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讲义系列”（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何谓经典？葛兆光认为：

 

　　经典是在历史中不断被解释、被整理而形成的；经典不是神圣的、权威的、不可以被改变的东西；我们不要死守经典的神圣光环，要把反思和理解知识的权利返给读者。

 

　　中国的经典是杂糅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封闭的，纯之又纯的东西，我们应该对所有文化持开放的心态。

 

　　葛兆光教授的思考总是能直达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他对经典的诠释，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在当今学术界，葛兆光教授是少有的兼通文史哲研究的大家。纵观葛教授的学术历程，从宗教史到文学史，再到思想史、学术史、史学理论等，他始终在不断变换研究视野和领域，并出版了一系列在海内外都颇具影响力的专著。葛兆光教授擅于用通俗的方式表达精深的理论，语言明白流畅，深受读者喜爱。可以说，翻开葛兆光的任何一本书，读者都可在其独到的见解中有所感悟。

 

　　202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葛兆光讲义系列”，已陆续出版《中国经典十种（修订本）》《古代中国文化讲义（重订增补本）》《学术史讲义：给硕士生的七堂课》《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等四种，不仅提供了知识，更提供了思想和洞见。现摘选《中国经典十种》的序言，从中可一窥葛教授的深刻洞见。

 

 

 

《中国经典十种》序言

 

　　近来常有一种风气。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急急忙忙把它转换成“儒家经典”。我总觉得这种观念有些偏狭。其实，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绝不是“单数的”传统，而应当是“复数的”传统一样。我一直建议，今天我们重新回看中国的经典和传统，似乎应当超越单一的儒家学说，也应当关涉古代中国更多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这样，一部介绍中国经典的书，就应当涵盖和包容古代中国更广泛的重要著作。

 

　　简单地说有两点。第一，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以及东方的日、韩，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如宋孝宗、明太祖、清雍正皇帝）,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仅仅说儒家，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比如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社会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第二，也许还不止是儒、道、佛，传统中国有很多思想、知识和信仰，可能记载在其他著述里面，“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广泛些？比如历史学中的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通鉴》之类，是否可以进入经典？西方人从来就把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算成是必读经典的。重建文化认同和进行传统溯源，也从来少不了历史著作，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们叫作“经典”来重新阅读？至于古代中国支持经典研读（那算是“大学”）的基础知识（也叫“小学”)，就是文字之学，其中的那些重要著作，《尔雅》是早就成“经”了的，而《说文》呢，更是可以毫不愧疚地列入“经典”之林的。道理很简单，古人早说过“通经由识字始”，不识字能读经典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也不妨让它们拥有“经典”的资格，莎士比亚那些曾被称为粗鄙的北方人的剧作，不也列入了西方经典之林了吗？因此，我在这部《中国经典十种》里面，既选有传统儒家的经典，也选了佛教、道教的经典，既有诸子的思想著作，也有史著和字典。

 

　　说到经典，还必须补充说明，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得它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还有的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和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历史里重新理解。所谓“放回历史里面”,就是说，这些经典需要先放在那个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就比如《周易》打一开始，就不是那么哲学和抽象，在那个时代可能就是占筮；《史记》在那个文史不分的时代，不必那么拘泥于历史学的谨严，就是可以有想象和渲染。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用一句理论的话讲，就是要“创造性的转化”。

 

 

　　《中国经典十种》原来是我在大学里讲通识课程的讲义，在理想中，大学应当是理解文化传统和提倡精神自由的岛屿，阅读经典也许正是实践这一理想的重要途径。布鲁姆（Allan Bloom ,1930-1992）在《美国精神的封闭》(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中曾说，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以便人们在共同问题和丰富知识基础上，建立“今人和古人在思想上的友好联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圣贤原则是必须遵循的教条，也不意味着古代经典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对经典的看法很简单：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不大可能纯之又纯、原汁原味，以为我们今天可以重新扪摸圣贤之心，可以隔千载而不走样，那是“原教旨”的想象；第四，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我也希望我所诠释的“旧经典”，能够成为今天生活中起作用的“新经典”。

 

《中国经典十种》（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