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理语理与古文阅读——从《文心雕龙》谈起”讲座现场

 

　　4月22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国学系列讲座第8讲“字理语理与古文阅读——从《文心雕龙》谈起”在涵芬楼书店·商务印书馆历史陈列馆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卜师霞做主题讲座分享。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商务印书馆2023读者开放日的重要活动之一，本次讲座吸引了近百位读者现场参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卜师霞

 

　　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国学系列讲座”由商务印书馆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中小学（中职）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北京语言文字工作协会等单位支持。讲座活动通过当代名家、名师的讲授，帮助学生们扫除文言文阅读的障碍，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本，发现文言文魅力，亲近传统文化，汲取精神营养，建立文化自信。

 

 

《文心雕龙》新编导言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结构严密的著作。作者刘勰，字彦和。《梁书》中记载刘勰自幼笃志好学，但因家境贫困，不能婚娶，于是在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梁书·文学下·刘勰传》）。定林寺位于当时建康郊外，藏书丰富，高僧辈出。刘勰曾协助僧祐整理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古代佛经目录《出三藏记集》。在此期间，刘勰也精研佛理，博览群书，这对其后来创作《文心雕龙》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心雕龙》成书后，并未受到当时文坛的重视。于是刘勰“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文学下·刘勰传》）。刘勰也因此于梁武帝天监初年出仕，曾任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等职。晚年重回定林寺，卒于寺中，终年六十七岁。

　　《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公元496—497）。这部著作的产生和中国文学发展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中国古典文学自周秦两汉以来，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经验，尤其到了魏晋时期，“事出沉思，义归于翰藻”（《昭明文选·序》）的纯文学逐渐兴盛，文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理论上的自觉总结。鲁迅先生曾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都对文体特征、创作原则等作出了相应的讨论，《文心雕龙》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和前两者相比，《文心雕龙》在结构上更具有体系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纯文学写作产生后，发展到齐梁时期，形式主义文风大行其道。刘勰指出从汉末开始“时好辞制”（《时序》），“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时序》），“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因此，《原道》篇中开宗明义，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指出“文”的本质应在“明道”，而“明道”的基本途径在“征圣”“宗经”。这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以载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结构清晰、体系完整。全书可以分为五大部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总序。总论即“文之枢纽”，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序志》）。其中前三篇是全书的纲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原道》），指出文章应依“道”而作，而“圣”留下的“经”正是“明道”的文章典范。刘勰所处的时代，正值清谈之风盛行，加之佛教盛行，道家、儒家、佛家思想在碰撞中又有融合。儒家传统诗学教化的作用在魏晋受到一定程度的摒弃，《文心雕龙》前三篇可以说是刘勰对文学应以什么思想指导创作的正统宣言。他指出“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儒家对三代文明的总结，在文化发展中具有核心地位，同时也强调文学是经学的流变。因此，无论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都应在五经中寻找源头。文体论即“论文叙笔”部分，刘勰按照有韵无韵的标准又区别为“文”“笔”。其中“论文”包括《明诗》等十篇；“叙笔”包括《史传》等十篇。创作论即“剖情析采”，包括从《神思》到《总术》，共二十篇。此部分为全书最为精彩之论，提出很多新的见解，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刘勰在此部分做出的阐释既是文学创作的原则，也是文学鉴赏的标准。对文学作品如何反映现实问题、创作风格、文学审美等都做出了深刻细致的剖析，体大思周，影响深远。第四部分主要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包括《时序》《才略》等篇章。《序志》为最后一篇，它是全书的总序，说明了本书的创作目的及全书的体系。指出“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确定了“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辩证精神，体现出刘勰对儒家、道家、佛家精华的多元吸取。同时也提出“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人生价值，并批判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忽略儒家传统教化的现实。

　　《文心雕龙》产生后，取定于沈约，而且刘勰也做过梁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但在沈约和萧统留下的文章中，未见其对《文心雕龙》的高度评价，可见《文心雕龙》在文学崇尚声律、辞藻的南北朝时期，并未产生较大的反响。历代对它的评价是和时代的文学取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古文和骈文的此消彼长。由于《文心雕龙》本身是以骈文进行创作，因此在提倡古文运动的时代，此书常受冷落。但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却逐渐显现，在文论上独到的见解，也足以启发后人。章学诚称其为“《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史通义·诗话》）。

　　我们在阅读《文心雕龙》时，应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充分认识《文心雕龙》认为文学应具有“文质兼备”标准的现代价值。“文”和“质”，通俗地说，就是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刘勰在《情采》篇中指出：“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用自然和动物作比，形象地说明了文质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思想内容，过于追求华丽辞藻堆砌的文章会“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而且，为了追求新奇、博得关注的文章写作态度也常会导致“逐奇而失正”（《定势》），因此文章写作应“意新得巧”（《定势》），不要“失体成怪”（《定势》）。在思想内容上，《文心雕龙》还深刻地总结了中国文学的起源与经学之间的密切关联，认为经学在思想上的社会教化功能也应是文学遵从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刘勰非常重视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和审美性，注重语言表达的文采，并将“立文之道”总结为形文、声文和情文三类。由于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促使中国文学在表达上重韵律、重节奏，刘勰在《声律》篇中对文章写作在声律上的要求提出了很多创见。总体上，《文心雕龙》认为文学的标准应“文”“质”兼顾，在形式和内容上要取其“中”，既要注重文学表达的形式美，又不能过于追求文风靡丽的形式主义铺排。而这种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写作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我们在阅读《文心雕龙》时，还要吸取其关于文学创作的具体方法，并和自身的写作相结合。一方面，《文心雕龙》提出的很多创作原则可以学习。例如，《物色》篇中讲情景交融时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夸饰》中讲描绘形象时夸张手法的运用说“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这些具体的创作论对我们阅读和写作都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文心雕龙》本身便是骈体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某种意义上，其自身就是文学写作的范本。

　　原书绪言中已经说明，本注本选取了《文心雕龙》中的《原道》《宗经》及《神思》以下二十四篇，凡二十六篇，供初学者阅读。原注者为庄适，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部，早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晚年任常州正衡中学教师，是我国第一套小学国文课本的主要参编者。除《文心雕龙》外，他还选注了《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王士祯诗》等多部典籍。

　　由于《文心雕龙》以骈体文写成，在语言表达上擅长镕裁经典，因此原注中大量的工作在于指出原文的出处，并对其引用的人物、事件加以解释说明，并未过多着力于字词的训释；此外，在原书绪言中已经说明注释时的参考注本，其中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是其重要的注释来源。因此，原注中较多采用黄季刚、范文澜两位先生的观点，有的直接征引，有的部分摘选化用，阅读时可参照这两部著作，本次修订不再一一加以说明。

 

 

 

《文心雕龙》（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