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所反抗的“被描写” ——看《未来的光荣》警醒当下

《鲁迅六讲（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

　　《未来的光荣》为鲁迅《花边文学》正文第一篇。有人讽刺鲁迅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此外“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暗示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鲁迅索性就将自己1934年的短评结集为《花边文学》。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今年是他140周年诞辰。当他去世时，棺上覆盖着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绫。21世纪的人们如果用心读鲁迅，会惊讶地发现，鲁迅常读常新，他在近百年前说的那些话，很多并没有过时，反而在当下依然鲜活。

　　今天，我们要重读一下鲁迅1934年的一篇短文《未来的光荣》，全文600余字，“文眼”才47个字：“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此文有着惊人的预见性，道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被描写”？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鲁迅六讲》增订本中，作者郜元宝教授为这47个字辟一专章，认为“其观察之精到、思想之深刻，在鲁迅著作中实在应该占一个重要地位，包含了鲁迅对现代中国文化内在危机的体认”。

　　

一个法国小说家到上海

　　1933年11月，法国小说家、记者德哥派拉来中国旅行，引起了一阵轰动。鲁迅在同年12月28日的一封信中说：“德哥派拉君之事，我未注意，此君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

　　鲁迅在世时，法国作家访问中国的不多，德哥派拉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他游遍世界，除了欧美，还去很多不发达地区，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尼泊尔。作品富有异国情调，主要为旅行记、侦探和冒险小说、自传，以混合虚构和个人经历为特征，风格繁复、华丽，自成一格，擅长营造异国情调，制造悬念，也很会营销，使他成为当时最流行最时尚也最富有的作家之一，很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用今天的话说，他是网红大IP，世界级的畅销书作家。

　　他到中国后，受到舆论追捧。1933年11月29日，他在上海参加中法文艺界、报界茶话会时，中国记者曾问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之感想如何”，他回答说：“此问题过于严重，非小说家所可谈到。”记者又请他谈“对中国之感想”，他回答说：“来华后最使我注意的，一是中国菜很好，二是中国女子很美。”后来他从南京到北平，一路受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文人们的迎送，都是以这类话应付。

　　无怪乎鲁迅说他“油头滑脑”。至于“礼拜六派”，是出现于民国初年的文学流派，因以《礼拜六》周刊为主要阵地而得名，擅长写以才子佳人情节为主的市民小说，包括言情、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公案等题材。

　　后来德哥派拉果然以中国之行的素材写了一部《孔子穿上燕尾服》，描述自己在上海杭州北京广州云南等地的经历，还配了他拍的33幅照片，既是纪实，也不乏向西方贩卖东方趣味。

一个“电影迷”的警告

　　1934年1月，鲁迅写了《未来的光荣》一文，以德哥派拉之事为由头，并结合自己看电影的心得，发出了警告：“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后有德哥派拉……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色情的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鲁迅很喜欢看电影，而且看得很杂，其中既有《西线无战事》这样的佳作，也有《米老鼠》等“亲子题材”，还有《中国大侦探陈查理》这样的美国拍的“东方面孔故事”，还有不少反映冒险、旅游、异域风情的片子。根据鲁迅日记，仅1934年一年，他就看了32部电影，其中有大量的好莱坞出品。对于商业片中的猎奇、庸俗元素，他并不陌生，而且相当敏感。

　　他意识到：西方许多反映非西方人民生活的电影和文学作品，总爱夸大非西方世界的“奇特的、色情的东西”，以投本国主顾所好；而中国人也面临被外国人所“描写”的危险，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描写者”中的一个；在这过程中，中国人不能以本来面目示人，因而可能蒙受损失或屈辱。

　　推而广之，在文化、学术等领域，都存在着这种危险。在20世纪30年代有这种危险，在21世纪的当下难道就不存在这种危险了吗？

　　鲁迅对外国人用歪曲、不真实的方式谈论中国的事情，十分警惕，或客气地澄清其误解，或愤怒地揭露其歪曲。但是，在《鲁迅六讲》作者郜元宝看来，这还不是《未来的光荣》主要的价值所在。

关键的问题是主动去创造

　　郜元宝认为，“被描写”首先就意味着自己不能描写自己。他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话，认为那时候的法国农民过于分散，缺乏技能、财富和社会交往，更未建立全国性联系，不懂得如何表达本阶级利益要求。“他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

　　郜元宝认为，鲁迅所说的“被描写”，与“他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导致的“被代表”，二者立意相近。

　　郜元宝进而分析，“被描写”的深意，并不在“被别人(外国人)所描写”。“被别人描写”，是“别人”的事，“我”无从干涉，而只能就“别人”的描写发表自己或赞同或反对的看法。“别人”的描写，好、坏、真、伪，都可供参考。“被描写”主要说的是自己一方，指自己不积极地认识自己、表达自己，不积极地发出声音来“描写自己”，在文化创造上陷入虚空，因而不得不专等别人恩赐，积久成习，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以为“有趣”，觉得“光荣”。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自己不能描写自己”？中国又该怎样做，才能实现自己描写自己？根据郜元宝的研究，鲁迅在他的一系列文章著作中，以不同方式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首先是东西方交流与碰撞产生的不平等话语/权力关系合法化、普适化：“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许多人出于私利的考虑，借不同文化交往与碰撞容易造成权力真空的大好机会，自树权威，在“自己人”中制造更具奴役色彩的新的不平等。

　　郜元宝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各种“被描写”的深刻的肇因，也是现代中国一切创造性活动的直接对立面。鲁迅致力于反抗这种“被描写”。

　　另一方面，追赶者不仅面临本国消极传统的桎梏，还容易受到“盲目屈从西方”的新桎梏；只有摆脱这两种桎梏，在现实的挣扎中创造属于现代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创造足以“描写自己”但又只能“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的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形式、文艺和语言，才能真正地“描写自己”。

　　正因为如此，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首屈一指的作家，大部分时间却花在翻译上，许多杂文也是讨论翻译问题的。郜元宝说：“经常有人主张把鲁迅的创作和翻译分开，20世纪90年代初还有人认为不应该将翻译编入可能要印行的新的全集。抱这种想法的人实在不理解翻译对鲁迅的意义。在鲁迅看来，不翻译、不倾听西方人（当然不仅是西方人）诉说自己的心声（包括他们关于中国的谈论），一般中国人将永远不能免除……‘被描写’的无妄之灾。”这是鲁迅的“拿来主义”。

　　拿来之外，还要“拿去”。拿来只是手段，目的在拿去，即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向世界发出自己“生存的战叫”。但拿去，不是将现成的“国粹”拿到外国展览，那是没出息的“送去主义”；真正的拿去是在拿来的基础上“描写自己”，显示中国的现代性存在。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他去世也有85年了。鲁迅先生，常读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