作为一个出版家，那种坚持真理、追求正义、不畏权势的精神，是非常受尊敬的。

　　我看了一个同志回忆的材料，说有人抱了一大堆的书批判他搞“封资修”，他始终一言未发，回来以后告诉商务的同志在书前面写一个出版的序言。可见他的内心里面一直坚持着传播真理，为中国出版业扎扎实实工作的坚强信念。所以我看了非常之感动。

　　我和翰伯同志只有一面之缘，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主持编撰“当代中国丛书”之中“青年运动卷”时，就“一二·九”学生运动专题请教和采访过他。当时只知陈翰伯同志1914年生于天津，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时就参写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22岁即加人中国共产党，从此为革命奋斗一生。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当年的学生领袖，年过花甲而革命锐气依然不减，说起往事很有激情，使我深受教育。当时并不知道他在新闻出版战线的业绩。到新闻出版总署工作后才得知，翰伯同志是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早在抗战期间，他就是党在国统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写文章、办刊物，曾在张学良的《西京民报》、杨虎城的《西北文化日报》、上海的《联合晚报》等多种进步报刊担任重要职位；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新华通讯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北京新闻学校副校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倾其一生、竭尽全力为国家的新闻出版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出版界有很多人，有些人是有开拓性的，留下了真理、留下了精神、留下了精品力作，有些人也并不见得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我参加的纪念会不多，但是我是选择性地参加，范用的纪念会我参加了，我发表了文章，为什么？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为中国的出版事业留下他的精品力作，敢于在那种情况下解放思想、留下真正的文化。有些人出版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文化，像翰伯同志讲的，（那个时期）印的那个小册子不叫出版。如果中国出版业历史上没有这样一批人，我们中国历史是个什么面貌？留下了什么东西？这一点，我觉得是当今仍然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陈翰伯同志敢于承担重任，知难而进

　　早在战争年代，他在白区工作12年，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他奋不顾身地战斗在上海、西安、成都、南京、重庆的新闻第一线，担任许多危难之时的重任，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机智勇敢地在第二条战线作战。“反右”之后的1958年，他来到商务印书馆担任领导工作，不顾危险、不避风头，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基本上处于停业状态的北京商务印书馆。在此期间，他领导制订了多个中长期出版计划，坚持把学术著作和基础工具书放在重要位置，组织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图书，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系列、“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源》（修订本）等，使商务印书馆冲破“左”的干扰而重获生机，成为我国出版界的学术重镇和辞书王国。

　　经典著作是非常重要的，昨天上午我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他一开始就讲了对文艺经典的重视，讲了法国的许多小说，讲了德国的诗歌、小说，讲了英美的文学，也讲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出版的苏联的小说，大概一共列举了50多本，他说他现在治国理政的智慧就来自于早年读了这些书，也讲到了在法兰克福书展看到图书在国际上的重要影响。只要是精品力作，对一代一代人都会产生影响。翰伯同志做的这些事情至今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

　　陈翰伯同志提倡“开门办社”，强调知识分子、著译者的重要性，支持知识分子发挥作用，为商务储备了当时最顶尖的著译者资源，千方百计为出版编辑人员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高编辑人员的学术水平，联络了一批著名的著译者，建成了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编辑队伍，成就了商务日后事业的再度辉煌。

　　陈翰伯同志敢于坚持真理，越挫越勇

　　在那个“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年代，他坚持马列主义真理，按新闻出版规律办事，自然常常遭批判。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久经磨练，不避风险，越挫越勇，在逆境中志不移、气不馁。虽然在特殊的年代屡次被扣帽子，但他总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做他认为对的、好的事情，毫不动摇。例如，“文革”十年，他受到残酷迫害，屡遭批斗、身心受到伤害，但他一回到人民出版社和出版局，又坚持他的出版原则，把中外辞典、学术名著作为出版重点。这又导致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遭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他再度出山，更加坚持按新闻出版规律办事，提出要改革出版布局，解放出版生产力，体现了他追求真理的信念和决心。

　　陈翰伯同志敢于解放思想，探索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进入了拨乱反正的大转折大改革。是他连续召开十余次国家出版局党组扩大会议，解放思想、统一认识，讨论出版工作如何适应这一历史性转折，全面推进了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探索，为出版工作在新时期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简称“长沙会议”），提出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调动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使全国出版单位数量成倍增加，形成竞争局面。他提议创办《读书》杂志，并为这个影响深远的刊物奠定了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学术方向，使《读书》至今享誉海内外读书界，成为介绍中外人文科学思想的桥梁。早在1979年，他就注意到了出版体制问题，并提倡载入宪法的出版自由和依法管理，组织了出版法的草拟，并整理、修订了包括《出版社工作转型条例》、稿酬制度等在内的出版工作各项规章，发出了新闻出版改革的先声。

　　陈翰伯同志敢于独立思考，开拓局面

　　1979年12月，由胡愈之、陈原和他促成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他被推选为第一届主席。在这个岗位上，他独立思考，与时俱进，根据大改革大转折的需要，组织制订协会章程，提出了协会工作的框架意见，不顾身体的病痛，连续六年主持召开版协的重要会议，在培训出版干部、发动群众推进出版改革、推进出版理论研究、奖评优秀图书、表彰出版工作者、征集出版史料、加强出版对港澳台对外交流等工作上付出了他的心血，很快使版协工作有了新局面．特别是在《中国出版年鉴》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痛陈极“左”时期的出版弊端，论述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繁荣发展中国出版业，才能改变中国出版落后现状的道理。正是由于他的创新努力，很快开创了出版工作的局面，使我们这些后来者受益匪浅。冯亦代曾评价他“把中国的出版业从濒临衰境，挽救了过来”。

　　陈翰伯同志既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又是一位学有专长、治学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位造诣深、业务精、经验多、光明磊落的新闻出版实干家。他忍辱轻荣、淡泊名利、一心为公、奋斗不息，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品质是至为高尚的。正如陈原先生所说，陈翰伯是一个“倔强的人，正直的人，勇敢的人，永不向邪恶低头的人，为人民奉献了毕生精力的人”。他的同事评价说：“办报的时候，他主要致力于跟反动派作战；出书的时候，他关注的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他常想的是自己和他的同事们应该奉献些什么和能够奉献些什么。他只是奉献，他从不索取。”他“念念不忘文化积累，不忘文化传播。他留下了一个精神世界，他留下了奉献就是人生最大幸福那样的精神境界”。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真正的出版大家。

　　我国出版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好局面，足与许多出版先贤的努力分不开的，是与陈翰伯同志一样的老同志的贡献分不开的。陈翰伯同志的精神和业绩、学识和品行，将永远鼓励和鞭策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出版人。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他，不仅为了追忆他无私奉献的一生，也为了昭示后人更好地发展壮大前人所开创的中国新闻出版事业，承担起建设新闻出版强国的神圣使命。

　　此时此刻，值得告慰老一辈新闻出版家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我国新闻出版业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版协成立时相比，图书品种增长到40多万种，总印数达到了80亿册，年总发行金额超过了1000亿元，数字网络出版产值突破2500亿元，实体、网络、数字等多功能阅读空间大幅拓展，全民阅读正在深入城乡，“书香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果；我围的出版能力已经进入国际前列，图书出版、报刊出版实物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印刷业产值居世界第三位，我国“双百亿“的出版集团已达六家，三家出版机构进入世界出版30强。陈翰伯同志生前念念不忘的出书难、图书品种少，人才少、学术质量低，印刷慢、出版周期长，发行门店少、排队买新书等等问题，已经在改革发展中迎刃而解。当然，新的时期，出版业发展又有新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像翰伯同志那样，尽心竭力、呕心沥血去解决，需要出版界共同努力再开新局面。

　　翰伯同志于中国的出版事业，如同一座灯塔，在茫茫大海上看起来是那么孑然而渺小，却用温暖的灯光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标识航线、指明方向、饱含着向好的希望。对这样一位先驱者、领路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学习他。作为现任的中国版协负责人，要继承翰伯同志的好品质、好精神，努力推进中国出版业深化改革、融合发展、持续繁荣，要以五千年文明传承和全球文化传播为基点，继续回答翰伯同志提出的“出版业应当为人民为国家奉献些什么”这个问题，并且要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前有榜样，后有来者。我相信，中国当代出版家一定能再造中国出版新高峰，有能力为中华民族创造更多立得住、传得开、叫得响、留得下的经典之作和传世精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