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之月何以明——列美•巴丁娜在战时中国的跨文化之旅

1944年和丈夫刘衍淮及子女在云南

《他乡月明——走在中国十五年（1935-1949）》（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

　　近年来，有关“外国人看中国”的书籍的译介出版令人瞩目，也在不断充实着“跨文化对话”一类话题的讨论。在这个脉络中，列美·巴丁娜（Remedios Bardina）女士所著的回忆录《他乡月明——走在中国十五年（1935-1949）》（英文原题为My Fif⁃teen Years in China）是其中颇为别致的一本——巴丁娜在战时中国的核心关切，或许正回应着“月是故乡明”这句中国老话。《他乡月明》再现了巴丁娜与家人自1935年至1949年间在中国大陆的见闻与感受，这既是一个小家庭艰苦流亡的十五年，也是20世纪中国战云密布、政治动荡的大时代。他们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先后走过北京、山东、杭州、汉口、昆明与成都等城市。或许是由于抗战期间的离乱岁月过于刻骨铭心，回忆录以这一时期的经历为重。围绕着巴丁娜一家的日常生活而徐徐展开的，同时也是一幅战时中国的社会历史画卷。

　　传记的作者列美·巴丁娜1907年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1930年在马德里大学获哲学博士与法学博士学位，并于次年获奖学金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与彼时同在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刘衍淮相识，二人在1932年结为伉俪。他们的婚姻大胆而坚定，也同那个时代很多的跨民族婚姻一样不被理解。由于“害怕受到歧视”，巴丁娜“不敢对西班牙的亲友们宣布此事”，而刘衍淮在山东老家同样有着一段难以言说的家庭前史。回顾二人最初相遇的契机，缘起于刘衍淮的一场以“西北科考团”为中心的学术报告。刘衍淮踏足德国前，曾以北京大学学生的身份跟随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前往中国西北与内蒙古地区考察，进行气象学、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报告中的这段经历令巴丁娜着实着迷。对这类带有“探险”性质的发现之旅的内心深处的憧憬，或许也是巴丁娜选择人生伴侣的原因之一，二人日后的相伴迁徙，更可视为对这一旅途的继续展开。

　　1935年，为与亲人团聚，巴丁娜携长子刘元乘火车经波兰与苏联抵达中国，开始了她的中国之旅。面对这片从未涉足的陌生土地，巴丁娜最初心怀忐忑，“命运将我带入一个新大陆，一个新国家，一种新文化，一种新语言”，“那是一段我永生难忘的漫长而惊心动魄的旅程”。巴丁娜在儿时遭遇母亲的不幸离世，曾随父亲辗转南美读书学习。尽管自小就开始接触异国文化，对她而言，困难的不是一对夫妇之间的互相接受，而是真正生活在一个迥异的文化环境中。“我的头脑成为了战场，两支军队在里面交战，都试图摧毁对方拥有主权，使我的思绪始终处在纠结烦恼中。”巴丁娜以马可·波罗游记为蓝本的中国想象，很快被她在北京与山东的亲身经历所摧毁，她感慨“这里根本不是天堂”。面对巨大的文化冲撞，巴丁娜倍感孤独与失落，又对中国积淀厚重的文化底蕴叹为观止，同时希望维持一个小家庭的圆满，种种矛盾心情伴随着巴丁娜初到中国的时光。

　　将刘衍淮为妻子追记的《列美·巴丁娜事略》与巴丁娜的自叙两相对照便会发现，由家庭所生出的烦恼、忧虑与温馨，构成了巴丁娜中国岁月的重心。她最为看重家庭，所有的日常活动几乎都围绕着家庭而进行。在大陆的十五年间，除长子刘元外，亨立、交吉两个儿子，以及三个女儿美丽、安妮、艾林相继出生，也带来了愈发沉重的家庭负担。由于刘衍淮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家庭，巴丁娜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了养育子女方面。“我实在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抱怨，没有时间生病，也没有时间去死。”家庭重负也切断了这位法学博士渴望成为法官的念头，她只好做一名战争年代的家庭主妇。可贵的是，巴丁娜逐渐养成了一种达观的心态，在孤独困苦中发现并制造着生活的乐趣。本书所提供的附录中有巴丁娜儿孙辈对她的回忆，在这个大家族中，巴丁娜温暖、慈爱、智慧与乐观的光辉人格对家人产生了长远影响。

　　抗战时期，前来中国旅居的外国人并不少见，巴丁娜在这类人群中稍显特殊。无论是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还是在后方城市重庆、昆明、成都、桂林等，都不乏“中国观察家”、驻外记者、作家、商人乃至探险家的身影，他们阅读和书写战时中国，挑选自己的奇异见闻输送给母国读者时，往往难掩一种“东方主义”的再现方式。然而，巴丁娜不是简单的过客与旁观者，也极少表现欧洲中心主义式的优越感，她很早就对中国这片土地怀有一种“扎根”意识。尽管在尝试适应之初感到无比艰难，但巴丁娜竭力融入于此，“让自己去亲近如此不同的文化，学习错综复杂的语言”。而随着中国民众与外国人士彼此间的逐渐熟悉，巴丁娜也从他们口中的“洋鬼子”变成了不带排外色彩的“外国人”。

　　正是抱着“扎根”的态度，巴丁娜得以克服歧异的文化价值取向所带来的交流困难，而将自己融入形形色色的“当地人”群体中，并与他们和谐相处。她还曾利用自己少年时代所接受的简单医学培训，帮助昆明清净寺的村民们对抗疟疾、沙眼、皮肤感染等，也努力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底层民众伸张正义。这些均成为巴丁娜晚年颇引以为傲的事情。巴丁娜的“扎根”意识，使她对战时中国经验的描述并未停留在一种简单的印象上，而总带有自己的观点与思考。更为可贵的是，她往往十分谨慎地对异国文化进行品评，时刻对个人意见背后潜在的偏见心怀警惕。她用艺术史家一样的眼光仔细打量故宫博物院的珍贵藏品，也用社会学学者一般的思考将1930年代的北京女子加以分门别类的探究，巴丁娜在中国的十五年从未停止过这类跨文化的对话与发现。

　　西南地区作为“抗建训练与准备的根据地”，也是国民党空军力量的基地。刘衍淮回国后服务于中国空军学院的气象科系，在中国空军建立之初起到过关键作用。巴丁娜一家人的足迹便是随着国民党空军学校（中央航空学校）的迁徙而展开的，他们深入中国的西南内地和乡村世界，与那些驻扎东南沿海发达城市的外国人有所不同。作为中国空军上校的家属，巴丁娜本可以借刘衍淮的地位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但她观察战时中国的眼光却不在国民党高官，而在普通百姓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我尽量帮助中国的穷人。看到同是人类的他们陷入极端的痛苦，我感到心如刀绞。”巴丁娜关心社会底层的情怀同时与她的女性视角相交织。作为母亲与妻子的视角在书中时时浮现，使巴丁娜的目光特别投射到乡村底层妇女的生活。她对战时中国“男权社会”的特性表示抗议，也从身边如窦嫂与章太太这类底层女性中不断发现善良、坚韧、谦卑等最可贵的品质，并与她们一道应对着战争年代的空袭、疾病、贫困与犯罪。

　　巴丁娜不断反思历史，在他乡想象故乡，对战时中国的思考常被巴丁娜拿来与欧洲的历史命运相映照，而这一跨文化观察成为激发她的知识与见识的最佳媒介。动身离开柏林时，纳粹已执掌政权，但尚未席卷欧洲。来到中国后的巴丁娜尽管语言不通，消息闭塞，但她仍努力搜寻各类新闻材料，密切关注着世界时局与战争态势。在得知法西斯的罪恶行径后，巴丁娜愤怒于这一“弃信义于不顾”的时代，她不断为自己所身处的战乱年代寻找病根。“在我十几岁时，基于种族、国籍、财富、宗教、政治信仰和其他方面的差异，人与人之间会形成明显的距离与隔阂。”“在整个欧洲，大家均如此思考和感受。他们助力希特勒执掌了大权。”巴丁娜为战争暴力与政治动乱找到了文化的根源，同时也暗含着某种反躬自省的罪恶感与愧疚感。巴丁娜对于“人同此情”的坚信，正是回忆录中最动人之处。空袭中手无寸铁的平民遭遇，空战中年轻飞行员的牺牲，令她追问战争与杀戮背后的伦理。她相信，一个人或许可以跳出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与历史境遇的限定，在越界的文化语境中去思考带有普遍性的议题，而能否真正理解异国文化、宽容异族成员，关乎着人类未来社会正义的实现。

　　经历了在战时中国多个城市的起起伏伏，于1949年离开成都凤凰山的巴丁娜感慨，“我了解到许多有趣的人事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化，并开始懂得‘不同’并不是‘不好’的代名词。当我抵达这趟漫长旅行的终点，我的灵魂也已茁壮成长，我已成为比从前更具价值观的人，这样的经历是无价之宝”。巴丁娜在中国的十五年，完成了个人生命的成长与历练，同时也见证并参与着一段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当一位耄耋老者回顾几十年前的这段青年岁月时，其中细节的丰富、情节的生动、知识的精准，往往在字里行间营造出一种鲜活的历史现场感，让读者错以为这是一本日记，或至少是一本基于详尽的日记才能写成的回忆录。然而这毕竟是一本间隔数十年的回忆录，借个人的回忆来建构战时中国的历史固然有相当的难度，但本书实现了一位外国亲历者对战时中国尽可能“同情”的理解与再现，作者对战时社会的观察与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值得重视，这也是巴丁娜这位“他乡异客”能够真正欣赏“中国明月”的原因所在。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1年10月27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