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宏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翻译处女作弗洛伊德《诗人与昼梦的关系》（《湖北美术通讯》1982年第5期）至今，40余年里，邵宏除了以《美术史的观念》《衍义的“气韵”：中国画论的观念史研究》《设计的艺术史语境》《东西美术互释考》等著作奠定其艺术史研究者的身份外，还翻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论艺术与鉴赏》《风格问题：装饰历史的基础》《艺术批评史》《视觉艺术中的意义》等一系列西方艺术史上的经典著作。其中，《艺术批评史》和《视觉艺术中的意义》近几年先后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这一经典系列中新增“艺术类”成员。
　　“我译的这两本汉译名著，之前都有人译过。”因为这个缘故，对我采访提纲中关于重译的话题，他感触尤其深。《艺术批评史》第一个中译本译者是邵宏的硕士导师迟轲（迟译本书名为《西方艺术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而《视觉艺术中的意义》此前的译者是曾任中国日报高级英文编辑的傅志强（傅译本收入“美学译文丛书”，是该丛书中唯一一本由个人独立完成的译作）。“有千年的著作，没有千年的译作。”由于不同时代的文风变化，对经典的理解会随着学术的发展有所深入和变化，因此，同一部著作在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译本，是情理中事。这也正是邵宏重译《艺术批评史》的因由。在邵宏看来，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迟轲，其汉语训练和自己这代人不同，比如迟译《艺术批评史》中，将 Idealism译成唯心主义，而Idealism对应的只能是materialism，而在作者文杜里那儿，与Idealism相对的却是naturalism。如果将naturalism译成自然主义，则Idealism应该译成理想主义。“像这一类问题，老一辈都会遇到，估计以后下一辈译者推翻我的翻译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邵宏说，这样的时候，就要求译者要尽量地还原到作者那个时代的词汇形态和观念形态，才不会出现太大的错误。即使有，也只是一些汉语表达过时了的问题。此外，迟轲将《艺术批评史》译成《西方艺术批评史》，明明是“艺术批评史”，翻译时不能随便加字，文杜里虽然在书里没有介绍中国的艺术理论，但在导论里却专门提到了喜龙仁的《中国画论》。

《艺术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

　　“重译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译者都会犯错，比如时代语境没对上，一般的译者要想有这种感觉不容易，需要训练很长时间。第二，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迟轲是美术专业出身，所以《艺术批评史》翻译中基本没有专业术语的错误，而这恰恰是傅译《视觉艺术中的意义》中最大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邵宏在几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艺术史翻译时呼吁：希望专业人员（专家）能够抽出时间来从事学术翻译工作。“因为语言上的问题不麻烦，麻烦的是专业问题。”
　　梳理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翻译，邵宏认为最好的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汉语世界中几乎达到了最高水平，甚至超过了日本。“商务的汉译名著系列都是由专业人员翻译，这个传统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但美术史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也是这样子的。80年代以后，慢慢地就有一些外语专业的人来做（翻译）。”邵宏说，翻译界有个现象，那就是，只要是多人参与翻译的书，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他眼里，这是翻译界的“大忌”。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年里翻译了那么多书，却没有几本能够留存下来。
　　但好在这些年在中国美院教授范景中的引导下，慢慢地有一些专业研究者加入这个队伍。邵宏认为，翻译训练对每个人都非常必要，尤其是专业学习者。早在80年代师从迟轲读硕士时期，他便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了40多万字的美术史材料的汉译（后结集为迟轲主编的《西方美术理论文选》，1993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随后他又翻译了贡布里希的《为多元论辩护》，发表在《美术思潮》（1986年第3期）。这篇译文引起了范景中的注意，从此加入其翻译团队的事业，后来他还拜在范景中门下，读了艺术史专业的博士。邵宏将迟轲视为自己走上翻译道路的带路人，而在平时的翻译实践中，他有一个习惯（同时也是给自己压力），那就是喜欢把读到的优秀汉译（如迟轲的译作，吴甲丰译《印象画派史》、范景中译《艺术的故事》等）拿来和原著一句句地对照，学习其中比较麻烦难以处理的地方，看看中文译者是如何表达的。这个过程中他学到很多翻译的知识，自然也会发现译者犯的错。说这些的时候，邵宏特别强调，没有人不犯错，相比起来，优秀的人只会犯一些小错。而这个学习、对照的过程成为他翻译的起点，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会更加警惕，避免掉进翻译的“陷阱”。

　　1985年，给访问学者做口译，右四邵宏

　　也是在这一时期，邵宏意识到译者的相关专业知识有助于对专业文本的理解，偶尔也会写些这方面的文章。其中，在《文化“陷阱”小议》（《中国翻译》1988年第2期）里提到：《汉英词典》里“壁画”词条“敦煌壁画the Dun-huang frescoes”是错的，应改为“Dun-huang murals”。他的这一建议后来被《汉英词典》吸纳，在修订版中作了修改。这也让他深深地领会到《牛津英语词典》主编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的名言：再差的词典总比没有强，再好的词典也不可能没有错误。译著也是一样的道理，有总比没有要好，最好的译本也会出错。所以，在重译《视觉艺术中的意义》时，他也会经常对照傅译本，对这位前辈译者心怀敬畏。“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能把这本书啃下来，非常不容易。”邵宏说，绝不能因为后面有了新译本而把前面的译本说得一钱不值。我们要对被人改译、重译有一个开放、愉快的心态，至少说明你这本书选得好，还有人在意。

《视觉艺术中的意义》（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

　　年轻时精力旺盛，邵宏一天能翻译六七千字，但随着年岁增长，精力、视力大不如前。现在，他每天给自己的任务是翻译两三百字，好在出版方也不催他，他可以慢慢来。他自谓翻译得慢是因为要追问每个词背后的文化，比如翻译“antique music”，“古代”指什么？一定要具体到希腊音乐，如果再追问下去就是毕达哥拉斯全音，不能含糊。他以韦卓民为参照，韦氏一生虽然写了很多著作，但后人只记得他翻译的康德的著作。“我觉得如果能奉献一两本好的译本，会比自己写五本书还厉害。”于他而言，是把翻译当成一种趣味，甚至是一项公益事业。“但不能要求所有人这样”，因为在中国，翻译的稿费很低。“我每天大概赚20块钱左右，买份盒饭都不够，但翻译对我来说，就是找个好玩的事情做做，觉得挺愉快不就完了吗？！绝大多数人在一生中也做不出什么伟大的事业，好玩你做就完了。像我喜欢翻译，只能搞这个老来还可以玩的东西。”此外，他的体会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继续阅读。年龄越大，翻译和阅读也越丰富，翻译的体验也不一样。
　　邵宏生活在广州，那天的采访我们只能借助视频进行。中间因为几次语音突然变低，他只得拿起手机凑近嘴巴来说话，谈得兴起时，他的语速加快，声量提得很高，整个人在客厅里无意识地来回走动。即使在电脑上小小的对话框里，也能感受到他对自己从事的艺术史专业的热爱和激情。的确，邵宏热爱翻译，在早年便显示出了对专业语汇的敏感。1971年7月，13岁的邵宏考进湖北省汉剧团学戏，四年后调入位于昙华林（华中村）的湖北省美术院学书画装裱，对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设计等专业及其相关术语也有一些接触和了解。当时，湖北美术院隶属湖北省文联，每到开大会时，他有机会遇到徐迟、碧野、姚雪垠等这些作家，少年邵宏在心里油然升起对文化人的崇敬之情。华中村是华中师大教师住宅区，能人云集，邵宏后来学翻译时的老师李定坤即住在这里。当时湖北省人民广播电台有广播英语，他跟着广播从字母开始学起。之后湖北成立直属机关业余大学，他进入那里的英语系学习。1981年他在业余大学读书时的第一个基础英语老师是蒋介石的义女吴驯叔。她每天提前15分钟守在教室门口，纠正学生们的发音。在邵宏的回忆里，那是他人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2014年，邵宏经由广州美院的黄专结识商务（上海分馆）编辑鲍静静，其时商务刚刚开始涉足艺术史的译介工作。此后，由范景中（主编）、邵宏（副主编）组织的“艺术史名著译丛”便一直在商务持续推出，译丛精选瓦尔堡、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哈斯克尔、弗里德伦德尔、扎克斯尔、温德、库尔茨等世界一流艺术史家的西方艺术史学研究的经典论著约50种，系统介绍西方艺术史和艺术史学。邵宏入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艺术批评史》和《视觉艺术中的意义》即出自该系列。回顾中国艺术史学的译介历程：上世纪初滕固等中国艺术史学的开拓者开始将西方艺术史译介到中国，80年代中叶，范景中和一大批青年学者开始系统翻译西方艺术史学的学术工程，对中国艺术史学产生了持久深入的影响，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艺术史名著译丛”可谓这一学术工程的延续和发展。
 

“艺术史名著译丛”

　　对于中国艺术史学科发展来说，经由这些年比较集中的译介引进，成效显著。“这方面我们得向范景中老师致敬。”在邵宏看来，今天，在国际上，中国学者可以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无论是学科规范，学科共享语言，还是所使用的材料等方面完全一样。而在做研究出成果的水准上面，中国甚至要胜过西方。“因为我们对于西方现当代研究状态的了解，大大超过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而且我们还能够从中对他们提出很多的疑问，因为我们教西方美术，中国的外国的都涉猎，有一个比较的眼光和视野。”
　　在我问到中国艺术史学科发展现状的问题时，邵宏毫不犹豫地回答：“非常好！”这简短的三个字后面，其实是一大批中国艺术史学者辛勤耕耘的结果，也寓示了这一学科领域薪火相传的学术历程。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2年05月03日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