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邮差

《思想的邮差》（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

　　“在我们这个可思虑的时代里最可思虑的是我们尚未思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海德格尔即对他所处的时代下了这样的断语。在这个万物都变得飘忽不定的时代，更多的人恰似水上浮萍，随波逐流，沉浸于瞬息万变的数字洪流，“思”与“想”似乎正越来越遥远。海德格尔如果生在此际，不知又会发出何种嗟叹。至少我这个厕身于媒介学术研究的人，对于社交媒体环境中思想稀薄的状况总是会生出些杞人忧天之感。

　　非常偶然地得知王强出版了新书《思想的邮差》。久闻王强的大名，缘于他此前出版的《读书毁了我》《书蠹牛津消夏记》，特别是后者，因我做过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的缘故，特地买了一册海豚出版社的精装本，以为收藏。在那本书中，王强对经典书籍的追寻以及对书对于人生之意义的探讨，令人读之难忘。这次，王强将上述两书修订之后与《思想的邮差》一起交付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一并出版。甫一看到坊间书影，便觉三书样貌不凡，不由得又重新收集一套。到手过目，无论设计，还是材质，果然让人欣喜。

　　王强是新东方三位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真格基金的联合创始人。最近大火的、连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都颇为关注的《黑神话·悟空》的投资人亦曾在他的真格基金历练过。从这个角度看，他是了不起的实业家。

　　放眼全球，实业家不少，但实业家中爱书“爱到死脱”（沈昌文老先生谓王强语）的人恐怕极少。爱书，不仅是收藏书，且热爱书中思想。尤为重要的是，爱书人自己又精于思想者，恐怕更是少之又少。如果说读书有姿态，王强读书的姿态是回归读书人本该有的姿态——爱值得爱的书本身，爱所爱之书中思想的魅力。

　　或是因此之故，他将新出之书命名为《思想的邮差》。“思想的邮差”是该书第一篇，是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先生米寿而作。在王强看来，作为出版家的沈昌文先生像极了“思想的邮差”，一生以书为业，将思想之光、启蒙之思传递到万千读者之中，实在是厥功至伟。

　　“思想的邮差”的确是一个精彩的妙语。作为出版者，将作者的所思所想传递给社会公众，当然可以看作“思想的邮差”；作为写作者，撰写书人书话或者在写作中将前人精妙的思想介绍给读者，自然也可视为“思想的邮差”。

　　其实，细细想来，“邮差”是将邮品从此地此人手中传递到彼地彼人手中，在此过程中，一般而言，作为物品的邮品是没有什么损益的。“思想”与此不同。传播思想史学者约翰·彼得斯有一部讨论人类思想交流的著作，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何道宽教授翻译为《交流的无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邓建国教授翻译为《对空言说》。“无奈”也罢，“对空”也罢，都昭示了人类的交流与思想的传播，恐怕是相当不易的。彼得斯的观点是，完美的思想交流几无可能。

　　完美的思想交流几无可能，预示的其实是参与其间的各个环节（当然包括人）都有重塑思想的可能性。对于沈昌文先生这样的出版者而言，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观念是他想传播给社会公众的，相信凡是看过老先生晚年相关回忆录及书信集的读者，自会感知到他于此是颇有个人见解和洞见的。同样的，王强先生推崇的知堂老人读书、译书、写作的路径，写作者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不仅传达了他们所依凭的、推崇的人物的思想，也将自己的思想凝聚其中。换言之，将哪些思想者的哪些思想，纳入自己的出版实践和运思框架中，已经是在思想了。

　　一个事物总是在生成着，生成的过程，即是一件事物向着它所不是的新事物转变的历程，这是法国思想家德勒兹的观念之一。出版者的工作其实超越了“邮差”（事实上，作为思想的邮差，任务也是难以达成的），写作者的事业也超越了“邮差”——邮差，是负责将东西送到，东西不会有损益，但思想在传递过程中总是发生损益。使传播的思想发生损益，恰恰彰显了出版者和写作者的价值——因为他们生成了新的思想。

　　在我看来，无论是沈昌文先生，还是王强先生，都不只是“思想的邮差”，他们自身都是“思想者”。通过各自的工作，他们不仅传递了别人的思想，也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万千读者。人与书之间这样的互动，超越了“邮差”之责，这是思想的姿态。

（原载于《解放日报》2024年11月16日06版）