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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翁帆笔下的杨振宁

2021-09-23作者:李昕刊发媒体:南方周末浏览人数:50

  2021年9月22日,是杨振宁先生99岁生日。按民间“过九不过十”的旧俗,这就是百岁寿辰,商务印书馆特地为此出版了《晨曦集》增订版,作为杨先生的生日贺礼。《晨曦集》初版于2018年,此次增订,增加了13篇文章,10万字左右的篇幅,照片增加了近40幅。

 

《晨曦集》(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


  仍然是杨振宁、翁帆编著,但增加的文章,主要是杨振宁本人和友人回忆杨振宁的作品。在编辑过程中,我曾几次建议翁帆多写几篇,因为在我看来,她与杨先生已相依相伴17个春秋,时时可以近距离观察杨先生,这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我希望她能尽可能地留下珍贵的记录。但是,因为翁帆处事非常低调,她喜欢退到幕后,多年中不仅从不单独接受媒体采访,而且也极少写文章谈论杨先生。这一次,为了编书,她表示会写一写,但是最后仍然只提供了一篇极短文和一篇后记。加上原版收入的一篇千字文和后记,署名翁帆的作品,在增订版中只有4篇,一共大约5千字。
  但是,这5千字在我看来却很有些分量。文章虽短,却都言之有物,把她想说的话都说了,而且是抓住重点来说。因为作者惜墨如金,一般读者,也许看不出名堂,这里我尝试着做一点解读。

 

  1、杨振宁先生的“精”与“傻”

 

  书中收入的《杨振宁先生的“精”与“傻”》,最初刊登于2017年4月19日的《中华读书报》。翁帆写此文,纯粹是有感而发。当时,为了杨振宁先生放弃美国国籍,重新加入中国国籍,网上有很多议论,说怪话的人不少。凤凰卫视甚至专门为此做了三人谈,主要观点是肯定的,但其中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杨振宁很“精”,意思是说他在美国可以给他好处的时候,选择美国籍,而在中国可以给他好处的时候,就选择中国籍,这是一种利己主义的精明。
  翁帆认为,这种认识与她所了解的杨振宁不同,于是在文章中举了四个小例子。

 

1971年杨振宁演讲记录的封面

 

  前两个例子,一是说杨振宁于1971年夏天到中国大陆探亲访问。回美国后在许多地方,包括多所大学和好几个中国城,做有关新中国的演讲,介绍“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轰动。他的举动也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多次找他“谈话”,给他施压。二是说杨振宁对政治风险全不在意,此后致力于沟通中美两国关系,于1970年代后期出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向美国社会介绍新中国,强调中美建交的必要性,遭到国民党驻美国机构的辱骂。
  这里集中展示的是杨振宁的家国情怀。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杨先生虽然因为现实压力和特殊处境,不得已而加入了美国籍,但是他的中国心始终未变。进一步说,我以为,这颗中国心还因他首次归国旅行而被点亮、大放光彩。增订版《晨曦集》披露了杨振宁1971年的演讲全文,标题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杨振宁先生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印象》,这篇演讲,字里行间洋溢着杨振宁对新中国的深厚感情。虽然,在“文革”后期那个特殊历史条件下,杨振宁和我们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对左倾思潮的认识带有一定局限性,但是,他的确是发自内心地看好新中国,力挺新中国。可以说,这次演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杨振宁的人生。在此之前,他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在此之后,他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不仅四处演讲,他甚至参与领导了留美学界的“保钓”运动。他以杰出华人科学家的人格魅力和号召力,迅速成为旅美华人的领袖级人物,他的思想和言论,唤醒了整整一代旅美华人的爱国情感,改变了诸多美国人对新中国的印象。大家都知道中美两国关系的“解冻”始于“乒乓外交”,但是未必了解杨振宁的这篇演讲对于美国人重新认识中国的意义。我认为,如果将来有人写中美关系史,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史料。
  若是以“精明”的标准要求,杨振宁这样投身爱国事业其实很“傻”,一来社会活动占用大量精力,耽误他的科学研究,二来在政治上受到美国和台湾敌对势力的仇视。以当时美国中情局对他的警告,他甚至可以感受到可能被暗杀的危险,而台湾当局对他又拉又打,给他的压力也很大。1957年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第二年台湾当局就授予他“中研院”院士,此后多次邀请他访问台湾,均被他拒绝。后来,他因为呼吁美国和新中国建交,竟然被台湾当局诬之为“杨匪”。但杨振宁不改政治选择,他恐怕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究竟是“精”还是“傻”?
  翁帆举出的第三和第四个例子,都是在讲杨振宁在中国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上的态度。说的是他40年如一日,坚持了一个极不讨好的学术观点。
  1978年中央领导向杨振宁征求关于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意见。翁帆说,杨先生明知领导同志在热切地等待他表示支持,但是他认为,中国“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可做的事情很多,大型加速器项目不是当务之急。他表明了反对态度,不附和任何人的意见。
  2016年多名外国诺贝尔奖得主建议中国建造超大型对撞机,国内科研机构也有附和的声音,杨振宁于9月初在网上发表一文《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还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做出否定的选择,又引起许多同行的不满。翁帆说,杨先生知道写这样的文章会得罪人,但是他必须说真话。
  以我的了解,在此问题上的确有人怀疑杨振宁的动机,是一种利己的考虑。例如有人说,因为他和李政道有矛盾,凡是李政道支持的他都反对,还有人说,杨振宁害怕中国出现更多的高能物理学家,科研成就超过他本人。这些,都只能说是狭隘之论。
  其实这个问题,《晨曦集》增订版收入的拙文《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已经讲清楚了。杨振宁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丘成桐的一句话。
  众所周知,在近几年有关超大对撞机的争论中,丘成桐和杨振宁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丘热情支持建造而杨极力反对。但是丘成桐说,超大对撞机所进行的“这些实验背后的基础理论都用到杨先生的学说。每一次突破后,我们对杨先生生的学问更加佩服”。
  讲私心,哪个科学家不希望自己研究成果时时被人肯定和称赞?如果杨振宁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那么他的确不应这样“傻”,而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超大对撞机项目上马。
  翁帆这篇千字短文,只用4个小例子,不仅写出了杨振宁先生的家国情怀,而且写出了他的求实精神。寥寥数语,人格凸显。


  2、杨李之争

 

  编辑新版《晨曦集》时,翁帆补入了《杨振宁的“雪泥鸿爪”》一文,此文更短,只有500多字。但它讲的是一件关系到杨振宁声誉的大事。

 

1956年的杨振宁先生

 

  读者应该都听说过“杨李之争”,就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分道扬镳的故事。
  杨和李,曾经有过长达16年令人羡慕的亲密合作,并一起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1962年,他们彻底分手了,这对他们双方都是极端痛苦的事情,杨振宁甚至说,这种痛苦远超过一次离婚。
  分手的原因,是在曾经带给他们诺贝尔奖荣誉的“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发现中,究竟谁的贡献更大,两人出现分歧。
  李政道曾以一个现代寓言故事比喻他们的合作: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这段故事非常形象地展现了两人从合到分的情景。他们的合作,是对于一个科学假设的成功论证。论证中,两人有过多次讨论和交流,也有过长达两个星期的计算求证。整个过程,两人有着高度一致的回忆,就像上面故事里面说的,他们竭尽全力地向着同一个目标奔跑。奔跑的感觉是快乐的,美好的,激动人心的。然而,当他们需要向别人介绍这项合作时,却遇到两个问题,第一,科学的假设是谁提出的?这是谁的创意?或者说,谁是寓言故事中那个发现闪烁的光点的孩子?李政道说,是他,这与杨振宁无关。第二,这篇论文的初稿是谁执笔写出来的?也就是说,谁是那个寓言故事中打开门的孩子?从逻辑上说,这个人应是论文的主要作者。李政道说,是他,写出论文后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秘书打印的。
  然而杨振宁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他认为,提出“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科学假设,是需要灵感的,而这种灵感的激发,依赖于一定理论基础。所谓理论基础,指的是对称原理,杨振宁说,自从1948年以后,他就致力于对称原理的钻研,到1956年与李政道合作写“宇称不守恒”一文时,他已经是对称领域有名的专家,而李政道是逐渐被他带入这个领域的。所以对于这项科学发现究竟是谁的创意,尽管两人今天谁也不能提供“铁证”,但是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这个创意首先来自杨振宁而不是李政道的概率更大。不过这个问题,目前无解,只能像吴大猷讲的那样,“不在世人前争,让truth慢慢地展现出来。”
  至于论文是谁执笔写的,两人各执一说,倒是可以通过查证原稿判断。李政道说,当时杨振宁犯了腰痛病,于是他自己独立写作了论文并在自己的学校打印。但杨振宁回忆,他的确患了腰病,不过这篇文章,是他躺在床上口述,由夫人杜致礼记录成文的。写成后征求李政道意见,李做了一点小的修改退回,杨又请专业人员打字印刷。
  这里要说的是,新版《晨曦集》发表翁帆的《杨振宁的雪泥鸿爪》一文的作用。文章没有一点论辩色彩,只是平静地叙述一些照片的来历。原来,文中有几张插图照片拍摄的是杨振宁现存于香港中文大学档案馆的文稿(即当时原稿的复制件),文稿内容则是他在普林斯顿时期最重要的两篇论文,一是关于“规范场”理论的,二是关于“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也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两文都是杨振宁交给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打字员打印的,上面有编号可以证明。而且两文中都有几个数学公式,当时的打字机打不出来,因为那时没有电脑,打字员使用的英文打字机里面没有希腊字母。于是杨振宁亲手把公式写到纸面上。为此翁帆感叹地对杨先生说:“好呀,你留下‘雪泥鸿爪’了”,意思是说杨留下笔迹了。这笔迹,对于“规范场”理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对于“宇称不守恒理论”来说,就成了杨李之争的证据。翁帆没有多置一词,用材料说话,说明原始文稿出自杨振宁而不是李政道之手。

 

留下杨振宁笔迹的手稿

 

  3、杨振宁的幸运

 

  《晨曦集》(增订版)中翁帆写的另外两篇文章,就都是本书的后记了。
  本书原版出版时,翁帆写了极其简短的后记,只有半页纸。其中只重点表达了一个意思,杨振宁先生是一个幸运的人。她说:


  与先生在一起十几年,渐渐明白了,一个如此幸运的人,他关心的必然是超越个人的事情。同样,一个如此幸运的人,自然是率直、正直、无私的,因为他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计较得失。

 

  这是翁帆对于杨振宁“幸运”的解读。她说得非常含蓄,没有讲他究竟为什么幸运,这幸运来自哪里?以我的理解,这幸运一定与他的精神境界有关。
  从理论上说,每个人的精神境界,都会受到现实环境的制约,这是因为,作为社会的人,总是要依赖社会的评价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人的内心纠结和烦恼常源于此。但是杨先生已经超越了这一切,他与普通人不同,不仅年轻时就已功成名就,而且作为当今在世的最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的人生和成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获得了历史性的高度评价。所以他不会被拖进当前现实的泥沼之中,人们那些嘈杂的议论和评价,例如在“杨李之争”中贬损他、在“杨翁之恋”中诋毁他的言论,对他来说无伤毫发,他从未受到困扰。他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历史自有公论,就足够了。这当然是幸运的。
  杨振宁先生这种精神境界,类似于佛教中的“无我之境”,摒除了个人杂念,便去除了尘世间烦恼。于是便像翁帆所说,“他本可以做一个高居于科学金字塔顶端的活神仙,可是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让他义无反顾地坚持做他认为重要的事情。”
  以我看,事实就是如此,这是境界使然。
  《晨曦集》增订版出版前,翁帆又写了一篇后记。她自己说:“今年,杨先生99岁了,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开车到处走。写这篇后记,既是记录新编《晨曦集》,也是记录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这一次,翁帆采用了散文笔法,叙述她和杨先生相互陪伴的点点滴滴。以前,我曾经观看过他俩录制的小视频,记录的是他们在美国、在香港旅游的情景,视频中两人互动,欢声笑语,相亲相爱,其情可感。这篇后记,翁帆仍旧选择这样的角度:和杨振宁先生一起旅游。

  文章中说,有些初次见面的人问翁帆:“你是不是杨先生的学生?”她回答说:“不是,他没有教我物理,他教我开车。”

  翁帆写道:

 

  杨先生总是说,在香港不开车的话会错过太多的美好。的确,香港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就连沿途的自然风光也总是百看不厌。郊外的路径和设施通常非常便利,丝毫没有破坏大自然的美感,一切人工干预恰到好处,不多不少。一路走来,总觉得十分舒畅。那些年,我们走遍了香港的山山水水。

  这篇散文便是从杨先生手把手教翁帆开车写起。其中讲到杨先生85岁以后,才把开车的任务移交给翁帆。翁帆刚刚拿到驾照,杨先生就让他直上太平山顶。那段路,陡峭而狭窄,每到转弯处都不免令人惊心肉跳。然而当翁帆如履薄冰、手心出汗时,杨振宁始终神情自若,给她鼓励。一次在香港的最高峰大帽山,翁帆在山顶上欲刹车时错踩油门,车子前冲,距离山崖只剩两三米,险些酿成一场灾难。从此翁帆心有余悸,不敢再上大帽山,但是杨先生却不当一回事,反而嘲笑翁帆“胆小如鼠”。
  他们特别喜欢香港西贡的海边风景,翁帆还经常下海划橡皮艇,一直划到远方的小岛。而杨先生就坐在岸边喝茶读报。两人都感到非常惬意。然而有一次翁帆所到的小岛上没有手机信号,与杨先生断了联络,急得杨先生差点报警。
 



杨振宁与翁帆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2006年)
 

  杨先生是敢冒险的,美国一些陌生的国家公园,他也要去闯一闯。他开车,让翁帆拿地图导航,两人合作完美。去太浩湖区之前已经下了一周的大雪,翁帆有些胆怯,但杨先生执意要去。天黑了,两人冒雪行车,翁帆紧握方向盘,杨先生在一旁不断提醒和指点,于是一路有惊无险。因为杨先生的好奇心,他们甚至还在半夜里开车到火山附近,去看喷发出来的熔岩流入海中的盛景。
  如果说,《晨曦集》原版的后记,是突出了杨振宁先生的品格和境界,那么这个增订版的后记,则是写出了杨先生的性格。他兴趣广泛、好奇心强;他沉着冷静、定力十足;他勇于尝试,富有冒险精神,这些个性特征都跃然纸上。
  由此,翁帆用她的笔,将这位鲜活、亲切、生动可感的百岁长者杨振宁先生送到了读者面前。

 

(原载于《南方周末》2021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