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阿Q们是“惧怕其争”
——《哲学的鲁迅》一书出版

　　近期，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俞兆平先生向学界呈上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哲学的鲁迅》一书。全书40万字，分鲁迅与严复、鲁迅与卢梭、鲁迅与尼采、鲁迅与马克思主义、鲁迅与《阿Q正传》等5辑。

　　何以会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呢？俞先生说，这来自一次阅读感悟。他在通读《鲁迅全集》时，见到《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突然灵感来袭，如果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身后大都站立着一位或几位先哲，都有自己的“家谱”。那么，鲁迅自己呢？

　　他便沿此开始了寻索。他在鲁迅1932年为一位青年作者的诗学论著所写的“题记”中得到答案：“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解纷挈领，粲然可观。”纵观古今，横览欧亚，博采诸家，综合万汇，是鲁迅哲学思想的特点。

　　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是丰富复杂、多向度的，是一个浑圆的整体，它包括哲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任何单一视角的切入，都无法完成对“鲁迅全部思想”的把握；任何一个视角的过分强化，都有可能产生偏离的危险。

　　但很长一段时间，鲁迅思想史的研究多为政治学所覆盖，历史发展中的政治事件往往成为对鲁迅论著及思想解读与判断的先决前提。而和政治学处于同一或更高层面的哲学，国内外学界却缺乏深入的探究，留下了不少可供继续开掘的空白之地。像鲁迅与严复译著、鲁迅与卢梭哲学等皆是，而即使是成为热点的鲁迅与尼采关系，也不少是停留在词句相互对照的平行比较，而未能进入精神内里的溯源与求索。

　　何兆武说过：“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只有向着哲学的高度提升，及其广度的拓展，才能真正理解鲁迅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能深刻领悟鲁迅的论著何以在今天仍具有如此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度。

　　譬如，从哲学的视角考察，就可看出厦门时期是鲁迅思想发展史的关键点。鲁迅一生的思想若简要概括，则是在梁启超所归纳的两大观念中选择：从尼采的“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转换到马克思的“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的理论基点。即从原本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视“众数”为“庸众”的尼采超人哲学，逐步转换到劳动工农是“世界的创造者”的新的哲学基点上来。这一从尼采的“劣制优”，逐步转换为马克思的“强压弱”的哲学观念，主要呈露于他1926年11月的《写在〈坟〉后面》《〈争自由的波浪〉小引》等文章，以及到集美学校所作《聪明人不能做事 世界是属于傻子》的演讲中。

　　俞先生在“自序”中写道：书取名为《哲学的鲁迅》，并非去论证鲁迅是位哲学家，而是从哲学的视角去审视他，企望能“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追溯鲁迅思想与外部世界哲学思潮之关联，如与严复哲学、社会学译著（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卢梭哲学、与尼采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等的关联，追索其内在血脉之贯通，融合新知之悟觉；力求阐明鲁迅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及其相应的历史地位。这是他写作本书的宗旨。

　　国内外的鲁迅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其各个侧向的求索几乎都已达到饱和的程度。那么，俞先生的这部论著能有哪些新的突破及亮点呢？

　　其一，鲁迅对严复的《天演论》，有继承，有否定，“去其偏颇，得其神明”，采用了哲学上的“扬弃”立场。严复强调的“天行”与“人治”，鲁迅是这样接纳的：对自然科学意义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万物进化论，鲁迅是遵从的；对弱小民族宣扬斯宾塞的“天行”说，他是赞同的；而对跟从斯宾塞“丛林法则”的“兽性爱国”者，则以赫胥黎的“人治”予以抨击。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现实中的困境，使鲁迅最后认识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来取代严复译著《天演论》。

　　其二，鲁迅《狂人日记》的写作动机与严复译《群己权界论》有关，“狂人”一词或来自该书。当时的鲁迅在思想观念上，倾向于约翰·密尔和严复的关于社会矛盾为“小己受制国人”的要义。《狂人日记》的意旨，在于批判由小人与庸众所组成的“国群”，对“小己”中“孤独的精神战士”的迫压、暴虐，“吃人”的意象则是这一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展示与深化而已，是一种精神性的象征。鲁迅喊出“吃人”，类同于尼采的“上帝死了”，都代表着“一切价值重估”的时代到来。

　　其三，国内外学界对鲁迅早期思想研究的疏漏是，止于尼采，不再推进至卢梭。鲁迅的“掊物质而张灵明”，是跟随卢梭对唯物质主义、唯科学主义的质疑；而“任个人而排众数”，则是借助尼采“超人”观念对卢梭“公意”说的调整，对“借众以凌寡”的庸众式民主政治的批判。鲁迅发现，淹没卢梭乌托邦式“公意”的愚庸类“众意”，亦即约翰·密尔所揭示的“多数的暴虐”，在中国则表现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它在外，构筑成“铁屋子”；在内，转化为“国民性”。20世纪初的中国先觉者们多因此而陷入悲剧性的结局，鲁迅对此深感痛切，并外化为相应的杂文、小说及论文等。

　　其四，鲁迅前期的“力”之观念，是以尼采“强力意志”为核心，前承达尔文、斯宾塞，后延及对弗洛伊德、柏格森等的理解。鲁迅钟情尼采哲学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现状落入《摩罗诗力说》中“古国衰败史”的魔圈，从汉唐时期的雄健阔大变为晚清的孱弱萎缩，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腐朽力量的绞杀，以及封建统治者阴毒权术的奴化。为使古国浴火重生，鲁迅求助于尼采的强力意志，呼唤“精神界的战士”的诞生；求取生命本体的勃发与飞扬；坚执于深沉韧性的战斗。1930年前后，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美学，逐步疏离、告别了尼采哲学。

　　其五，国内学界对鲁迅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从逻辑体系、学理深度的视角来考察，略显零乱、粗率了些。若要更清晰地把握鲁迅这一思想脉络，拟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关系、社会改造的途径、人的历史社会性、文艺的本质功用及审美特性等方面，予以梳理与阐述，并作出相应的评说与判断。鲁迅在厚重的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化融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对恩格斯、普列哈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哲学、美学的接纳，并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了独特的回应。

　　其六，鲁迅对于阿Q不是“怒其不争”，而是“惧怕其争”。鲁迅当时冀盼的是在精神上彻底觉醒的革命先驱者，如写《革命军》的邹容、《药》中的夏瑜、英国诗人拜伦等，而非以权力、金钱、女人为“革命”目的的阿Q式的人物。按照“以鲁解鲁”的研究方法，阿Q这个人物形象原型的身份定位，如鲁迅说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的成分较大，其最主要的个性特征是“精神胜利法”与投机革命，阿Q属于投机革命的越界的“庸众”。

　　上述六点或可视之为该书的亮点。俞先生说，目的是想为现今国内外学界的鲁迅研究增进一些生机与活力。

　　《哲学的鲁迅》出版在国内学界激起了一定的反响，其因就在于它的原创性。这和俞先生锐意求新的学风分不开。他曾说过，从事文学研究40余年，有一信条严守至今，这就是“不求第一，但求唯一”。遵从鲁迅对学术研究的要求“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避免重复他人见解，若无新意，则不轻作。他一贯主张：文学研究就是要创新，拿出新的判断，拓出新的界域，如此，方有学术生命力。

　　像该书的撰写策略就是以提出问题为定位，解答问题而展开，力求以点带面，避免全方位布局的面面俱到；在研究方法上，他侧重于运用“以鲁证鲁”“以鲁解鲁”，即以史料实证为前提，以经验归纳为逻辑原则。他发现，鲁迅有他的精神密码，这密码就藏在他的全集中，有待我们去破译。而“无征不信，孤证不立”，强调原态史实的实证和历史语境的纳入，则是俞先生坚持多年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所以只要条件可行，他都尽量求助于鲁迅自身著作，一字一句地积累原始资料，苦思冥想地寻求真谛。

　　既拓宽视野、开辟新径，又尊重史料、钩沉稽索，这种研究范式在当今应值得重视。对学术持敬畏之感，在学术研究中持恒心与毅力，更是俞先生、《哲学的鲁迅》给予读者的启示。

 

 

 

原载于《福建日报》2023年4月4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