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乔生：经典《阿Q正传》经得起时间的磨洗

　　“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

　　这是《阿Q正传》第一句话，到今天已经有100年了。于是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做了《〈阿Q正传〉笺注》，前不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后记里，黄乔生写道：“我为《阿Q正传》做笺注的想法萦绕在脑海已有多年，今年方才做成，足见自己不是笺注的好手。”

　　这是在向鲁迅致敬。

　　上周，读+专访了黄乔生。

 

　　1000个读者眼里有1000个阿Q

 

　　黄乔生为《阿Q正传》做笺注，做得很认真，读来也很有启发。当年鲁迅先写下四个字“阿Q正传”作为题目，然后又写了2个字“巴人”作署名。就为这2个字，黄乔生写了800多字的笺注。

　　鲁迅一生使用过一百多个笔名，“巴人”只在写《阿Q正传》时用过一次，鲁迅说是“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

　　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曾记述该笔名与《阿Q正传》在读者中引发的恐慌：“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

　　鲁迅的同乡章廷谦一度曾猜测“巴人”是四川人蒲伯英（《晨报》总编辑）：“当时，不仅只以为这篇文章是蒲伯英所写，而且还以为这篇文章是蒲伯英写了来讽刺胡适的。在文章中不但明明提到了胡适，而且我们知道胡适有一个笔名是‘Q. V.’……所以叫胡适为‘阿Q’，也是顺理成章的。”

　　鲁迅是全不承认“影射”说的，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写道：“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记者也曾看到一段材料，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坚持认为，Q代表问题question，鲁迅先生是要提出一个大大的问题。

　　只能说，1000个读者眼里，有1000个阿Q。

 

　　经典是琢磨出来的，也经得起挑剔

 

　　《阿Q正传》问世后大受激赏，“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很快被译成外文，罗曼·罗兰点赞；与此同时，争议和批评也始终伴随着《阿Q正传》。

　　1922年2月10日，一位名叫谭国棠的读者给《小说月报》编者写信说：“《晨报》上连登了四期的《阿Q正传》，作者一支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Q正传》也算不得完善的了。创作坛真贫乏之极了！”茅盾复信表示了不同意见：“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

　　《呐喊》出版后第二年，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呐喊〉的评论》，对小说集表示失望乃至蔑视，指鲁迅小说艺术“浅薄”和“庸俗”，他自己“甚至都没有耐心读完”《阿Q正传》，认为是“浅薄的记实的传记”“结构极坏”。

　　诗人朱湘评论道：“《阿Q正传》虽然最出名，可我觉得它有点自觉的流露。并且它刻画乡绅的地方作《儒林外史》的人也可以写得出来，虽然写赵太太要阿Q买皮背心的一段与阿Q斗王胡的一段可以与《故乡》中的闰土的描写同为前无古人之笔。”他还认为《阿Q正传》第一章关于传记名目的一番考究是模仿《唐吉诃德》：“所以我如今仍持旧见，《阿Q正传》并没有什么了不得。”

　　此外，郑振铎认为，小说写阿Q参加革命造成人格上的分裂；鲁迅有过答复，不认同这批评。

　　1979年4月，钱锺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回答记者有关鲁迅的提问：“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他只适宜写short-winded‘短气’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

　　历史证明，对《阿Q正传》的认识理解，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经典是琢磨出来的，也经得起挑剔、批评、质疑。

 

　　【访谈】

 

　　 提起鲁迅，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阿Q正传》

 

　　读+：如何定位《阿Q正传》在鲁迅创作中的地位，又该如何定位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

　　黄乔生：鲁迅在文学和学术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在有些领域做出第一流的成绩，在有些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单就文学来说，文学史给予鲁迅“新文学代表”的地位，称其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祖师，把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这意味着，在小说创作方面，鲁迅的成就是拓荒性质的，也是里程碑式的。

　　开风气之先当然有功，但一个伟大的作家通常不止于开山，在开山以后还要建设里程碑，还要登上更高峰。在小说方面，鲁迅树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阿Q正传》，这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人们提起鲁迅，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这篇作品。

　　尽管《阿Q正传》的篇幅比不上后来出现的《子夜》《家》《春》《秋》等，但《阿Q正传》深刻、奇特、含义丰富，所以这篇作品一百年来一直是重点研究的对象、作家学习创作的范本，当然也成为争论的焦点，无论对其评价如何，其丰富性无可置疑。

　　在世界文学史上，《阿Q正传》的外文译本很多，研究论著不少；外国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与他的《阿Q正传》都是必读对象；在很多世界文学排行榜上，例如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之类，《阿Q正传》总是和《红楼梦》等一起代表中国作品入列的。

　　读+：100年来，对《阿Q正传》的研究，走过了怎样的历程？能否谈谈研究现状？

　　黄乔生：一个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解读和研究《阿Q正传》的心理发展过程，可以用惊奇、欣喜、沮丧、迷惑、反思等词汇来形容。这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变化，思想的进步。一开始，人们惊奇于这样奇特的作品：阿Q这样的人真实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是谁写的？写的又是谁？是不是我的熟人写的，把我的有些事写了进去？这些疑问说明这篇作品打中了人性的要害，抓住了国民性的根本，找到了所谓“精神胜利法”的根源，在一个时期引发国民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对劣根性的探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也感到沮丧和迷惑：难道我们中国就是这样一片黑暗，没有前途吗？阿Q身上的革命性难道不是亮点，不是未来的希望吗？所以有一个时期，人们批评鲁迅过于悲观，没有看到中国农民进步的一面。这个时候，原来被蔑视被谴责的阿Q就引发了同情，被寄予希望。

　　当然变动的不是小说文本，而是研究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向作品要求不同的意义。不同时代的读者有不同的阿Q观。

　　与此相关，对《阿Q正传》的认识态度也是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再到肯定以及否定与肯定相交织的起伏不定的变化过程。但从总体上说，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丰富性是肯定的。虽然不同读者看待作品和作家的眼光不同，得出不同的认知，但这也正好证明了作品的经典价值。

　　《阿Q正传》研究一直是鲁迅研究的重点。新世纪以来，随着跨文化和多媒体研究的兴盛，在小说的改编、译介、传播、接受等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多成果。例如，有学者对有关《阿Q正传》的美术作品进行了系统梳理，做图像学的研究。这类成果具有典范意义，其方法可以运用到鲁迅其他作品。2021年，为纪念《阿Q正传》发表一百年，学界对小说接受史进行回顾总结，也有一些专著和论文发表。

 

　　“回归鲁迅本意”是做《阿Q正传》笺注的第一目标

 

　　读+：文学家徐懋庸、李何林和新加坡学者郑子瑜都做过《阿Q正传》笺注，您这次的笺注，有哪些新意和特点？

　　黄乔生：徐懋庸、李何林的笺注都具有特定时代的政治特色，除了对作品中词句的解释之外，还强调阿Q作为农民的革命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郑子瑜的笺注也是很早就开始做的，但问世比较晚。我看到的时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感觉很新奇，一是书名让我吃了一惊——《〈阿Q正传〉郑笺》，“郑笺”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专有名词，“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因为注释者与中国汉代的笺注大师郑玄同姓，这样用很巧妙，让读者惊讶之后会心一笑；二是“郑笺”的新意在于他的注释多从文化的角度着眼，符合鲁迅本意。

　　我的笺注沿着这条道路走，汲取他的一些成果，希望更充分地挖掘和展现这部名著的文化含量，有的地方有与“郑笺”的对话。例如，鲁迅在序言中写了一句“我又并非就是阿Q”。郑笺写道：“其实，我族人都不免或多或少地带着阿Q相，难道鲁迅先生独能例外吗？寓意独能例外，证据是在他的《全集》里找不出一句类于阿Q所说的话。”这当然是对鲁迅的高度赞美，但我也指出，鲁迅的文字中没有“阿Q相”，不等于现实生活中就没有。其实，人人身上都有阿Q的影子，只不过鲁迅的言行中很少罢了。

　　我的笺注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笺注不但考虑到版本差异，考订不同版本之间的错漏与讹误，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对古典和“今典”的阐释，也要顾及方言土语运用与方言读音问题，这方面，我的笺注着墨很多；其次，笺注注重“以鲁注鲁”、以同时代人注鲁，进行文本互鉴与史料排比，为读者提供更多材料和观察角度；再次，借助小说文本细节深入到中外深层文化心理中，进行比照和汇通。此外，笺注常以日、法、英等外文译本作为参照，尝试以跨文化视角，通过对原著和译本的比对分析，对小说的语言和文化含义进行新的观照。最后，读者会很感兴趣的是，本书大量使用插图。笺注对阿Q的长相、他的辫子的形状等做了详细的说明，为读者描画了较为清晰的阿Q的外部形象特征。关于阿Q的身材，鲁迅曾谈到他所看到的画家笔下的阿Q形象：“不过他们画的阿Q都和我想象的不同。我想象中的阿Q还要少壮一点。”他是嫌画家把阿Q画得太瘦了，但其实，鲁迅本人写阿Q也用过“瘦伶仃”的字样。胖瘦的标准实在难以把握，北方画家、南方画家和外国画家都有自己的想象空间。我在书中将中外画家所画同一场景的作品排列在一起，漫画、版画，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相映成趣，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内容。

　　读+：您为什么在书中反复强调“回归鲁迅本意”？

　　黄乔生：对经典的解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变化的过程，当然也是深化的过程。对于名著的研究、对于鲁迅的研究，需要深化，而不是神化，当然也不要走另一个极端去贬损和谩骂。不能因为鲁迅没有提前认识到一些复杂和长远的问题，没有遇到社会的新变化，就否定他和他的作品。事实上，在一百多年的鲁迅研究中，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是存在的。所以我强调“回归鲁迅本意”，并将其作为我的笺注的第一目标，在注释过程中充分探究鲁迅写作时是怎么想的，他本人想要达到什么目的。针对百年的阅读史，还可以进一步探究鲁迅在与读者和批评者的讨论和商榷中所做的思考，探究后人在解读作品过程中附加的意义。

　　鲁迅自己对作品和人物的认识深化过程，是他本意的延伸。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鲁迅的本意。

 

　　鲁迅原本应该会写《阿Q正传》的续篇

 

　　读+：您在《笺注》中写道，“《阿Q正传》发表不久就成为名著”，这个“经典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另一方面，您特意在《笺注》中搜集了一些对《阿Q正传》的批评，如何认识这些批评的价值？

　　黄乔生：《阿Q正传》发表不久就引起关注，在《晨报》上只连载了四期，就得到茅盾等人的好评，被认为是高度凝练的杰作，直击中国国民性的要害，看了书中的人物能立刻想到身边的人，想到自己。可以说这本书起点很高，一开始就被当作经典。随后评论不断，每个时期的解读和评论既有时代特色，也有对其历史文化意蕴的深入研究。

　　文学家有文学家的视角，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对这部作品多次论及。1937年3月1日，他在与史沫特莱谈话中说：“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作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针对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情节评论说：“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每个读者心目中都有自己理解的阿Q，1000个读者有1000个阿Q，同一读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也会看出阿Q的不同面相。至于批评意见，我认为虽然不一定与鲁迅的本意契合，但也有参考价值。因此，在笺注的后记中，我特意搜集一些负面的批评，意在说明这部名著是在不断质疑声中成为经典的——如果每个时代的读者都附和以往的赞成意见而没有新的感悟，那么这部作品的经典性就可疑了。经典名著不是没有缺点，并且也没有哪一部名著能适合所有人的口味。经典作品的称号不是自封的，不是权威赋予的，更不是人云亦云的传说，而是经过时间的磨洗及众多读者的挑剔。

　　读+：您在《笺注》中写道，“阿Q这个人物的塑造在鲁迅笔下似乎还没有完成，阿Q的精神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发展得还不够充分”，这话应该如何理解？

　　黄乔生：鲁迅说要画出国民的灵魂。但他写作的时候，根据的是他当时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状态，而且限于篇幅，也不可能全面实现自己的表达意图。作品发表后，针对各种赞扬和批评意见，他会有所回应，有所反思，会思考到一些原来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这些都是大于他原来所想的，所以说，阿Q的精神还没有达到最充分，因为它在鲁迅的思想世界中还有发展。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对阿Q的精神胜利等种种劣根性所做的思考就有了新的发展。鲁迅应该写《阿Q正传》的续篇，实际上他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没有能够实现。

 

 

原载于《长江日报》2022年6月21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