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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所反抗的“被描写” ——看《未来的光荣》警醒当下

2021-09-14作者:李煦刊发媒体:长江日报浏览人数:7

《鲁迅六讲(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

 

 

  《未来的光荣》为鲁迅《花边文学》正文第一篇。有人讽刺鲁迅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此外“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暗示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鲁迅索性就将自己1934年的短评结集为《花边文学》。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今年是他140周年诞辰。当他去世时,棺上覆盖着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绫。21世纪的人们如果用心读鲁迅,会惊讶地发现,鲁迅常读常新,他在近百年前说的那些话,很多并没有过时,反而在当下依然鲜活。

  今天,我们要重读一下鲁迅1934年的一篇短文《未来的光荣》,全文600余字,“文眼”才47个字:“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此文有着惊人的预见性,道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被描写”?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鲁迅六讲》增订本中,作者郜元宝教授为这47个字辟一专章,认为“其观察之精到、思想之深刻,在鲁迅著作中实在应该占一个重要地位,包含了鲁迅对现代中国文化内在危机的体认”。


  

一个法国小说家到上海


  1933年11月,法国小说家、记者德哥派拉来中国旅行,引起了一阵轰动。鲁迅在同年12月28日的一封信中说:“德哥派拉君之事,我未注意,此君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

  鲁迅在世时,法国作家访问中国的不多,德哥派拉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他游遍世界,除了欧美,还去很多不发达地区,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尼泊尔。作品富有异国情调,主要为旅行记、侦探和冒险小说、自传,以混合虚构和个人经历为特征,风格繁复、华丽,自成一格,擅长营造异国情调,制造悬念,也很会营销,使他成为当时最流行最时尚也最富有的作家之一,很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用今天的话说,他是网红大IP,世界级的畅销书作家。

  他到中国后,受到舆论追捧。1933年11月29日,他在上海参加中法文艺界、报界茶话会时,中国记者曾问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之感想如何”,他回答说:“此问题过于严重,非小说家所可谈到。”记者又请他谈“对中国之感想”,他回答说:“来华后最使我注意的,一是中国菜很好,二是中国女子很美。”后来他从南京到北平,一路受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文人们的迎送,都是以这类话应付。

  无怪乎鲁迅说他“油头滑脑”。至于“礼拜六派”,是出现于民国初年的文学流派,因以《礼拜六》周刊为主要阵地而得名,擅长写以才子佳人情节为主的市民小说,包括言情、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公案等题材。

  后来德哥派拉果然以中国之行的素材写了一部《孔子穿上燕尾服》,描述自己在上海杭州北京广州云南等地的经历,还配了他拍的33幅照片,既是纪实,也不乏向西方贩卖东方趣味。


一个“电影迷”的警告


  1934年1月,鲁迅写了《未来的光荣》一文,以德哥派拉之事为由头,并结合自己看电影的心得,发出了警告:“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后有德哥派拉……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色情的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鲁迅很喜欢看电影,而且看得很杂,其中既有《西线无战事》这样的佳作,也有《米老鼠》等“亲子题材”,还有《中国大侦探陈查理》这样的美国拍的“东方面孔故事”,还有不少反映冒险、旅游、异域风情的片子。根据鲁迅日记,仅1934年一年,他就看了32部电影,其中有大量的好莱坞出品。对于商业片中的猎奇、庸俗元素,他并不陌生,而且相当敏感。

  他意识到:西方许多反映非西方人民生活的电影和文学作品,总爱夸大非西方世界的“奇特的、色情的东西”,以投本国主顾所好;而中国人也面临被外国人所“描写”的危险,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描写者”中的一个;在这过程中,中国人不能以本来面目示人,因而可能蒙受损失或屈辱。

  推而广之,在文化、学术等领域,都存在着这种危险。在20世纪30年代有这种危险,在21世纪的当下难道就不存在这种危险了吗?

  鲁迅对外国人用歪曲、不真实的方式谈论中国的事情,十分警惕,或客气地澄清其误解,或愤怒地揭露其歪曲。但是,在《鲁迅六讲》作者郜元宝看来,这还不是《未来的光荣》主要的价值所在。


关键的问题是主动去创造


  郜元宝认为,“被描写”首先就意味着自己不能描写自己。他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话,认为那时候的法国农民过于分散,缺乏技能、财富和社会交往,更未建立全国性联系,不懂得如何表达本阶级利益要求。“他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

  郜元宝认为,鲁迅所说的“被描写”,与“他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导致的“被代表”,二者立意相近。

  郜元宝进而分析,“被描写”的深意,并不在“被别人(外国人)所描写”。“被别人描写”,是“别人”的事,“我”无从干涉,而只能就“别人”的描写发表自己或赞同或反对的看法。“别人”的描写,好、坏、真、伪,都可供参考。“被描写”主要说的是自己一方,指自己不积极地认识自己、表达自己,不积极地发出声音来“描写自己”,在文化创造上陷入虚空,因而不得不专等别人恩赐,积久成习,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以为“有趣”,觉得“光荣”。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自己不能描写自己”?中国又该怎样做,才能实现自己描写自己?根据郜元宝的研究,鲁迅在他的一系列文章著作中,以不同方式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首先是东西方交流与碰撞产生的不平等话语/权力关系合法化、普适化:“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许多人出于私利的考虑,借不同文化交往与碰撞容易造成权力真空的大好机会,自树权威,在“自己人”中制造更具奴役色彩的新的不平等。

  郜元宝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各种“被描写”的深刻的肇因,也是现代中国一切创造性活动的直接对立面。鲁迅致力于反抗这种“被描写”。

  另一方面,追赶者不仅面临本国消极传统的桎梏,还容易受到“盲目屈从西方”的新桎梏;只有摆脱这两种桎梏,在现实的挣扎中创造属于现代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创造足以“描写自己”但又只能“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的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形式、文艺和语言,才能真正地“描写自己”。

  正因为如此,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首屈一指的作家,大部分时间却花在翻译上,许多杂文也是讨论翻译问题的。郜元宝说:“经常有人主张把鲁迅的创作和翻译分开,20世纪90年代初还有人认为不应该将翻译编入可能要印行的新的全集。抱这种想法的人实在不理解翻译对鲁迅的意义。在鲁迅看来,不翻译、不倾听西方人(当然不仅是西方人)诉说自己的心声(包括他们关于中国的谈论),一般中国人将永远不能免除……‘被描写’的无妄之灾。”这是鲁迅的“拿来主义”。

  拿来之外,还要“拿去”。拿来只是手段,目的在拿去,即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向世界发出自己“生存的战叫”。但拿去,不是将现成的“国粹”拿到外国展览,那是没出息的“送去主义”;真正的拿去是在拿来的基础上“描写自己”,显示中国的现代性存在。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他去世也有85年了。鲁迅先生,常读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