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语，再来一千零一年

《西班牙语1001年》（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

　　《西班牙语1001年》已由裴枫译就问世。这是墨西哥学者安东尼奥·阿拉托雷（1922-2010）最著名的作品，1979年首次出版，1989年再版，2002年加脚注并修订发行第三版。如今译成中文，虽然距最初的撰写已经过去了44年，但这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大学扩招、西班牙语专业快速发展的44年（当然，中国高校西语专业教学已历70年），而我们所教所学的，仅仅是“标准”的卡斯蒂利亚语，而不包括其他的并列官方语言和原住民语言，仅仅是“现代”时期的印刷形态。因此，这时候来考究它的起源和发展，恰逢其时。

　　首先需要理解的是，所谓1001年，确定性中存在着模糊，形式上是对《一千零一夜》的致敬，赞颂一门语言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带点魔法元素”的，理念上更是对西班牙著名语言学家、史学家梅嫩德斯·皮达尔的认同——皮达尔认为现存最古老的手写西班牙语文献（拉丁语文本空白处的西班牙语词批注）可追溯到公元975年，于是多个国家在1975年庆祝了西班牙语的首个千年。算到阿拉托雷动笔写作时，其实已经不止1001年，甚至那些词语在书写出来之前早就活在人们口中，数字只是个象征，用零头指示着超越、变化、绵绵不绝。

　　为此，阿拉托雷花费了六章，来讲述卡斯蒂利亚语（在西班牙中西部卡斯蒂利亚地区）的诞生、巩固、鼎盛（分三部分），以及最终形成的现代西班牙语。他采取叙述而非论说的行文，将历史背景、语言现象与文学作品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清晰地展现了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语口语和书面语的演变脉络。

　　作者认为，西班牙语是鲜活、有生命力且不断变化的实体，特别强调了美洲西语丰富西班牙语大家庭的突出地位。他还借着讲述西班牙语的历史，提出了一个在近半个世纪前相当大胆的观点：传统上被语言学家认定为“不正确”的使用形式，其实可以宽容地视为一种“创新”，因为演变是任何一门有生命力的语言的重要特征；因此，语言学家在研究时应保持中立，不对语言中的新现象作正确或错误的规范型判断，而是以一种包容的态度来观察。作者对研究语言时所采取的这种非规定性、描写性的方法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展示了对语言变化包容的态度，被视为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

　　不止如此，作者在介绍卡斯蒂利亚语的诞生之前，还安排了五章、约四分之一的篇幅，介绍印欧语系、前罗马时期伊比利亚半岛的语言、罗马人的语言，以及西哥特时期和阿拉伯时期的民族混居、语言混生。其中前两章由于总体性和语言材料缺失，很难被国内学界纳入考量范围，因此尤为珍贵。如第一章提出（新理论认为）原始印欧语7000年前发源于黑海南部至高加索山脉及幼发拉底河流域，与农业的诞生紧密联系，之后发展出安纳托利亚语、希腊-亚美尼亚-印度-伊朗语、凯尔特-意大利-吐火罗语和波罗的-斯拉夫-日耳曼语四个分支。在这个体系里，可以通过许多例子——比如数字——来不断印证西班牙语与多种语言的亲缘关系和延续性。这种延续和演变既是语言内部的，也发生于语言之外，可以说，语言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史。

　　第二章既交代了前罗马时期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又不断突出语言这一主线。虽然当时半岛上的原住民只有两三个民族有文字，考古遗迹也少，语音更是无从记录，但通过地名和现代共有的词汇，仍然可以梳理出腓尼基、凯尔特、希腊、迦太基语言的影响；而巴斯克人总是强调自己语言的特殊性，也因为那是唯一存活至今的原始语言，并且这一民族从何处迁来仍然是一个谜。不过除了这种知识，最特别的是一些非母语者很难注意和定性的感受，比如barro、gorra、zurra、perro这些是“非常伊比利亚式的”“雄浑的词尾”（原文为sonora一词，即“响亮”，译为“雄浑”意境不同但也很有趣），或者将重音改落至倒数第三个音节是源自“某种史前伊比利亚的神秘力量”。这些描述让我们常说的“语感”少了些神秘，多了很多入口。

　　篇幅有限，实在不容一一列举，不过概括至此，已经能让大家注意到，相对于《西班牙语词汇学导论》的清晰实用，这本“轻学术著作”还是有些门槛的，普通中国读者千万不要被作者的“和蔼”所蒙蔽，更不要因为迷惑而动辄“差评”——作者跟我们确实有很大的、来自主观客观多个方面的信息差。

　　他在开篇序言里恳切地说：“我绝不会讲得枯燥沉闷或苛求读者……唯一请求是您对本书的主题有点兴趣”，仿佛真的马上要讲一个生动的语言史故事，事实是，捧读中译本的我们、在新媒体时代习惯了“有趣的XX史”“X分钟弄懂XX”的我们，跟与他共享“我们的语言”的我们，并不是同一群人。如果说他的1979年版是送给银行重要客户的圣诞礼物（前后印了两万册），1989年版“4000册一售而空”，或“2001年第9次印刷”，那么这种广泛的接受度基础在于“以西班牙语为母语”——那种对自己语言的好奇是有文化根基的，是“点破”和“会心”的；而对于西班牙语，大多数中国读者，乃至许多学习者，还在破除陌生感、缩短心理距离的道路上摸索，这也是作者所谓“语言文化的缺失”，时空位置不同，无可厚非。

　　但这并不是不建议读《西班牙语1001年》了。正相反，我们欢迎全国百所高校的西语专业教师人手一本，去理解，去解释，把语言史变成更多人的常识。

　　实际上，作者阿拉托雷不是语言学家，他是墨西哥学院的文学教授，尤其着力于研究“第十位缪斯”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同时主办和参与了多份文学杂志——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西班牙语诞生、巩固、鼎盛的篇章里举了多少标题和引文啊，简直不知道是要证明语言的演变还是自己的文艺。对了，他还在跟好友组建的文艺复兴音乐合唱团里担任男高音，所以能在第六章专列一节“发音提示”，讲解各个音素的中世纪发音。

　　总之，在1979年半年里迅速完成的这样一本书，是一个墨西哥知识分子“常识”的溢出，是他对语言所塑造的自我的深刻反省，也正是我们最需要借鉴的东西，因为长期苦于归纳中心思想和背英语单词的我们，已经不在意日常只有外国人才字正腔圆地说“你好”“再见”，而我们跟人总是“哈啰”和“拜拜”。我们也想下同样的结论：汉语非常健康，但这需要更多的语言“自然主义者”加入观察和思考。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4年03月06日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