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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爱珍:但留绿意在人间
《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跋

2022-08-16作者:冯爱珍刊发媒体:商务印书馆官方微信浏览人数:3

《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但留绿意在人间”是我在吴宗济先生家的茶几上看到的《浣溪沙》词的最后一句。这首《浣溪沙》是吴先生正式退休时的抒怀之作。那天(大约是2000年夏季),吴先生在整理自选集,他想把这首词收进去。我觉得“但留绿意在人间”非常符合我对吴先生的印象,一下子就记住了。不料,吴先生说,他正琢磨着要改几个字,改成“但将万绿看人间”。我一听便反对,我说,“但留绿意在人间”是吴先生的客观写照,是我们旁人的真实感受;而“但将万绿看人间”只是吴先生自己的主观态度。吴先生轻轻摇头:“不,不,不能这么说。”后来,我看到正式出版的吴宗济先生自选集《补听集》收录这首《浣溪沙》,用的就是“但将万绿看人间”。我想,相较于别人的评价,吴先生大概更注重自己心怀的抒发吧!不过,“但将万绿看人间”透露出的平和、淡泊,也恰是吴先生留给我们的浓浓绿意。我以为,于我和读者而言,以“但留绿意在人间”一句作题,或可以说点什么。吴先生的一生起落跌宕,极具传奇。赤橙黄绿青蓝紫,阅尽世间颜色,却波澜不惊,清虚恬淡。处世平常心,得失不计较,但留绿意在人间。
 
 
  1983年我到语言所读研究生。第一个学期的基础课“国际音标”是由语音室的周殿福先生教授。那一年,所里招了三个研究生,方言专业就我一人,另外两位是机器翻译专业。我们三人每周一到学院路29号主楼里的语言所语音室找周先生,跟着他学国际音标。当时,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女士,还有其他一些演员也常来找周先生,请教艺术语言发声技巧。我们感到周先生非常“牛”,知道他是个“有故事”的人,很是敬仰。20世纪30年代,周殿福先生以仅念过几年私塾的功底,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跟随刘半农、罗常培先生,边工作边自学,终成著名语音学家。
  因为常去语音室找周先生,我也认识了室里的其他几位老师,林茂灿、曹剑芬、杨力立、孙国华……但是,我不记得有没有见过吴宗济先生,至少是没有跟吴先生说过话,可以说是不认识。仔细回忆起来,依稀记得,在存放语音实验仪器那间屋子,似乎是见过一位老先生,不知道是不是吴先生。不过,那时候我肯定是把老先生当作保管器材的工友了。
 
 
  第一次正式认识吴先生是1986年,在我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当时,不知是我懵懂,还是那时候学术风气好,反正在论文答辩之前,我除了跟导师有接触之外,完全不知道谁将担任答辩委员,也没有关心这件事。答辩的那天早上,我走进语言所的小会议室,几位先生已经在座。除了方言室的两位先生外,北大的朱德熙先生,以前我在李荣先生家见过;北师大的俞敏先生,因为我曾替李荣先生去给他送过稿子、校样,也认得;只有一位先生觉得眼熟,但不知道是谁。坐定之后,经学术秘书介绍,才知道那位眼熟的先生是吴宗济先生,他是答辩委员会主席。我不禁有点儿紧张。语音室的吴宗济先生我是听说过的,我也读过《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知道他是赵元任先生的四大助手之一。但是,我从来没有将名字和人对上号,也想不起来之前是否见过他。脑子里这么一开小差,就更紧张了,很后悔自己有眼不识泰山,竟然不认识吴先生。
  答辩开始,俞敏先生首先发问,论文为什么叫《顺昌方言研究两篇》?我不知道俞先生这是一般性地了解情况,还是针对论文所做的提问,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听得吴先生和蔼地说:“别紧张,你如实说就行。”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就如实回答:“是导师让我这么写的。”吴先生又笑着说:“你展开说一说。”我说,本来想写题目是“顺昌方言研究”,李荣先生看了大纲后,说这个题目太大,不是一篇硕士论文说得清楚的。他认为,顺昌方言的连读变调有特点,我收集的语料也够多,应该写连读变调。于是,我就写了《福建省顺昌(城关)方言的连读变调》。写完了,字数不达标,我又把原来大纲里“概论”的内容放到前面。李先生说我“头重脚轻”,建议分作两篇来写,分别把问题说清楚。我就把“概论”改成了《福建省顺昌县境内方言的分布》。但是毕业论文不能写两个题目,所以就成了《顺昌方言研究两篇》。就这样,这个关于论文题目的辩难在吴先生的启发和保护下,我顺利过关了。接着的提问都是针对论文里的问题,回答就更轻松了。在答辩总结时,吴先生就我论文里的“连读变调”现象又做了一番提高性的阐述,讲了不少有利于我的话。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吴先生,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激和好感。他是那么慈祥和蔼、与人为善,把一场严峻紧张的答辩主持得和风细雨、轻松恬淡。面对几位大师级专家的提问,我“如实说”即可。后来我多次想到,如果当时不是吴先生提醒“如实说就行”,我的第一个回答准得砸锅。对于论文答辩,人们一般在专业问题上都准备得比较充分,往往是在意想不到、看似无关的小问题上跌跟头。
 
 
  光阴荏苒,兜兜转转,我竟然跟吴先生做了邻居。1993年我搬到了潘家园一号的社科院宿舍,我住在二楼,吴先生住在八楼。楼下有个自行车棚,我们常在车棚里碰见。那个时候,吴先生已寿登耄耋,可出行还是骑车。车棚里地狭车多,吴先生取车的时候,把挡着的车轻轻挪开,取出自己的车后,又把挪开的车复位放好;停车时,他总是把自己的车放得规整,尽量少占空间,还顺手把旁边凌乱的车摆放整齐。吴先生见我车后座上带着孩子,常嘱咐几句“注意安全”“路上小心”等。不过,除了打招呼或者闲聊几句,并无更多的交谈。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上八楼去看望、请教吴先生。
  不料,有一天,吴先生到二楼来找我。我很是意外,赶忙将吴先生请进门。吴先生坐下后说,他想让他家的小保姆小冉到我家做小时工。吴先生说,小冉是个四川姑娘,跟在北京打工的一个同乡小伙子谈恋爱,确定关系了。吴先生想让小冉多挣一份钱,多攒一点嫁妆,将来到婆家好有地位。吴先生还说,他看我一个人带着小孩儿,忙里忙外很辛苦,有个小时工帮帮忙,也能轻松一点。接着,吴先生又说,他每天都会给小冉布置一点功课,女孩子没有文化不行,尤其将来教育孩子,当妈的有文化非常重要。所以,最好让小冉到我家做晚饭或搞卫生,每天一小时,既不耽误小冉学习,也不耽误我的日程安排。我对吴先生考虑问题之周全之细致很是佩服,更是感动。我想,吴先生岂止是想让小冉多攒一点嫁妆,又何尝不是在帮我减轻负担呢?我自然是接受了吴先生的好意,至于小冉具体什么时间来,我没有问。
  第二天傍晚五点,小冉准时到我家来了。四川姑娘,乖巧能干,嘴甜,自来熟,边做饭边聊天,很快饭菜就做好了。我看一个小时也差不多到了,让她赶快回去给吴先生做饭。小冉说:“不着急,爷爷说了,给阿姨做好饭,顺便把厨房扫一扫,或者把地板擦一擦,不要掐着一个小时那么计较。”我招呼着孩子吃饭,看着小冉认真擦地,心里很是不安,一再催促她赶紧回去给吴先生做饭。我跟小冉说,明天给吴先生做好了饭再来我家。小冉答应了。第二天,小冉还是五点钟来了。她说:“爷爷说,阿姨家弟弟小,长身体的时候要按时吃饭,还是先到阿姨家做好饭,再回去给爷爷做。”接着,小冉像是讲笑话似的跟我说,她昨天回去时,爷爷正坐在沙发上吃花生米、喝茅台,肯定是饿了。
  后来熟了,小冉有时候会带我孩子到吴先生家玩。吴先生家一橱柜的猫头鹰摆件对小孩很有吸引力。我怕孩子淘气,损坏物件,烦扰老人,总是很短的时间就赶快上楼去接孩子。孩子不愿走,吴先生总是说:“让他玩吧,小孩子淘气怕什么!”吴先生说他自己小时候也很淘气,经常因为损坏东西挨打。他说,家长这样打孩子是不对的。小孩子淘气是好奇心重,想探索,爱尝试,大人应该鼓励和引导,而不该棍棒伺候。这时候,吴先生就会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拆了家里的自鸣钟却无法复原;把小狗扔进水缸里,看它吃力地游泳;在猫尾巴上挂一串点燃的鞭炮,差点烧着了房子……每当听吴先生讲这些故事,我就忍俊不禁。这个老顽童真是童心未泯,可爱至极。
 
 
  然而,真正跟吴先生有了深交,却是在我离开语言所以后。
  1999年我调到商务印书馆。不久,商务启动了编辑出版《赵元任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工作,我作为《全集》第七卷《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责任编辑,加入了项目组。吴先生是《全集》的编委会委员。此时,他已是九十高龄,仍然意气风发、脑力敏捷。他全心全意投入了《全集》的整理出版,包括许多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他也都不厌其烦,认真对待。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是1936年赵元任带领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几位先生在湖北、湖南进行大规模方言调查的成果之一。在那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这本书的问世着实不容易。1938年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因战火纷飞,工厂遭毁,书稿历经两次重排,直至1948年才正式出版。而今,时隔五六十年再次出版,里边有些语料说法已不合适,有些讹误及排版问题也需要订正。要解决这些问题,自然少不了打扰吴先生这位唯一健在的当事人和作者。我经常去找吴先生请教,核对、订正一些问题。由此,围绕着语言学话题,我跟吴先生有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交谈,有时也涉及一些人和事的看法。吴先生始终公允言之,并不多做负面评点。
  吴先生饱经沧桑,阅历丰富,兴趣广泛,待人随和,跟他聊天不啻一种至高的精神享受。历史掌故、闻人逸事,他随口即出,妙语如珠。从琴棋书画到治学为人,他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不刻意,不煽情,极富哲理,令人回味,受益无穷。谈话间,他总是感恩先师、赞赏同人、夸奖后学,从不贬损他人。他总说,赵元任先生是恩师,李方桂先生是恩师,罗常培先生是恩师,王力先生是恩师,冯友兰先生是恩师……说起先贤前辈,他总是充满了褒扬和感激。至于跟傅斯年先生的冲突,令他一怒而离开史语所,我还是这回做口述史《我的百年人生》的责任编辑,从书中才知道了还有这么个冲冠拂袖的掌故。记得我曾经问过吴先生,当年为什么离开史语所?他说,因为自己年轻气盛。但他没有多说是为什么事情而“气盛”。
  一天午后,吴先生来商务印书馆。我碰巧在大门口看见他从出租车上下来,我上前跟他说,商务可以派车的,以后别自己打车了。吴先生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这么点小事不要麻烦人家。”商务的事情完了以后,吴先生问我有没有空,能不能带他去看望李先生。那时,李荣先生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我从没有在吴先生面前提过这个话茬儿,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知李先生住院的消息。我自然是应允了。走出商务的大楼,我伸手想打个出租车,吴先生忙说:“别打车了,没多远,就走着去吧。”我陪着吴先生走了半个多小时到协和医院。我们刚到病房门口,就听见李先生的高音嗓门,似乎很生气。原来,李先生输液的手背肿了,他跟护士反映说可能是针头偏了,药水外漏造成的。小护士满不在乎,调侃说:“没肿,没肿,就是有点丰满。”李先生较真,非要让人家明白“丰满”与“肿”词义不同。我赶忙上前劝李先生别生气、别较真,却见吴先生在一旁安抚小护士:“没事,没事,老先生认真,丰满跟肿确实不同。你走吧,下次注意。”小护士走后,吴先生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跟李先生聊起天来。他们聊《赵元任全集》,聊罗常培先生,聊丁声树先生……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俩私交不浅。不过,我也奇怪,这两位先生,一个急脾气,较真;一个好性子,随和。他俩怎么相交?还惺惺相惜的。在他们谈话间,我逮着一个机会插嘴,说李先生:“您以后改改脾气吧,好好向吴先生学习,别什么事儿都那么较真,着急上火的。”李先生对我的话不置可否,吴先生忙说:“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李先生较真,所以学问比我做得好。我太随和了,也不好,什么事都浅尝辄止了,没成就。”我调侃道:“敢情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著名语言学家的称誉都不叫成就啊!”吴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别人说的,我自己不这么看。”接着他补充道:“我这个人哪,一辈子自己哄自己玩,只干自己喜欢的事,在许多事情上都不认真,不看重结果。”
  送走吴先生后,我又回到病房。李先生跟我说:“吴先生这个人是好人哪!他经过很多事,也吃过很多苦,但从来不害人。”就是在这一次,李先生告诉我,吴先生的父亲叫吴永,就是慈禧西逃路上接驾有功的那个怀来县令吴永;母亲姓盛,是盛宣怀的妹妹。我大为惊讶。没想到,吴先生不显山不露水的,竟有如此来头!李先生还告诉我,50年代末的一次涨工资,吴先生主动让给他了。李先生说,吴先生很豁达,以他史语所的资历,后来的级别应该更高一些,但他不计较。
  后来,我跟吴先生聊天时提起李先生告诉我的事,他也就顺口跟我说了一些家事,说他母亲是盛宣怀的堂妹,不是亲妹妹。说到他主动让出涨工资的机会,他很平淡地说:“哦,那是吕(叔湘)先生的建议。”他说,那时候,吕先生是所长,所里有个涨工资的名额,吕先生找他:“老吴啊,按说这次涨工资怎么都该轮到你了,但是李荣家孩子多,太太没工作,生活比较困难,还是给他吧。”吴先生就答应了。我说:“后来社科院实行三级以上研究员不退休,而您因为差一级只得退休,这是没想到的。也可以说是吕先生造成的问题吧?”吴先生马上正色道:“不能这么说,吕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吕先生只有感激,是吕先生保护了我,让我躲过一劫。”他给我详细讲述了1957年他去东欧考察学习的往事。因为有吕先生的掩护和保护,他在有人到语言所来揪他当“右派”之日,登上了开往东欧的列车。接着,吕先生给他写信说,出国一趟不容易,要多学习多考察,真正学好了再回来。在东欧学习快结束的时候,吕先生又让他到北欧几个国家考察。等他回国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他就这么“幸运”地免于被打成“右派”了。吴先生说:“如果不是吕先生的保护,我怕是躲不过那一场灾难。像我这样背景的人,如果当了‘右派’,后来的处境不堪设想。所以,吕先生的恩德我是终生不会忘记的。”吴先生还说,其实退休了也一样可以搞研究,他的大部分论文和著作都是退休以后写成的。
 

 

  大约2002年。吴先生回上海,北京家中失窃。我听语音室的李杰香大姐说,所里的同事给在上海的吴先生打电话,告知他家中失窃。吴先生在电话里问了问情况。贼是从卫生间窗子爬进去,打开门走的。至于具体丢了哪些东西,要他回来清点。不想吴先生只说“帮我把门窗关好吧”,既不着急,也无立刻回返的意思。后来,我问吴先生,知道家中失窃,怎么还不马上回来?他说,东西已经丢了,回来也无济于事,还不如在上海把该办的事情办好。我问,小偷抓到了吗?他说,知道是谁,但没有抓,因为他没有报案。原来,是曾经的一个保姆的丈夫,对吴先生家情况熟悉,早盯上了。吴先生说,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丢就丢了;如果报案,人抓了,那个家也就毁了。吴先生只是遗憾,失物中,有一幅王力先生写给他的字,他一直视作珍宝;还有一架德国蔡司相机,也是他的至爱。他自小就喜欢摄影,对高品质照相机的喜爱近乎痴迷。他跟那人说,钱和其他东西就都算了,只要把王力先生的字幅和相机还回来就行了。不料那人说,已经都卖到潘家园古玩市场了。后来,吴先生还到古玩市场去寻找过。老板说已经脱手了,不记得买主是谁。吴先生说:“这算是一个遗憾吧,有点可惜!”
  吴先生耳背,人们跟他说话声音都比较大。有一次,我跟他讨论问题,可能是我的嗓门太大了,吴先生打了个压低的手势,说:“声音不要那么大,我听得见。”我瞪大眼睛,惊诧地说:“您不是耳背吗?”他露出狡黠的笑容,轻声说:“我戴上助听器什么都听得见,只是不想听的就装着听不见罢了。”他说,《资治通鉴》有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翁。”生活中有些事儿装着听不见,可以减少好多矛盾。比如他女儿不让他喝酒,不让他吃红烧肉,不让他吃油炸花生米……每次来他家都是因为这些事情数落他,跟他生气。他知道女儿是关心他的身体健康,但他认为,自己都这把岁数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没必要让自己不开心,当然也不要惹人家不高兴。所以装聋作哑,不争论,对大家都好。听了这一席话,我好似醍醐灌顶,从前的许多迷惘豁然开朗,“装聋”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大智慧!自此,我明白了许多,平和了许多,不再事事都那么通透,那么犀利。
  有一次,聊起《赵元任全集》第十一卷的诗歌音乐,吴先生从赵元任先生的音乐造诣说到了刘半农先生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又从刘半农先生说到了刘的徒弟周殿福先生。我便插话问道:“语言所在地院的时候,我每周都到语音室找周先生学国际音标,怎么没有见过您啊?”吴先生说:“也可能你看见了没注意,因为我叫吴宗济,吴宗、吴济。”见我一脸的不解,他拿起笔在小纸片上写了“无踪迹”三个字。我恍然大悟,敢情是“无踪无迹”,雁过不留痕哪!吴先生大笑,他说,打电脑用拼音输入就是“无踪迹”,你可以试试看。我突然有了一种坐禅得道的感觉,鸟儿从天空飞过,但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无踪无迹,何其超拔,何其淡泊!真是“生年满百未痴聋,忧尽甘来作阿翁”①,“赤橙黄紫又青蓝,但将万绿看人间”②。
 
 
 
①吴宗济《戊子冬至偶成一律》:“生年满百未痴聋,忧尽甘来作阿翁。学剑不成终学语,雕龙有兴并雕虫。萤窗涉猎书千卷,𫛳座相忘酒一盅。放眼每添新气象,喜看大地更葱茏。”(2008年12月)
②吴宗济《浣溪沙》:“析韵调音兴未阑,生涯喜值泰平天,小窗晴暖思联翩。三万六千余几许,赤橙黄紫又青蓝,但将万绿看人间。”(《补听集》,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
 
 
 
冯爱珍
2021年1月20日
于王府井大街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