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多元社会特质与超越差异

　　该著以中国文化为母体，与海外汉学在相关问题上进行对话，彰显出独立共享的学术追求。

　　作者将该研究定位为学科史和个案史，从三个角度考察资料的使用价值。一是从跨文化角度解读以往耳熟能详的社会史料，从不同认知观察差异文化和共享文化的叙事策略。二是对以往分门别类的中国社会研究文献与海外汉学文献进行综合利用。三是研究多元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见、互动和互生，探索文化间联系、对抗、相关和交流的可能性。

　　比如，对于《仪礼》中外学者研究颇丰，该书则从《仪礼》与民俗的关系入手，分析传统国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继承发展所形成的内部话语，分析史华兹、谢和耐等欧美汉学家对《仪礼》和相关国学史料研究所形成的外部话语，尝试提出新时期传统国学研究的新思路。又如，作者研究清代来华朝鲜使者的日记《湛轩燕记》和《燕行记》等外交史料后提出，历史上形成的汉文化圈，不仅促成了亚太地区的认同，也对了解亚太国家与西方国家、中东国家以及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等国，在科技、商贸、历史、文化、信仰方面各美其美、相互沟通的历史进程很有帮助，有利于读者理解开放包容气象的深厚内涵。

　　全书的创新之处还体现在研究态度和方法上。多年的民俗学研究使得作者不仅谙熟民俗文献、传统经典，而且对中国社会多元的民俗生态也有深刻了解，具备从文献材料或田野调查出发，与他者研究平等互动的必要条件。在《中小商户经济与文化》一讲中，作者针对美国学者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的观点，使用中华老字号成文厚的研究个案，认为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等大城市已有一批以民间身份出现的著名商人。他们在拥有一定国际化背景的大城市环境中打拼，直至新中国初期创造了著名的商号。西方经济学界曾将家族企业传统视为负面因素，但在中国社会运行中，中小工商业经营的成功之道，不在于他们把现代商业经验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而在于他们将两者有机结合。他们在战争和社会变迁的艰难时期，表现出坚忍不拔的奋斗动力，依靠学习现代知识和创新发明，找到适应现代社会的商机需求，在不完全依赖政府的情况下，依靠人性和人文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防止企业大起大落。在他们的商业理性中，有一种始终不肯放弃的文化人的角色与行为之道。今天的我们在讨论工商企业发展时，不能不思考这种文化人的知识传承。

　　明确而富于启发性的问题意识，有助于促进接续研究。在《历史经典与民俗母题》一讲中，作者提出，作为文献与口头民俗兼具的大国，中国有丰厚的资源能参与到民俗学主体性研究与多元化研究的统一性讨论中去。书中选取尚有传承线索的《列子》《淮南子》《荆楚岁时记》《大唐西域记》《水浒传》等经典著作，吸取钟敬文、季羡林等对经典故事类型开辟的纵向相似或相异研究成果，探讨故事类型如何改变经典名著的叙事结构，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层层交织的思想厚度和文化价值。其中，作者对涉及中印交流佛典文献《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在民俗学界属首次。

　　作者将季羡林、钟敬文、王邦维等中国学者的研究，与格林兄弟、R. D. 詹姆森、F.托尼斯、马克斯·韦伯、劳里·航柯等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大唐西域记》的历史个案提出，玄奘在古老“一带一路”上的书写，记录了大量信仰认知状态下搜集、传播的中印故事。那些反映接受外来宗教影响而产生新概念和新解释且融入中国人生活中的故事，成为古代社会通过解释佛教概念引导人生信仰行为的工具。对之进行跨文化研究，对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共享“精神性文本”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在《中国文学与海外汉学》一讲中，作者秉持平等对话的态度，发现中国文学是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角度，并借此构筑了一个中国文学研究的共享问题平台。

　　从汉字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作者发现，以陈垣等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和以沙畹、汪德迈等为代表的西方学人，均对汉语、汉字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做过精道阐述，这可视为中西学人相遇的一个对话点，也是西方学者了解中外文化结构和实际操作的对比入口。狭义的中国文学史（主要讲述文人墨客的文学史）、民间文学史与比较文学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领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结构关系的投射。钟敬文认为中国文学史与民间文学史是不同性质的文学史，要对古代记录和现代口传的两笔文化财富做整体继承，中国文学史不能代替民间文学史，要综合考虑社会上下层文化在文学（包括民间文学）上的投射作用。乐黛云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强调打破封闭心态，由他者迂回到自我文化上，进行不同文化认知系统的对话，审视不同文化的互补性，以便构建新的文化认知。二人的观点无疑增加了认识中国文学的维度，带动了跨文化对话研究。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2月1日第7版

作者黎敏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